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1日讯】2001年4月26日下午2点左右，我（魏心玉；王森夫人）去上班的路上，被国安局雷静、黄某、刘卫东拦住。他们搜走我身上所有的物品，将我关在市公安局13楼。此时，我家里只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国安局的其中一人拿走我家的钥匙，瞒着我住在我家。他们对孩子说：“是妈妈的同事。你妈妈让我来照顾你们。”可是，第二天我的儿子因无人照顾摔得满脸是血，但警察们根本不管，每天只管给孩子们送一盒饭吃。
几天后，警察们将我的母亲骗来说：“你的女儿与人打架。我们是她的同事。您的女儿让我们通知您来家照顾两个孩子。”当时我的女儿十岁，上小学六年级。儿子六岁，刚刚上学前班。更可气的是，当我从看守所回家后，发现家里的一对耳环和一个金项圈不见了。
从2001年4月26日至5月31日，我被关在公安局的办公大楼里。国安轮流审讯我，强迫我坐在椅子上，不让我睡觉，每天只给一盒饭吃，让我说出：丈夫在哪里？他是什么时候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他去过什么地方？都和哪些人来往？都做些什么？四天四夜不让我合眼。只要我头痛得趴在桌子上时，他们马上高声呵斥：“你再不配合，我们就采取高压政策了。”5月31日，他们将我关押到市看守所。大约5月中旬，国安审讯我时，交给我王森写给我的一封信：“我已被关押在达州县第一看守所下四仓。”看到这封信时，我感到天昏地暗，身子都站不稳了，不知道是怎样回到的看守所，躺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一动也不动。
5月31日，国安局的警察将我推进看守所。坐在门口一个女人，将我按在地上，强迫我给她买肉吃，并让我马上去清理厕所、擦地板。我坚决不从。边上几个因贩毒被抓的女子，马上扑上来揪住我的领口，将我的两手扭在背后，准备修理我。这时，睡在里边的一位女子说：“你们莫打她。我替她给你们买肉吃。”这位善良的女子，让我睡在她的身边，让我盖她的被子，然后替我洗刷厕所、擦地板。后来我才知道，她姓靳，名英子。她是一名法轮功信徒，关在里面很久了。从国安警察的嘴里知道，她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丝毫不隐瞒。她把监室里的所有人都当作朋友，争着做事，帮助其他人洗被子、洗衣服、擦地板、洗厕所、擦席子。她告诉我她是心甘情愿地做这些事的。她并劝我别跟这些凶恶的人计较：对你好的人别忘记她们的恩情；对人要宽容，不能打人、骂人。说这样就会脱离苦海。
我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也没有过多地想过。她把监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朋友。之所以其他人霸气好斗，正是因为她们自己不了解，这样做对自身不好。她还告诉我，她的父亲身患癌症，由于疼痛难忍，在县医院里跳楼自杀。她坚持练功是为了给亲人赔罪。她的丈夫不让她炼法轮功，为此打了她好几次，有几次打得她鼻子、嘴里都流血。
5月1日，是我刚进看守所的第一天。中午的菜里有几片肥肉。她将碗里的肉夹给我吃，说：“你刚进来不习惯，我已经习惯了。”又将她仅有的一卷卫生纸分给我一大半。
每次到吃饭时间，一个女人提着大桶，用铁勺敲打着铁窗大喊：“吃饭了！打菜了！”于是，每人按自己的席位排队，将自己的饭碗伸到铁窗外。我是最后一个，可是，英子总是故意最后伸出自己的碗。因为，最后一位的菜碗里只剩下菜汤了。我很过意不去，给她拨回去一点，而她总是把碗摀住，坚决不肯接受，说：“这汤里有点咸味就行了。”我们吃的菜里没有几滴油，土豆片上带着泥沙，除了早晚每人一碗稀饭，中午每人一勺菜汤。因为看守所中，女囚室排在最后，而我们这里又是最后，所以，到我们这里常常只有一点菜汤。英子除了练功，她常常写一些字条，大意是劝人不要打人、骂人，对别人多宽容，不要欺负人。
“5．1”后周一的早上，铁窗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雷鸣赶着乌云狂奔，哗哗的雨声和嗒嗒的脚步声。光当一声铁门响起，监舍里的人迅速下床，排队站在通道俩侧。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做，开始报数。几个穿着制服的女警，扳着脸，瞪着眼睛，怒视着监舍里的每一个人。突然一个女警上前猛踢了我一脚，说我站姿不好。我愤怒极了。正要上前理论，英子急忙拉我，给我使眼色，我才强忍住。只见几个女警跨上床铺，粗暴地将大家码放整齐的衣服、被褥，一件件仔细抖开、扔在过道的地下，每张席子掀开查找、检查，就连我们用的卫生纸巾都不放过，一一被扔在地上。不一会儿，屋子里一片狼藉。由于下雨，女警们那满是泥水的脚印，毫无顾忌地踩着我们的被褥、衣服、用品。英子告诉我，这是干警在例行每周一次的查房，有时是两次，每次都是这样。她们在检查我们是否藏有违禁品。
