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0日讯】我今年已经38岁了，无论走路还是吃盐，也算有些经历了。磕磕绊绊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无权无钱的普通中国百姓，千万不要打官司，也不要轻易接近律师。
可是，年初以来，为了帮助一位贫穷而又冤屈的朋友打官司，几乎是法盲的我不得不硬起头皮接触一些法官、律师的同时，又接触了一些与法律、律师有关的书籍。我试图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现些什么，或妄想找到一个契合点。巨大的反差却常常败坏了我阅读的胃口，甚至帮朋友按正常渠道打官司的勇气。
然而，失之桑榆，收之东隅。阅世读书之中，国内律师传记《江南一怪》，美国作家欧文思通的《舌战大师丹诺辩护实录》，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南一怪》的传主是浙江思源律师事务所主任吕思源。在很多律师追求收费丰厚的大案要案，甚至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帮凶，沦为恶讼的今天，为无钱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打官司，吕思源律师因此被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将军称为“江南一怪”。其实，怪就怪在现实恶劣的执业环境。为朋友请律师时，一个在省城颇有声望的律师对我直言：一个律师要想生存，除了智慧与擅长辞令以外，还要懂得人情世态，能在国家法律与地方土政策，能在官场、民间、三教九流的利益格局、争夺之间左右逢源、夹缝求生。面对如此现实，吕思源律师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相信法律”这类话，就显得书生气了。我因此对《江南一怪》这本书的真实度产生了怀疑。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法律。这样的社会、法律自然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律师、官司。在江南律师界大名鼎鼎的吕思源先生对此应比我感受更深。
人们选择律师职业的原因有很多。一些人为了钱，一些人为了权力和名望，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律师们诚信执业，应该无可厚非。令我崇敬的是，只有像美国的丹诺，中国的陈光诚、高知晟这样及其稀少的勇士和智者，他们把律师职业看作是超越其自身目的的手段。他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高举人性的旗帜，不断质疑人间法律的公正性。他们不仅是为了特定的当事人辩护，而是为了自己是人类的一元而辩护，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信念而辩护。因此，当这样的律师面对穷人，无助的人，不幸的人，弱者和被损害者甚至罪人时，他们宣扬的不是教条，而是爱、宽容与同情。
那个黄昏，我含泪看完《舌战大师丹诺辩护实录》后，作为对当今美国有着复杂感情的中国人，我被美国，被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律师——丹诺，深深地折服、感动了。在诱惑与恐惧、权力与金钱面前，只有丹诺这样的律师，才能将自己的肉体、心智和灵魂，倾力投注在一次次辩护之中。无论成功与失败，都要为法律灌注相当的人性。令我悲哀的是，上世纪初的美国律师丹诺因不畏强权不仅能够获得胜利和荣誉，还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国民的认同。当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律师陈光诚、高知晟却因对人权的维护和自由的追求而成为囚徒。
“我不相信恨的法律……”这是丹诺面对法官和陪审团，面对他从舌尖上挽救的无数个冤者和死囚所说的话。套用丹诺的话，同我不相信只爱钱的律师一样，我也对框框套套，墨守成规，“相信法律甚至党和政府的律师”保持警惕。在大案要案越来越多，在对正义、公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在陈光诚、高知晟这样具有崇高理想和道义感的律师被关押、迫害的中国，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律师，什么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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