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7日讯】最近越南的政治发展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住。中国大陆很多报刊都报导了越南不断扩大革新开放的报导，对越南人民生活的重大改善和经济的活力非常惊讶，一些报刊甚至报导了敏感的政治新闻，如越共中央将政治改革的草案交给全民讨论，越共中央总书记从差额选举中产生等等。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越共能逐步扩大民主化，为什么中共不能？
| 2006年4月23日，越共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法新社) |
越南的革新比中国要晚几年，是在8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的。如果说1976年的中国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那么70年代末的越南起码也是到了衣不果腹、民不聊生的地步。今天当人们惊叹越南的成就时，不能遗忘这段历史。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是怎样糟蹋了又一个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国家，而资本主义又是怎样把这个国家从深渊中拯救了出来。
在越南劳动党领导下，在中共的不断催促下，北越从1953年开始土地改革，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煽动农村破落户和地痞流氓起来革命，把成千上万依靠勤劳致富的农民划为地主富农，不但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和口粮，而且把很多人投入监狱，对他们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的政策，不许街坊邻居接济他们，导致很多人被饿死。
当很多党员干部反对用暴力实行土改时，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或是被投入监狱或是被送进学习班。北越的土地改革在很多地方受到农民的强烈反抗。1956年11月，北越义安省静省的数万农民揭竿而起，用武装暴动反抗政府的土改，政府不得不调动了北越军队中最精锐的第325师，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将暴动镇压了下去，数万农民或是被杀或是被强行迁移到更贫穷闭塞的山区。
越共虽然镇压了农民起义，但面对农村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生产大幅度下降的后果，加上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反史达林主义的浪潮，不得不承认在土改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为大量被镇压、关押和受到各种打击的农民和干部平反。越共总书记长征引咎辞职，一批负责土改的干部受到处分。
虽然越共承认土改中犯了错误，但土地改革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建立起了党对农村的控制，因此越共并不打算从土改后退。长征等人虽然被批评，但实际上他们是为越共承担了责任，是党的功臣。土改完成后，北越1958年在中国大跃进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60年完成，北方大部分农户入社。到1971年又发起了从中小型合作社向大型合作社过渡的运动，类似于中国的从合作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
越南实行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农业发展的效果如何呢？和中国人民公社化之后发生的一样，越南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一直没有达到1959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的水准。北越农民当时也被允许有一小块田地留给自己种少量蔬菜，叫作家庭份地，农民也被允许饲养少量家禽家畜。农民在这些家庭副业中的劳动所得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而集体劳动带来的收益只占三分之一，如果在集体劳动中投入越多，个人收入反倒越少。这样一个简单的换算比共产主义的大道理对农民更有说服力，北越农业生产力长期低下也就不奇怪了。
和中国一样，北越也有一些头脑灵活、同情农民的干部企图采取一些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的措施。早在60年代中期，永富省委书记金玉就允许在一些地区实行蔬菜和杂粮种植承包制，由合作社把耕地借给农民，农民上交一定数量的蔬菜和杂粮，这样农民生产得越多，自己收入也越多，集体和个人双方得利。永富省的实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准，但却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土地是“集体”的，怎么能给私人使用呢？因此，越共把永富省的实验批为资本主义的“白色承包”，金玉被撤职，1979年在郁闷中去世。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承包实验”，我们不能不为中越两国农村情况的类似而感叹。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所谓“集体”的土地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集体所有”在这里不过是“党所有”的代名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集体所有”，因为这些“集体”–合作社也好，公社也好，集体农庄也好–表面上是农民以村庄或更大地域单位为中心的共同体，但实质上，在这些“集体”中，真正有组织能力的并不是个体农民，而是党，是各级党组织。只有党在这些“集体”中有组织能力并贯彻自己的意志。如果任何农民自发地在这些“集体”中发起活动，那就是反社会主义，是犯罪。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种制度和这种“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类似，那就是封建农庄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依附于封建主。农民不能离开封建主的土地，为他们劳动，但可以有一定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一种比较灵活的制度是农民可以不必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劳动，但要向他们上缴一定的农产品作为贡税，尤其是向教会。但重要的是：封建主从来就是实事求是地向农民说清楚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和统治关系，而不向他们灌输一种虚幻的“集体所有”的概念。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