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8日讯】肯定“蒋多多事件”的价值
19岁的蒋多多居住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罗塚村四组某农家小院，这个表面上沉默寡言内心却在激烈燃烧的女孩，此前系河南省南阳市第八中学学生。今年高考发生的“蒋多多事件”，其实并非蒋多多在四科考卷上强烈抨击教育制度的“行为艺术”那么简单，这件事是有过程的：首先，蒋多多在高考前创作过100余万字的文字，可以肯定有一定的文笔才华和思考努力，这是她的强项，也是她的自信力所在；然后，她对自己参加的高考有个独特的策划过程，手段很干脆，目的性很强，就是希望以此震慑社会，警醒教育当局；最后，在媒体的介入和舆论的争议之中，蒋多多既作为主角，又作为工具和符号，与公众舆论一道，对教育制度做了一次并不完整的舆论清理。这样的三个过程，才构成了真正的“蒋多多事件”。
这个事件表面上与30年前的“张铁生事件”相似，其实在本质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张铁生当年的行为是强调自己的阶级成分，从头至尾都对知识充满了轻蔑，反而对落后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给予了极高的认定（乃至单一的认定），在根本价值判断上就出了问题；而蒋多多的行为则是强调自由与个性，并不反对知识，其激烈言辞所阐述的乃是活生生的教育悲剧和赤裸裸的教育专制制度。当年的“张铁生事件”被当局百般利用，导致取消高考，但又没有产生和运用更优秀的人才选拔方式，以至于国民教育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形同虚设，一片空白；而“蒋多多事件”在媒体和公众的争议之中，在我看来却是一次进步，畏惧这件事情的人多是习惯压制自由者，所谓“顾全大局”，无非是个托词。至于“炒作”、“出位”、“索名”等评价，更是回避了事情的本身，搞“诛心”那套把戏去了。今天的张铁生已是一名富翁，他的这个结果与他当年的价值判断完全成了两码事；而蒋多多的价值判断在多年以后将被更多人肯定，尽管她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蒋多多事件”的悲剧性
从媒体的大量报道中，我看到蒋多多本人的诸多局限，也看到蒋多多在舆论压力之下的苦闷，同时还看到媒体在报道重点上的避重就轻、转移视线。在中国，在现行制度之下，对待这种敏感事件往往只能用一个办法：到了某个地步就赶紧收场。不报道不行，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极端化的事情，有看点，有卖点，新闻规律已决定不可轻视此等重要的新闻；但是深入报道也不行，不然会动摇制度根基，直到动摇“党化教育”根基的那个地步。于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仅仅是这四个层面：第一，“蒋多多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二，蒋多多的成长、生活、教育环境；第三，蒋多多可以公开的并不太激烈的部分访谈言论；第四，她的家长、老师、同学的不认可，以及某些官员和社会名流（如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作家等）的劝戒、哀叹。真正支持蒋多多的，要么同样是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要么就是对教育制度的弊端有清醒认识、崇尚自由的一批知识分子。但是，很少有人敢对这个事件这样指出：事实上，当前的教育制度乃是由党文化发展而来，这就将追溯到党文化的奴化、洗脑、粉饰、扭曲、掩盖等方方面面的历史。
蒋多多扮演了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孩子的角色，说的其实就是稍微激烈一点的大实话。她的言论还并没有涉及到这个制度的来源、演变和未来趋向，她还不清楚这个制度的理论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但是她看到了局部的、某阶段的很多表面现象，也就是给人第一印象的那些真相。比如说，通过媒体和现实，她注意到“教育杀人”、“教育吃人”、“大学生就业危机”等一系列与教育牵连的丑恶现象，至于高考前的题海战术、分数神化、学校监控、空气紧张等窒息氛围，以及犹如机器般缺乏独立人格和缺乏个性尊重的另一群制度受害者——老师——的形象，那也不过是针对具体而又真实的狭窄环境的个人感受。但恰恰就是这样的环境，使得蒋多多这样一个内心反叛于现实制度的女孩，更增添了一股愤慨、报复与呼唤，借之于高考的“行为艺术”以求释放自己和震慑当局。这是一个很天真的异端，也是一个不彻底的异端，她所受到的褒扬或贬损，仍然只建立在一个并不深入的批判事实上，这注定了蒋多多个人期愿的失败。但是，她的那些呐喊和呼吁，仍然非常宝贵，至少她向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压制人才的教育制度，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服从，以及与之郑重决裂的决心。
我眼中的蒋多多
把蒋多多放在这个时代的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个特定制度背景之下，她实在显得很耀眼。在中国，这样的学子当然不唯独只有她一个，那些宁可选择“自杀式”、“自毁式”的学子同样在大量新闻中可以找寻到，比如那些集体退学、集体罢考甚至集体自杀的案件。蒋多多的底层生存，蒋多多对现实阴暗面的敏感，蒋多多在表达上的另类及其遭遇的环境压制和公众评判……，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把蒋多多推到了这一步。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个女孩正直、勇敢，但同样也存在着在个性、思想、生存等各方面的困境。她的内心非常矛盾，就算把反抗心理推向极致，也仍不能解放她自己的内心。她毕竟只有19岁，坎坷的人生路途还非常长远，更多来自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压力还在等待着她。她缺乏就业经验，缺乏职业意识，在反叛之后缺乏与环境成功互动的能力。她可以坚信“走自己的路”，但是却总是在许多问题上将自己孤立起来，与环境对立起来，以至于她的母亲要丢掉农活在家看守着她，以免她出什么事。她太稚嫩了，内心里有着太多或许连她自己也没有认识清楚的概念，一方面不擅长于准确的口语表达和踏实的行为努力，另一方面不擅长于聚拢社会资源，这两点都容易导致她走投无路、四处碰壁。
