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简说文革浩劫(十二)

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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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5日讯】 林中之彪意难定 折戟沉沙世界惊

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全国是为了取得其对政治和文化上的绝对领导权。从文革浩劫初的红卫兵无法无天的在学校杀教师﹐杀学校领导﹐夺去了学校的领导权﹐演变为1967年1月在上海暴发的所谓的“一月夺权风暴”﹐一场邪恶的夺权闹剧在全国先后上演。

经一年零八个月﹐到1968年9月时﹐中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大权先后被各地的所谓的“造反派”夺了权﹐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标志着共产邪灵附体以炎黄子孙的鲜血血洗了华夏大地﹐其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得到了加强。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使共产邪灵附体以炎黄子孙的鲜血血洗了华夏大地的罪行在中共党内得到了认可。

但是﹐罪恶并未结束﹐就在这次大会上﹐共产邪灵附体宣称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1970年初开始的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由中共中央直接发动和领导﹐利用公检法机关的组织形式﹐以国家机器直接参于残害民众的暴行﹐在全国范围内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了又一场反天理、反人性的迫害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运动中﹐至少造成十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直接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万人。这是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在用民众的鲜血来巩固其领导权﹐是共产邪灵附体本质的表露。

共产邪灵附体在组织外的无休止的杀戮﹐必然在其组织内引发反应﹐使内部的相互残杀出现新的格局﹐又将有一个多头恶龙中的一个头所操控的人遭报而被赶出局﹐这个人就是林彪。

林彪本名是林育容﹐林彪这个名字是他自取的﹐“彪”字意指小老虎﹐又比喻身材高大﹐有威武勇猛之意。但是林彪的身材并不高大﹐外形也很难让人产生有威武勇猛之意的印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一直伴随林彪一生。

在1949年中共非法建政前﹐林彪有两件事是广为人知的﹐一是在抗日战争中﹐于1937年9月﹐时任中国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的林彪﹐指挥部队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一带的蔡家峪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伏击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虽然这场胜利并非中共吹嘘的离了谱的什么大捷﹐而是位于平型关一带的“蔡家峪伏击半徒手小股辎重日军得手的小战”﹐歼敌400名左右﹐缴到了日军不上100条的完整步枪(彭德怀语)。但是﹐这毕竟是一场抗日的战斗﹐林彪也因此而出名。

二是在中共非法挑起的内战中﹐于1948年﹐林彪指挥共军围困长春时﹐惨无人道的不让长春老百姓从城里逃生出来﹐造成两个月之内就死了二十多万的无辜老百姓﹐如此滔天大罪﹐留下的是千秋骂名﹐罪业缠身。以致怪病不离身。

在1949年中共非法建政后﹐林彪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手段﹐在共产邪灵附体造假神的运动中﹐扮演着超级吹鼓手的角色。在毛泽东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失败﹐造成四千多万饿殍尸体遍布中华大地的时候﹐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全国三级共干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极权地位遭到动摇时﹐林彪却说出这样的话﹕“凡是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地方﹐就无往而不胜﹐凡是损失严重的地方都是不听毛主席指示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是﹕凡是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地方﹐就无往而不败﹐凡是损失严重的地方都是听了毛泽东指示的结果。林彪的这种正话反说手法﹐既为他能爬到仅次于毛泽东的高位提供了条件﹐又为他最终葬尸荒沙埋下了伏笔。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16日刚刚通过臭名昭著的“5﹒16通知”﹐5月18日﹐在同一会议上﹐林彪就发表了令毛泽东心生疑惑的被称为“政变经”的“5﹒18”讲话﹐这篇“政变经”﹐用林彪的话讲﹐是“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的产物。这个产物﹐因为不是一般事先可能有许多掩盖、修饰的讲稿﹐表露了林彪内心深处有搞政变﹐从毛泽东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欲望﹐这也是共产邪灵附体组织邪恶的运行机制的一种表现。文革浩劫中﹐毛泽东利用了林彪的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林彪也从中取得了在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内坐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他们之间互相利用的利益空间一旦基本确定﹐他们之间互相残杀的本性就会表现出来。

在所谓的林彪事件中﹐陈伯达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角色﹐1970年8月中共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与林彪的深层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一开始﹐毛泽东先拿与其共事30多年﹐不经意中﹐却靠近了林彪的陈伯达开刀﹐杀鸡给猴看﹐但是﹐他面对的不是一只猴﹐而是一只彪﹐所以收效甚微。

毛泽东对林彪说﹕“陈伯达带头闹事﹐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而林彪一听﹐就知毛泽东是在指桑骂槐﹐说的就是他林彪﹐这算是初次摊牌﹐

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一是刘少奇惨死在国家主席任上﹐他不愿意去填这个不吉利的凶位﹐二是他不愿意林彪接这个位﹐给他造成更大的威胁。

毛泽东反对天才论﹐则是共产邪灵附体反天、反宇宙的邪恶本性的表露。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的书﹐怎么是天才﹖历史上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巨人和伟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

毛泽东说他不是天才﹐此话倒也不假﹐但他说﹕历史上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巨人和伟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这句话﹐作为人来讲的毛泽东﹐只能说他是孤陋寡闻﹔对于操控毛泽东的共产邪灵附体来说﹐则是用心险恶。大家知道﹐人类社会正的宗教都是以信仰正神为基点、为其根本特征的。这些正神以人身下世度人时﹐也有过以人身显神迹的记载。在人的眼里﹐他们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