我傻傻地站在地上，英子忙替我捡起来地上的衣服、被褥。每一次检查，我们就要收拾、擦洗一整天。看着被踩脏了的卫生纸，英子舍不得丢掉，擦了擦，又收到被子下面。
在我们同吃同住的一个月里，她曾经绝食几次，最严重的一次是绝食第三天。眼看着她本来就很苍白的脸，变得更苍白灰暗，监舍里的人都急忙报告。警察们把她拖出去又拖回来。看着她躺在地上，气若游丝，我们都害怕极了，害怕她会死去。我哭着对她说：“英子，好妹妹，快喝点水吧，看着你这样我们很担心。你想想还有五岁的儿子和母亲在家等你。”当时，我们好几个人都哭了，用小勺一点一点喂她水。一位姓贾的大姐喂了她几口稀饭，她才停止了绝食。当看着她能大口的吃饭了，我们大家才笑了。
大概6月初的一天，一个警官敲着铁窗，喊：“魏心玉，收拾好东西跟我走。”当时，英子紧紧抓着我的手说：“我真为你高兴。你一定要去替我看一下儿子！”我回家不久，曾经去看守所看她，但是始终不让我见她，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但是，她那漂亮的脸上常常露出的笑容，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
在五年的忙碌中，我常常想起在看守所中那段痛苦、屈辱的日子，常常想念起她对我的好来。追忆起那段姐妹至情，虽然过去五年了，却仿佛就在几天前。她大约二十八、九岁，身体均匀，皮肤白皙，看上去有一种清纯的美。我从看守所里出来，就急忙跑去看关押在看守所的丈夫。我买了一些熟食品和水果、书籍。但是，警察们把吃的扣下了，说只能收钱，不许我们见面。我哭着回到家，见到两个孩子站在楼梯间等我，儿子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大哭：“妈妈，你到哪里去了？公安局的打你了吗？”女儿含着眼泪说：“妈妈，你总算回来了，公安局的抄了我们的家三次了。你见到爸爸了吗？”我赶紧对孩子们说：“别担心。妈妈回来了，也见到爸爸了。我们关在一起的。他好好的，不久就回来了。”
女儿告诉我，“妈妈，你没在家，我们放学回家来，有几个男人在咱们家里。他们说是妈妈的同事。”我的父亲告诉我，这次我能够得以回家，是父亲给警察们写了保证书，还交了400元在看守所的生活费。看守所要父亲交每天30元的生活费才能放人。父亲还说，我在看守所时，已经交过200元生活费，但是，我在里面没花过一分钱，也没有任何警察告诉我家里给我送了钱在账上。
我出来后不久，国安局的陈先明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和王森见面，劝劝王森写悔过书，可以帮助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也可以给我安排工作。当我见到丈夫时，他的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但还精神。警察把我和丈夫关在一间屋子里。他们站在外面。我们见面没有说话，看着窗外晃动的身影，王森提高声音说，“他们安排你来的吗？”我说，“是。你还是写悔过书吧。写了，他们就放你回家。”丈夫说，“那就依从他们吧。”我见到丈夫的样子，忍不住地流泪，然后他才小声说，“别这样，我不会上他们的当的。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写悔过书的。他们的话不可相信。即使写了悔过书，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我写了就等于承认有罪。我是没有罪的。”丈夫让我给他寄点钱。里面的菜很贵，一盘青菜就要15元。这里的饭吃不饱。再送点外用药。下四仓看守所见不到阳光。房间里很潮湿，身上长了湿疹，蚊子咬得很厉害。我流着泪一边听着丈夫说着，一边急忙点头答应。
过了一段时间，王森写了一封信由警察转交给我，内容是他要和我离婚，不想拖累我和孩子。我也回了一封信说，“我同意。”并附上一份协议书。国安局的陈先明打电话不让我和丈夫离婚，并说5月份就会回来。我想，连见面都不能，还有可能放人吗？事情很是蹊跷。我就写了一封长信转交我的丈夫，告诉他我永远是他的妻子，一直等他回来，让他安心，多锻炼身体。
在开庭之前，我和母亲每天东奔西跑，四处托熟人找律师、找关系帮忙，努力想把丈夫救出来。这中间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父亲也找了一个市检察院的人，叫王晓宁的。他说：花两三万就可以不起诉王森。我请的律师也说，只要我交了结案费3,000元，就可以放人。一个叫杜正木的人声称他的亲戚是国安局的的局长符必然，有权利将王森释放。我们高兴不已。他要钱、要东西，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一个称是王森母亲的亲戚，是市检察院的，自称只要花点钱也能放人。就这样，由于我救人心切，没有多想，让一双双贪婪的手，伸向了我们本来就不富裕的家，被骗了几万元钱。
