【大纪元7月27日讯】(亚洲时报方德豪撰文)民望持续下跌的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近日终于就香港民主发展问题表态。曾荫权公开表示，可以先集中研究先普选行政长官的可能，争取在2012年实现香港特首由普选产生。曾荫权提出的这点建议，背后应是大有文章，甚至应该是有高人教路。
曾荫权近日对香港亚洲电视表示，普选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曾荫权所谓的“易”，是指普选特首“较普选立法会议员为容易”。根据“香港小宪法”、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香港行政长官的产生，最终应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按曾荫权的说法，“有关行政长官普选的框架，已经在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勾画了出来”。他建议按基本法的框架，社会只需集中讨论“广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内涵，成事机会较高。
曾荫权此举，算是回应了外界对香港的普选诉求。按曾荫权的说法，“普选”一直是六成香港人的期望。事实上，普选也是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国际都市的普遍期望。香港具备法治、强大中产阶级、经济发展也颇成熟，普遍认为发展民主的条件。中国政府和曾荫权如一味回避普选问 题，最终只会一起遭遇“政治伤害”。
这次曾荫权抛出普选特首的想法后，外界自然有一悬念：有关建议是否能为北京所接受？对此问题，现时仍是有待观察，但可以指出的是，近年中国内外的一些局势变化，已产生了北京调整香港政策的一些客观空间。
在 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中，香港市民表现出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高度热情，有港澳办官员直斥香港为“反共基地”。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排斥香港普选。但在回归之后，香港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大陆，今天香港深深明白其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实在没有成为“反共基地”的条件。事实上，中国在换届以降，新的国家领导人在处理香港问题时，虽也循规蹈矩，也某程度上展现了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信（例如起用“英国爵士”曾荫权当香港特首），相信这点变化也跟香港跟中国内地关系日益密切有关。
香港在１９９７年后已回归中国，中国一直强调有能力管治好香港，结果在董建华成为香港特首的期间，特区经济和社会都处于黑暗时期；经过这个经验，香港社会即使对普选无共识，却也一致同意在特首产生问题上要作出改革，确保最不受香港市民欢迎的人选不会成 为特首。在某程度上，香港社会也需要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机制作为香港社会团结安定的安全阀。
另外，台湾的总统已由普选产生，岛内独派甚至统派一直以香港不民主作为拒绝中国大陆提出“一国两制”收回台湾的理由；如果中国中央政府连香港特首普选也容不下，试问北京如何可以说服台湾民众相信台湾跟中国大陆统一？
中国政府现在开始强调“中国人在民主政治问题上不要妄自菲薄”，英国人当年认为可以做到的，为何中国政府办不到？以现今中国领导人的信心而言，他们也应该有容纳香港有条件实行普选的可能。
对自称“务实”，事实上也属“醒目香港仔”的曾荫权来说，提出“先行普选特首”的建议，明显也有考虑到北京的立场。曾荫权这次以技术性理由把立法会短期内实 施普选的可能否决掉，这也算是保住了中国中央政府渴望香港维持“行政主导”的大前提。因为泛民主派和政党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已经存在并参选立法会，中国大陆不可能把泛民主派或政党人物排斥于立法会之外，但特首选举则不同，一个颇大的可能是有关选举会循着现行的规则，要求特首候选人没有政党背景。这么一来，未来经普选产生的香港特首的理念虽有可能跟某些政党相近，但始终他或她不受党章约束，权宜的空间较大，香港出现不受北京控制的执政党的风险可谓极小。
最重要的是，基本法早已规定有一个提名委员会，特首也是“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换言之，这个提名的程序，也可确保北京不接受的候选人不能参加选举。相对普选立法会，普选特首对北京的风险系数确是不高。
也不要忘记，被视为“中国国家主席智库”的清华学者，中国香港和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王振民曾于今年４月开列香港实施普选的“六大条件”（注），换言之，如果香港要实现普选，各政党就要在２０１２年前先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以及完善政党法上开绿灯。对中国中央政府而言，这可谓是“除笨有精”，绝对没有做亏本生意。
曾荫权建议普选特首，也算是稳住他个人于２００７年连任香港特首的威信。曾荫权就香港民主发展问题表态的时候，刚好是他的民意蜜月期结束之际。据香港大学民意网站7月25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曾荫权民望持续下跌。据这次7月中的最新调查显示，曾荫权得65.4分，较半个月前跌0.4；他的支持度大约是回复至去年12月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付诸立法会表决，引起社会争论期间的水平。
巧合的是，近期在香港关于政制发展的讨论确有升温趋势。6月底开始，前香港政府二号人物、原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呼吁曾荫权向北京反映香港市民对普选的诉 求；7月1日，陈方安生带着家人一起参加由香港泛民主派发起的游行。一时间，本来已冷却下来的普选议题又再成为媒体焦点。
曾荫权自去年6月底宣誓成为香港特首后，民望本来一直较董建华当特首时的水平要高一些。一般认为，自称“寂寞推销员”的曾荫权出身港英政务官，在推销政策、应付突发事件、以及面对国际媒体时的表现，均较董建华优胜，兼且他上任后享有一段时间的民意蜜月期（因为社会上各项争论仍未累及其个人声誉），所以出现社会上支持较高的局面。
曾荫权自去年底出台一套略为改良的立法会和特首选举方案，但结果该方案遭泛民主派反对而在立法会给否决。自此之后，曾荫权强调集中精神处理香港经济和民生问题。不过，自有“香港良心”之称的陈方安生声援香港的民主发展后，香港市民对特首的要求，尤其是在 政制发展方面的期望明显增加，其民望的压力也相应加大。
去年年底，曾荫权宣布改组咨询组织策略发展委员会，扩大其成员名单到150多人。其中，负责政制发展的小组委员会包括了7名泛民主派人士。不过，批评者指出，此委员会人数过多，泛民主派人士太少，且没有具体制订普选路线图的时间表，最终多会沦为没有共识的口水会。
曾荫权这番就香港民主的表态，可望能够改变他近期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少，曾荫权以此向香港市民表明，他并非一味回避香港民主政制的问题。现时他已把皮球 踢给各政党，被视为“保皇党”的政党，多不会反对，而泛民主派如果坚持要捆绑双普选，最终一拍两散，也要承担给一些愿意妥协的市民的责难的风险。
无论曾荫权的建议是他本人想出或是北京授意，他这回也算是立于不败之地。起码他要连任香港特首时的基本支持度可以维持高于董建华的水平，这样，他已算是达到目的。
注： 王振民今年4月27日出席“港澳基本法颁布十六周年研讨会”时提出普选六条件：
一、社会各界认同普选，并取得中央认可；
二、有利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保证经济不衰落；
三、先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及完善政党法；
四、足够的国民教育；
五、各界应寻求积极建设性而非对抗式的政治文化；
六、各界需有足够时间，适应普选后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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