例如﹕佛教中讲﹐释迦牟尼来到人世时﹐是从摩耶夫人的右胁下降生的。降生时﹐地上就生出莲花来﹐太子脚踩在莲花上﹐往前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有九条龙﹐喷水下来为太子洗浴﹐所以四月初八又称“浴佛节”﹐是许多信佛的民族和国家每年要庆祝的盛大节日。

基督教讲﹕“在一千九百年以前﹐一个违反出生律的婴孩诞生了。他生于贫穷﹐长于卑微﹐他从未有机会旅行﹐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的机会﹐乃是童年时代的一次逃亡。他既缺钱财﹐又乏影响力。他没有显赫的亲戚也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在他尚无知的时候﹐就有君王因他惊惶。及至孩童的时代﹐他的话使学问高深的人希奇。到他盛年的时代﹐他操纵自然界﹐能在巨浪中行走﹐又能使海平静。他不用药治好无数的病人﹐而且分文不取。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但世界的图书馆中却容纳不下一切有关他的书籍。他从未写过一首歌﹐但歌颂他的诗歌却多得不可胜数。他从未创立过大学﹐但世间一切大学生的总和尚不及追随他的人数为多。他从未带领过一支军队﹐也从未征过一名士兵﹔他未动过一枪一箭﹐然而世间没有一位领袖能像他这样拥有无数的志愿军﹐接受他的命令﹐不发一枪一炮﹐就使敌人无条件的投降。他不是心埋医生﹐但他却医治无数心灵痛苦的人。每周的第一天﹐市面上商业停顿﹐人们到教堂去崇拜他。希腊﹑罗马的伟大政治家们的盛名早已消逝﹐闻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与神学家的名字也从历史上消失﹐但这个人﹐知道他名字的人却愈来愈多。虽然经过十九个世纪﹐他仍然活着。希律王用十字架摧毁不了他﹐坟墓的门也不能封住他。如今他站在天堂的荣耀当中﹐被称为神。天使敬拜他﹐信徒仰慕他﹐魔鬼惧怕他。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个人的主与救主。”(《无可比拟的耶稣》)

这两位下世以人身传法救人的神﹐在世人眼里﹐他们不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吗﹖

共产邪灵附体否定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先哲”的存在﹐就是想要否定有正神的存在。在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把毛泽东作为其人格化的假神的形像﹐己装扮到了极致﹐在许多被共产邪灵附体的人眼中﹐毛泽东已取代了他们祖辈信仰的传统的正神的位置﹐成了他们手舞足蹈顶礼膜拜的假神了﹐这个假神写了篇骗人的《实践论》﹐就敢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历史上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巨人和伟人”。但这话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的描叙﹐而是对历史别有用心的伪造。

毛泽东整治陈伯达﹐实际上也是敲山震虎﹐敲打的是林彪这只非同一般的虎。林彪公开讲﹕“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神化毛泽东言词激烈。但当毛泽东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他当耳边风﹐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根本没把毛泽东的话当回事﹐气得毛泽东抱怨说﹕“你说我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说了六遍﹐就是六万句﹐而且句句是真理﹐那么六万句真理﹐你怎么一句也不听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说到底﹐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只不过是各种变坏了的生命的利益集合体。相互之间只不过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利用完了﹐就会你死我活的斗起来。而这种斗则是以假﹑恶﹑暴的邪理为基础的﹐是血腥气很浓的。毛泽东南巡显杀机﹐步步紧逼﹐1971年9月13日﹐自觉在国内会有杀身之灾的林彪夫妇﹐儿子林立果及随从人员乘坐三叉戟飞机外逃时﹐坠毁在蒙古罕惕县温都尔汗的荒漠上。尸葬荒沙。

林彪之死﹐不长时间举世皆知﹐使许多人感到震惊﹐由此带来了一个令共产邪灵附体无法避免的效应﹕将共产邪灵附体多年来为毛泽东造的假神的光环拉出了一个大缺口。

大家知道﹐没有林彪的鼓吹﹑大树特树毛思想﹐没有掌着军权林彪的表态支持﹐文革浩劫就很难说能发动起来﹐即使能发动起来﹐也很难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林彪等人尸葬荒沙﹐则用十多条生命的代价﹐起了惊醒迷在噩梦中的人的作用。

在所谓的林彪事件中﹐有一份作为所谓的林彪罪证的《571工程纪要》﹐《纪要》中表达的许多思想都引起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共鸣或者惊醒。《纪要》中说﹕“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恕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等等这类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真实情况﹐极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即使在现在﹐也不乏借鉴价值。

《纪要》中说﹕“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这些话中的他们﹐表面上似乎是指江青、张春桥那一伙的﹐实际上说的是共产邪灵附体本身﹐这些话在今天来看﹐也不失现实意义。共产邪灵附体几十年来可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纪要》中说﹕“毛泽东”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中共政权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这些话﹐使那些本来就对毛泽东的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心存疑窦的人更坚定了自己怀疑的正确﹔而有些因受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的洗脑而盲目相信毛泽东的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人开始了反思﹐这些因素都是对共产邪灵附体在人世间操控人的能量场的一种削弱﹐在人世间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毛泽东因此大病一场﹐元气大伤﹐一直到死都未从中缓过劲来。

9.13事件﹐可看作文革浩劫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即﹕从1966年至1971年这五年﹐可看作是文革浩劫的前半期﹐以血腥的伤人﹑杀人﹑吃人为主要特征﹔1971年至1972年则是文革浩劫中﹐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处理内部因林彪事件引发的危机为主要特征﹔接下来的六年﹐则是共产邪灵附体从全国范围内杀人﹑吃人的血腥味极浓的暴力展示﹐转为在暴力制造的恐怖环境中﹐以各种欺骗的手段用共产邪理进行全民洗脑的邪术的展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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