2001年底，王森的案子由渠县公安局转到了达州市公安局。我请的律师也只见过王森两次。我不被允许去探视。
我被关押到拘留所后，就失去了工作。王森在狱中要花钱。孩子上学需要钱。特别是被那些骗子们骗去家里仅有的一点钱后，我和孩子们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为了不让孩子们辍学，我丢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只身到广州打工。不到一个月时，父亲打电话说，王森的案子要开庭了。我立即往家赶。但是，由于几次倒车，还是没来的急赶上开庭。
父亲把开庭那天让人不可思议、荒诞的场面告诉我。开庭的前一天，国安陈先明通知我父亲可以去。当我的父母和王森的父母到庭时，国安雷静命令守门人坚决不允许进去。王森的母亲李登珍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让进去？雷静说：“我说不让进就是不让进！”王森的父母与他们争执起来。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一些群众和警察们吵了起来，质问他们为什么欺负这些老人？并且帮助几个老人冲进法庭。父亲说：“王森、胡明君站在被告席上，带着手铐。当王森看见父母后，哭着说，‘爸爸妈妈别难过，请你们相信我没有犯法；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看见胡明君非常自信的样子，没有一点悲伤。他说，‘我没有触犯法律。中国宪法本身就允许存在多党派。我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有言论自由。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王森在法庭上也自己做了辩护，长达一个多小时，词语犀利，振振有词，声音洪亮，激怒了法官和审判员。结果，审判长当场喝道：”判！胡明君被判处11年徒刑，王森被判处十年徒刑。‘“当警察给王森他们带上手铐、拉到警车上时，我们的父母们都着急得大哭起来。王森含着泪水说:“你们都回去吧。共产党就是这个样子。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个样子。”
当我听完父亲的诉说，我在悲愤和绝望中记下了这段惊心动魄、发人深思的公开审理。什么叫公开庭审？怎么不让亲人和群众旁听？说王森他们犯法，为什么不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要当庭宣判？法律的公正在哪里？敢问苍天，为什么要关押这些为老百姓说话的好人？
事后，国安陈先明说，“王森是判重了些，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大闹公堂。”请问，中国的法律量刑还与被告父母的事情有关吗？在法律量刑上有这一条吗？真是天大的荒唐啊！我每每想到这些，满腔怒火燃烧我的心。这也是我不能在沉默下去的原因吧。
王森被判刑后，看守所的警察让我给他送钱、送衣服，说不久就要将他送到监狱里服刑，但是，却没有告诉我把东西送到哪里。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说：王森被送到南充市川中监狱里服刑，半月后我去见他。去时，监狱接待室的警察说：根本就没有王森这个人。我有去找国安局和看守所的人，他们说不知道。我万分焦急，到处打听。半年后，一个朋友才告诉我，王森在遂宁市蓬安监狱。我和弟弟前去看他时，他的账上已经有几个月都没有一分钱了，连最起码的卫生纸、牙膏、肥皂都没钱买，更不用说买一点有营养的食品了。那时正逢冬季最冷的时候，刺骨的寒风恶狠狠地抽打着地上的植被，树上枯黄的叶子纷纷落下。王森和胡明君等人被监狱的警察安排去山上打石头。我看见王森的耳朵、手、脚满是冻疮，没有手套，手被铁锤、铁焊震裂了、磨破了。他告诉我说：每当洗手时都是钻心的痛。我无法形容当时愤怒的心情，想哭都哭不出来。我留下手里仅有的300元给他，王森的日子才稍好一点。几个月后，大约2002年，王森和胡明君被从蓬俺监狱转到了川中监狱。