蒋多多的内心淤积了太多痛苦，与此同时，她自闭、抑郁、本领恐慌的一面也非常明显。在她这个年龄，在她这个思想层面，还有待于认真清理自己杂乱无章的思维体系，重新考虑自己的情绪处理，以及非常务实地考虑家境和未来前途。对于这个女孩，我肯定她的叛逆精神，也肯定她相对于韩寒更为真挚的反抗专制教育的心理冲动。韩寒只是一个“顽主”，从娱乐和消费意义上讲，他都是一个玩得起的人。然而，蒋多多不同。她对太多不严肃的、作秀式的人生经营行为嗤之以鼻，她比韩寒更孤立、更绝望、更矛盾。蒋多多是一个比许多不满专制教育的人更有严格差别的人，她的思想甚至可以上升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来看待，别人反抗的理由多是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具体的小感受、小见闻，可是蒋多多却已经走向对整个现行社会制度几乎完全否定的地步，同时社会也将给她更为无情的打击和排挤。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要么自我毁灭，要么改弦易辙，要么彻底反抗，特别容易走向极端，无法把握自己的平衡——尤其无法掌握已经失衡的心理。我对这个女孩非常重视，但也非常担忧。她需要调整自己的心理，更多地增长非单方面的知识和捶打经验，只要能够在失衡状态下尽力保持平衡，那么做起事情来就会比其他人更为游刃有余，因为她的起点非常高，那是在一个“极端点”上的扩展，这跟那些寻常的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者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教育改革的呼声被边缘化
国家的任何制度性进步，都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旧秩序的弊端被完全暴露和否定；二是新秩序的可行性和推崇度都有量化的公开和证实。在新旧之间，必然产生许多铺路石和牺牲品。中国向来不缺这样的人才，但是缺乏这样的人才发挥机制，同时也缺乏人才发挥的制度保障。蒋多多既当了铺路石，也当了牺牲品。当这个事件的新闻时效一旦消失，蒋多多就会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沉于海底。到那时，经过逐渐冷却和反复思索，一个更为成熟的面向社会的蒋多多将会产生，不管是作为曾经的新闻焦点人物，还是作为经历挫折、失望、无助之后的觉醒者，蒋多多的境遇一定会比现在受媒体简单掌控的状态更好。实在地说，即使蒋多多考上大学，她的那个已经欠债两万余元的家庭也很难支付昂贵的大学成本，父母对女儿过高的期望值不但导致女儿的胆怯、自卑和愧歉，也同时导致父母的失望、反对和限制。蒋多多既是作为现行教育制度的淘汰者和反抗者的存在，也是作为父母的女儿、公众的焦点、制度的符号、国家的公民的存在。在这方面的“得”却是在那方面的“失”，在这方面的“失”却是那方面的“得”，没有必要把一个人现在的状态当作永恒，也没有必要把一个人某方面的行为当作整体。人是复杂的生命现象，还有相当多的空间等待人去挖掘和发挥。所以，我鼓励蒋多多找到自己的出口，重新出发，千万不要把整个人的思维集中于反复徘徊的某个单一的点上。
中国确实是个权贵资本至上的国家，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多是由这帮人直接领导和推动。当然，这个“改革”只是个中性词，利益受益群与利益受害群同在。参与教育改革，看似可以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其实真正的主宰还是这帮人。民间的声音由此显得更为重要和真实，但由于两者在主动权上的明显差异，所以民间只能用更猛烈、更激烈、更惨烈的方式来震慑改革的主导者，成为“在边上”的边缘改革力量。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因为，教育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领域极广，方式奇多，所谓“教书育人”还只是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成分，应对方式由此显得错综复杂、五花八门。在我看来，但凡是经过任何传播介质反作用于自身的灌输、启示、表达和运用，都可以称之为教育。当无数人在争取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时，也有许多人承担着广义教育的义务，这两者都是对教育的努力。从生存的角度说，我赞同中国提倡技能教育；从发展的角度说，我赞同中国提倡创业教育；从整个社会乃至政治的角度说，我赞同中国提倡公民教育和宪政教育。而一般意义上讲的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我更赞同国家大力投资教育。那些愚民、奴化、排斥弱势群体的教育，需要被彻底取缔，因为无论是着眼现在还是展望将来，这种教育——或者这种教育当中的这种劣质成分——，都是对历史的倒退、对后世的障碍、对当今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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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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