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3日讯】文革史论家、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在会议后半部分谈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源流、原理、实践与现状。针对有朋友存在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或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之类的糊涂观点，刘国凯先生演说中首先对此着重予以说明。
刘国凯先生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从来不占领导地位。
在英国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工联主义、八、九十年代有费边社观点。在这些充满改良主义色彩理论的指导下，英国成立了工党。
在法国，1879年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由于党纲中有“工人阶级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说法”而导致党产生了分裂。其中多数派认为这种说法中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要求取消，不果，遂分裂出去另成立组织。几年后，两组织合并，取消了党纲中的这种提法。
在德国，1863年成立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为拉萨尔主义所主导。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875年这两个组织在哥达城合并，发表哥达纲领。纲领中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为此痛心疾首，写了“哥达纲领的批判”。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李普克内西一直压着不让它在党刊上发表，而且强调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党内也不占主导地位。
在陈述了这些历史事实后，刘国凯先生指出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宪章主义、四十年代法国的路易勃朗主义可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使萌芽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八十年代法国的可能派观点、英国的费边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国的伯恩斯坦主义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二十世纪初年德国的考茨基主义、英国的麦克唐纳主义和稍迟的瑞典汉斯新政使社会民主主义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法兰克富宣言>的发表，尤其是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的问世，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炼已基本成熟。然而它还会继续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宣称它已臻于完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究竟何在呢？刘国凯先生指出，这在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刘国凯先生说：无论是萌芽期、初步发展期抑或其他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都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宪章主义者发动的和平请愿，路易勃朗设计的社会工场，抑或蒲鲁东的人民银行，还是拉萨尔的国家资助工人工厂以及后来的种种方案，都贯串着同一个思想线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资本主义。
这种思想脉络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来自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自由的认同。他们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需要把原有的社会砸烂，而是要在经济上约束资产阶级的贪婪，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开创的却又阉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进行充实和发扬光大下去。但是，马克思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张进行暴力革命，把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全部砸烂，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导致后世产生共产党专制暴政的思想根源。
在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后，刘国凯先生又谈到了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他说：经过一两个世纪的社会变动，二战以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已巩固地确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因此，就政治层面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冲突。换言之，无论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者或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有建立完善民主政体的要求。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资本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具体内容涵盖公民个人的诸项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和宏观民主架构，如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等。而对经事务资本主义则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赞成政府进行干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突出推崇自由，它认为，在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日新月异的生产效率。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妄顾了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实质上是非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标榜机会的平等，这较之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固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下，机会并不能平等。它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又在拉大社会成员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贫富悬殊。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比资本主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认为民主精神应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它希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除了作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外，还应使社会财富在全体民众中作相对公正的分配，使社会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权的横行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免除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从而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资本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长期的和平较量，较量的结果在二十世纪中期已初见分晓。一百四十几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个欧盟国家中经常有十一至十三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式微。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运行模式逐渐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社会民主主义者宣称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日益拓展，毫无疑问地已成为康庄大道。
在阐述了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区别后，刘国凯先生谈到中国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别需要。他着重指出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所奉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把早期资本主义中最不人道的经营方式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捏和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党营企业怪异地与市场机制联姻，从而诞下怪胎。那就是企业的领导者仍然具备共产党官员的身份、级别、待遇，但他们对员工的统率管理则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模式。即企业领导在执掌企业的的领导权时，还可以制造“理由”开革员工。工资福利的规定也不再只是照章执行中央文件的条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关的规定指标。于是，劳工阶层从原共产党经典“社会主义”下的农奴境地爬出来却又落到早期资本主义的雇工地位。而企业领导人员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安插亲信等恶劣现象则比经典“社会主义”还要严重得多。当今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拒绝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纳其经济营运程式，并坚持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党和行政权力渗透在经济营运中，从而使这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离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更为遥远。在这个“主义”的实施下，劳工阶级处于完全无权和被盘剥、并毫无社会保障的地位。
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政治层面上的专制和经济领域里的极不公正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却缺乏建立社会公正的机制。用它来取代共产党制度无助于解决其制造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视社会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有能力医治这些病患弊端，从而也最具备发动民众起来终结一党专政的感召力。
刘国凯先生最后谈到，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公正的方法途径并不固定，它应视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最适当的方案。我们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信心在终结中共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借鉴世界上其他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经验，再结合中国的各种具体现实拟订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来把中国建设成既有完善的民主政治架构，又能发展社会经济，并能使社会的各个阶级都能经济发展中得到收益，尤其给予劳工阶层以确实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美好社会不能仅以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为满足。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是促进社会和谐和人性优化的有力杠杆。我们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沿着这一思路锲而不舍地奋斗，直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真正的人间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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