自从丈夫转到川中监狱后，我们见面更困难了。一次，我早上8点就到了监狱的大门口。接见室的一个女警察不给我开接见登记表，说要请示狱政科，而狱政科说要请示监狱局，还要双方的领导都签字才能给我登记表。整个手续办下来要四个多小时。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环节办不成，我就只有白白跑一趟。就算一切都顺利的话，每次去探视，都要无故被拖到下午4点多钟。每次去我都要先送东西、送点钱，再去见丈夫。每次都有警察坐在他的身边，而我的身后总是坐着一名女警。他们都事先准备好纸和笔，记录下我们夫妻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常常被这种特殊的待遇搞得思绪纷乱，最后除了说一些家常话，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每次见面不到30分钟，警察们就开始催促，快点讲！我们要下班了！每次都是这样，高高兴兴的去，抹着泪回来。记得有一次，我们什么都不说，对视傻笑好几分钟才开始说话，问他，“身体怎么样？还有钱吗？每天是怎样过的？是否有人欺负你？”就是这样简单的问候，也是常常被他们打断。我觉得这样太受制约，让人气愤，好几个月都没去监狱。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钱。
2003年王森在监狱中得了严重的糖尿病。我几次去找有关部门，三次用特快专递写申请给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成都市监狱关局、南充市管理局的夏政委、监狱长、狱政科。每次都写上我的地址、电话。但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连一个回复的电话都没有。我非常痛恨那些不让王森保外就医的掌权人。他们不准许我和王森提出治病的请求。王森病重，这是铁的事实。允许给病重的服刑人员保外就医，监狱管理条例上有着这一条啊。难道制定这个条例只是做摆设的吗？我越想越不明白，我的丈夫有被法律制裁的义务，难道就没有在法律保护下治病的权利吗？在丈夫病后，他每天记录着病例情况，他也几次写申请、打报告。管教干部和狱政科的人说：王森思想顽固，不思悔改，表现一般，像他这样的政治犯不够资格保外就医。
我要问：政治犯在狱中身患重病，就没有享受保外就医的权利吗？就没有规范治疗疾病的权利吗？我作为妻子，不能眼看着丈夫的身体一天天在监狱中耗损下去。我花那么多精力，几次三番地写申请，准许与否应该给我一个答复。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用此方式写出来，表达我心中压抑很久的愤怒。
时至今日，我丈夫的病已经拖了两年了。在这两年的每个日日夜夜，我都活在恐惧里、焦虑中，担心他是否能承受病魔的折磨，是否能活着回来与我们母子三人团聚；恐惧他在狱中病情的发展，给他身体造成的伤害和承受不了病魔的伤痛。
自从王森入狱以来，我从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信件。我不知道，政治犯连写家书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吗？我每次给丈夫写的信不知道他是否能收到。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每个月去看他，但我期盼着能够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可川中监狱就是不允许王森给我写信。我不清楚监狱管理条例上哪里有这么一条：禁止政治犯与家属通信。中共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哪儿体现出来呢？丈夫被无辜关押，难道他们的妻子连给丈夫治病的请求也不行吗？
我真的快被这个政府逼疯了。我沉默了五年。但是，我再也不能这样沉默下去了。我不能让他们把我逼疯。我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让我的孩子们成为没人抚养的孤儿，成为无钱上学、流落街头的流浪儿。我还有年近70的公公体弱多病，常常无故晕倒，每次去看望王森回来，都几天吃不下饭。白发苍苍的婆婆，常常是眼泪泡着饭吃，视力模糊，身体每况愈下。
我的女儿自从她的父亲被抓走，一直沉默寡言，不喜欢交往。因为家中生活困难，总是担心今后上不了大学。幼小的她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一方面要照顾弟弟，还要分担我的忧愁。她说，“妈妈，我的初中同学有的因家里生活困难，去到餐厅当服务员；妈妈，你别自己太辛苦了，别拿身体开玩笑。没钱上学，我不怪你。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行。”听着她的话，我的心里很难过：一个15岁的少女心里，是在怎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啊！我只能安慰她：“清儿，不管怎样，只要在学校一天，都要抓紧学习，只有知识才能提高自己，我们一起努力吧。”我真不忍心因为我的无能给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伤害。
