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龙淑蕙采访报导）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10月底透过大纪元发表致胡温公开信，四万言的文字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议题提出了广泛建言，无疑的对十七大会议后的中共掷下一颗震撼弹。这封信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回响，目前定居美国的两位华人经济学家谢欣玲以及俞伟雄也分别的就个体及总体经济层面发表他们对汪兆钧公开信的看法。
劳动经济学家谢欣玲：中国终于有人敢说出真话！
北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谢欣玲认为汪兆钧敢于公开针砭中国经济的陈痾，其勇气值得喝采。她认为经济政策就是需要将有限的资源做最有效率的分配，中国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本应拿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及就业，但是中共自执政以来在历次的运动中利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迫害善良老百姓，这就造成资源严重的扭曲以及不当的运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汪信中所提的经济问题就是长期中共对资源扭曲所造成的苦果。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所得分配不均
主攻劳动经济的谢教授，也针对汪信中所言中国现今社会不公的现象提出她的看法，她认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所得分配不均。
衡量一国所得分配的状况可以从一国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看出，越高社会分配不均就越严重，指数0.4是一社会稳定的临界值。
谢教授指出，中国在1978年吃大锅饭时代其吉尼指数是0.15，90年时是0.23，94年时0.37，到2000年时已高达0.458，可看出中国所得分配不均不断恶化。根据中国官方资料，农村的吉尼系数是比城镇更大。中国人民大学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吉尼系数比官方还高。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吉尼系数始终超过临界值0.4。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在2005年发表的报告，中国吉尼系数高达0.45，中共因此被警告一定需要对社会不公现象改正。谢教授指出，中国民间自己进行调查所得出的吉尼系数是高达0.59，由此可想像问题的严重程度。
吉尼系数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可以对照台湾的发展历史加以观察。台湾在1978年的吉尼系数为0.287，随着经济的起飞，整个1980年代一直维持在0.28~0.29间，1990年时是0.312，在历经亚洲金融风暴、股市崩盘等考验后，1994年是0.318，到2000年时成为0.326，进入21世纪后始终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准。日本在21世纪同一时期为0.284，韩国为0.358，显示亚洲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不会造成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的极端现象。
香港在97年回归后贫穷率攀升至18%
谢教授表示，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分析，香港在1997回归之前贫穷率（poverty rate）一直维持在15%以下，但在中共接管后，自1998年起贫穷率跃升至18%，并居高不下。相较于美国在2001年的11.7%，香港贫穷人口的比率现在仍是较高的。即使是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在中共势力进入后，也同样加重其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
失业是中国存在的第二个严重问题
“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是中国大陆的一颗不定时炸弹。”谢教授如此表示。中共在面对高达2亿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所施行的办法，是以“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来限制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这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严重，把农民工置于更痛苦的境地。
谢教授认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像台湾的政策，朝向促进就业的方向努力，把资源投入改善农村的教育、健康，或提供职业训练，而不是铁腕的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人民有权利选择迁移、选择居住的地点、选择职业，目前中共的政策和自由市场里的自由选择背道而驰。农村资源的缺乏也和中共长期扭曲整个国家的资源分配有关。
另一方面，谢教授指出，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缓慢，其实现在中国不只是农村人口失业，大城市也存在失业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所带动的服务业的发展，会因此带动对高学历就业人口的需求，如财务、金融、法律等行业的发展，如果两者不能配合，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会受阻，这个结果就会反过来影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另外，中国法治系统的不健全，也影响了商业活动的进行，阻滞服务业的发展。
计量经济学家：百分之百赞同汪信所言中国经济问题
专研总体计量及财务等领域的经济学家、目前在维诺那大学任教的俞伟雄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赞同汪兆钧信中对中国经济分析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是中共的汇率政策造成
俞教授认为，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过热（overheating），总体的需求面超过其生产的产能。只要看一个指标就可知道中国经济过热的现象，如八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通货膨胀比前一年度增加了6.3%，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第二个问题是资产的泡沫，如最明显的是股市及房市。在过去一年上海股市涨了百分之三百，上海股市的本益比是69，而美国一般都是低于20。
“这两个问题都和中国的汇率政策有关。”俞教授认为，现在人民币的币值从一个均衡价格的角度看应该是要升值的，但中共为了让其出口物保持价格便宜的竞争力，刻意压抑汇率的升值，让人民币缓慢的升值，这就造成了一个预期的心理。国际投资者想要利用这一投机套利的空间，因此他们不断的把钱汇到中国境内。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延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就必须不断的发行人民币买进美元，造成他们无法控制人民币的货币供给。
俞教授解释，在经济学的模型下，一国政府很难同时控制国内的货币供给和汇率。中共为了要控制汇率，因此牺牲了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的不断增加导致了总体经济过热及股市、房市的泡沫化。
他强调，只要有泡沫，就一定有破灭的一天，只是时间的早晚，快的话现在就开始，慢的话一两年就会破灭。他认为，与其破灭的晚，不如破灭的早。因为泡沫越大，牵连的资金及参与者越多，破灭时所牵涉的整个经济、社会、金融体系冲击越大、越严重。
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很有名的泡沫，一次在1920年代，泡沫破灭后产生经济大萧条，第二次即发生在90年代的网路公司泡沫；日本在80年代有资产的泡沫。美国从第一次泡沫破灭处理不好产生10年的大萧条中学到教训，因此第二次泡沫就积极的介入处理。他认为中共的体制不同，经验不同，应变的结果也会不同。他建议中国目前要面对的，是如何使泡沫破灭时不要那么痛苦。最关键的，就是改变中共的汇率干预，因为这是一切过热的根源所在，应该立即让市场自由决定其价位，才是根本之道。
在中国的投资者是非理性投资
俞教授同时指出，其实现今在中国股市、房市的这些国内和海外资金都是非理性投资。即使这些投资者明白泡沫现象的道理，他们仍是非理性、一窝蜂的心理进入中国的市场，破灭时就要承担这样投机的后果。
而泡沫破灭后的影响程度端看中共处理的能力，如果处理不好，将达到如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可以预期中国到时经济成长下降、失业率上升、公司倒闭、金融体系缩减、信用扩张减少。而他也预期，这一经济层面的冲击，一定会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层面，造成改变。
他也举出日本的例子，在90年代泡沫破灭后，造成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期，和其政府政策不当及金融体系的问题有关。
经济学家看中国的经济成长：如果不是共产主义，中国早该发展了
俞教授指出，经济学的梭罗模型(Solow Model) 可以解释，只要一个国家有不错的储蓄率，相当程度的投资率，以及自由开放的贸易，就能够持续累积资本，而能从低度发展开始持续高度经济成长，如战后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印度，都是如此。当到达一个均衡点后，成长就会减缓。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成长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其勤奋、廉价的中国劳动人口，而非归因于中共政策的成功。他并强调，如果不是共产党及毛泽东当初发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在50、60年代就会像四小龙一样经济起飞了，不用等到80、90年代才开始。
汪信所提的自由、民主化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俞教授非常赞同汪兆钧信中所提中国应尽快朝自由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他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要长远良好发展的国家需要有民主体制来运作。“制度”（institution）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最根本因素，人治而非法治或许会让国家短期内兴盛，但无法保证能持续多久，衰败终究难以避免，因此造成一个国家发展不稳定。相较而言，民主法制是一个最稳定的制度，政府的重要政策会面对制衡的力量，可在公开而全面的讨论下凝聚多数人的价值与共识，从而创造长期健全的投资环境，国家经济因此能永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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