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6日讯】（三）从小被骗入邪队害人害己红卫兵
共产邪灵附体在祸害中华的过程中，其毒化人心的手段之邪恶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连少年儿童都不放过，红军时期就有少年儿童参与打仗杀人行恶事，这样的少年儿童一参与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教组织行恶，人世间的路还未走完，就沾了鬼气，其灵魂先在阴间报到了，他们在人世间有个称谓，叫红小鬼。这样把少年儿童当作鬼来叫的邪事，只有被共产邪灵附体的人才干的出来。也显示出共产邪灵附体本低灵层次的妖魔，被它操控的人，若不醒悟，痛改前非，其下场只能是下地狱做鬼，坏透者做鬼也不成，将会形神全灭。当时，这样的红小鬼虽很少。共产邪灵附体也专门建立了中共邪教组织内的一个下属组织，叫共产主义儿童团，由于共产主义这邪理的名声太坏，以后，为了骗更多的少年儿童参加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教组织，改其名为儿童团，中共非法建政后，共产邪灵附体把魔爪逐渐伸向全国在校的少年儿童，又新建了中共的一个附属组织，叫作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个组织使共产邪灵附体对少年儿童的操控更严密了，它诱骗和强迫那些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少年儿童，作出明显不符合其责任年龄的承诺和宣誓。并长期向少年儿童们强行灌输共产邪恶主义那一套暴力革命的毒素，毒化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被共产邪灵附体教唆，煽动，操纵，异化。共产邪灵附体要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种准备的结果，在文革浩劫中，来了一个大曝光。那些经中国少年先锋队训练过的青少年许多就是暴恶惊世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
文革浩劫中，世人震惊于红卫兵的惨无人道的残暴，却少有人去深究这惨无人道的残暴的根源，想一想啊，中共自非法建政以来，就把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一套邪灵理论对全国民众，尤其是对青少年强行灌输，它所说的剥削阶级，即有财产的人，本是福德所致，命中该有的，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应有的稳定发展的群体。而共产邪灵附体为了毁灭人类，把正常的人类社会的理给反过来了，要把这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应有的稳定发展的群体消灭掉，也就是要毁灭正常的人类社会。在这种邪灵理论指导下，红卫兵从小就被迫接受仇恨教育，世界简单分成两种社会：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人也分成两类：好人(被剥削阶级)和坏人(剥削阶级)。旧社会是坏人压迫好人，好人苦力地干活，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挨皮鞭子。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知道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知道地主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工人从做包身工，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刚一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恨所有的剥削阶级成员，为了不再吃二茬苦，受二遍罪，就要向剥削阶级报仇雪恨，且要比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所做的更残忍，对剥削阶级阵营的人可以任意打骂，侮辱，任意杀戮，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在从小就被迫接受仇恨教育的同时，红卫兵还从小就被迫接受热爱中共，崇拜毛泽东的失掉理智的教育，热爱中共就是爱国，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这种热昏胡说不绝于耳。
在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反人性的邪灵理论长期的大范围的，无孔不入的毒害下共产邪灵附体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从娃娃抓起的暴力革命邪理的强力灌输。那些青少年头脑里装的都是些如何毁灭人类的邪理，当共产邪灵附体要他们杀人毁物时，他们就会魔性大发，去干那种伤害别人，最终必然伤害自己的恶事。这样，共产邪灵在附体全中国时，在人世间，组建了一个党卫军──红卫兵组织，使它成为共产邪灵附体在文革浩劫中祸害中华的先锋队，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的少数学生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小组”。在讨论叫什么名字时，张承志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大家一致赞成。红卫兵产生的地点是被八国联军毁坏的圆明园，圆明园在清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记似的建筑群体，八国联军毁坏圆明园，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严重催残。红卫兵产生于圆明园，似乎在告诉人们，这红卫兵的邪恶使命，就是比八国联军更彻底地去催毁中华文明。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北京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北京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学生的家长有许多就是中共邪教组织的成员，头脑里装了许多共产邪灵附体的邪理，这些家长对这些学生也会起不良的引导作用，在家庭，学校，社会中，这部分学生处于易于被灌输共产邪灵附体的邪理的环境。所以，其头脑里装进去的邪理特别多，这类的人，就被共产邪灵附体选定为早期的红卫兵了。
早期的红卫兵也有人称之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当时有一流毒全国，为害深重的邪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人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在其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七类”。家庭出身成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甚至生死存亡的基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之事，共产邪灵附体为什么指使红卫兵搞出这么个邪恶的对联出来呢?别小看了这个对联的邪恶的能量，它一方面给予了一部分人英雄好汉的荣耀和任意整治杀戮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又将另一部分人打入反动混蛋的底层和被一部分人任意整治杀戮的悲惨境地。这邪恶的对联是共产邪灵附体在文革浩劫早期挑选祸害中华骨干力量的标准，它刺激一部分人变异的优越感。煽起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莫名的仇恨，授予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非法打压的权力；同时它又造成另一部分人的自卑感，使另一部分人陷入莫名的高压恐惧中，非法剥夺了另一部分人正当防卫的权力。它动用了各种力量，使这个邪恶的对联一时间流毒全国，形成了一个邪恶的能量场，不知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这副邪恶的对联是1966年7月29日，由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贴出的，但使这副邪恶的对联流毒全国的关键人物则是北京工业大学三系的学生刘京和谭力夫，8月12日，这两个脑子里灌满了共产邪灵的邪理的大学生，贴出一张提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要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换句话说，要把“血统论”写进党章法律。8月20日，在刘京的主持下，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辩论会上大肆吹捧“对联”，叫嚣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实行“阶级斗争，”“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谭力夫的讲话很快被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数百万份，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提倡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来用。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大门外面两侧贴了这副对联，大门里面两侧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学楼门的里面外面都贴了这副对联，教室的前门后门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室前部的黑板两侧贴上了，教室后面的墙报栏两侧也贴上了。整个学校，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贴了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北京其他中学的情况相彷。这副对联又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住在南部沿海的厦门的当时的中学生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随着全国性的大中学生的大串联，邪恶的对联流毒全国，不长时间，这种比希特勒的党卫军更加凶残，更加邪恶的邪灵附体的党卫军－－红卫兵就在全国出现了。其严重后果是：全国各地至少上百万人在“血统论”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仅首都一地，在红八月中便被活活打死1772人之多！
红卫兵一产生就带有共产邪灵附体的暴力基因，但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疯狂，点燃这疯狂之火的就是共产邪灵附体在人世间的代表人物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开批斗会，公然大打出手，打伤甚至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了。共产邪灵附体还觉得这邪恶之火还的不够，毛泽东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后，说了一句：“要武吗！”当时，毛的话是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这件事，经中共宣传机器的煽动随之而生的就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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