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在买年货、买新衣服，而我们母子三人只能买点最便宜的鸡肉。女儿总是将两个鸡腿分别给我和她的弟弟，说，“妈妈辛苦。弟弟小需要营养。我不喜欢吃鸡肉。”我强忍住眼泪，把鸡腿夹给女儿。她在学校里不舍得吃荤菜，常常吃几角钱一袋的方便面，将我给她的伙食费买一些学习用具。有时她陪我上街，看见五颜六色的服装，问她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她总是说，“我最喜欢穿校服，别浪费了钱了，省一点钱给爸爸吧。天气冷了，给爸爸买双棉鞋吧。”女儿太懂事了，为母亲分担生活中的痛苦和困难，总是想着她的父亲，这让我很欣慰。每逢假期她从不出门，在家照顾弟弟。我因为没有正式工作，常常在外边东跑西跑干临时工。
2003年，是我们一生最惨淡的一年。4月王森身患糖尿病，病情非常严重，体重急剧下降，从148斤下降到94斤，脸色苍白，手脚麻木、无力，骨瘦如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监狱里不通知我。过了些日子，我去看他，才知道他在监狱里输液。我去找国安局的王局长和尤平，求他们让我去作抵押，要王森出来治病。他们说：如果王森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就放王森出来治病；如果不配合的话，就休想保外就医。王森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条件，至今，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左胸阵发性疼痛，视力模糊，糖尿病很严重。他说：“你回去照顾好两个孩子吧。我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使劲的点头。
由于长时期经历着精神压力、生活压力、和警方的压力，我的身体变得很糟糕。同年4月至2004年10月，我连续三次做手术，身体几乎垮掉。接踵而来的贫穷和疾病，给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两个孩子没有钱上学，面临着辍学。家中没有钱买粮，我们面临着饥饿。许万平大哥（民主党成员）看到我们一家面临着绝境，拿出仅有的2,300元救助。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善良的人，结果被政府判处12年徒刑。
2004年国安局的警察说：“许万平帮助王森孩子，就是支持王森的反党行为，是违法的。”他们还强迫我14岁的女儿写证词，证明我们曾经接受了许万平的帮助，作为给许万平定罪的证据。而政府这样做也是把我们一家逼上绝路啊！
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环境里，仅仅诉诸言词是不够的，而必须付出具体行动，以行动来谴责种种暴行，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我坚信，时代的浪潮会冲刷出一条民主之路。云开雾散的日子总会来临。为人权、自由、正义抗争的勇士们会永远值得我们敬重的！
（2006年8月）
【背景资讯】
王森：现在四川省南充市川中监狱地十监区服刑。
2000年11月23日，万源市青花钢厂阴云密布，寒风肆虐，5,000多名工人对政府以工龄500元每年的廉价补偿将工人趋逐出厂强烈不满，自发组织工人及家眷维堵210国道。警方则用高压水枪、警棍，殴打寒风中的工人，同时抓捕了大批工人。为了声援万源市青花钢厂工人，王森强烈要求释放被抓的工人，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同时以中国民主党四川省巴中地区委员会的名义，将抗议书以传单的形式张贴、散发。由此，国安租一间房屋在王森的住房对面，对王森及妻子（魏心玉）进行24小时秘密监视达半年之久。2001年5月31，警方在杭州将王森以贪污公款为由抓捕，关押回达县看守所。达州市检察院以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起诉。最终，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王森判处十年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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