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孜、章乐柏林报导）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柏林首场演出圆满落幕后，特意驱车近六百公里前来欣赏晚会的中国旅德作家、自由知识分子仲维光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专访。仲维光先生认为德国人非常保守，他们接受外来事物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甚至排斥。在柏林这样一个城市，新唐人电视台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演出场所进行这个演出，而且近乎座无虚席，他认为晚会非常成功。
记者：仲先生，请问您看完今天的晚会，有什么感受？
仲维光：我对晚会的感受很多。首先呢，大家不要忘记，法轮功学员是受到专制社会残酷迫害的一个群体。他们在遭受这种残酷迫害的情况下，还能创造出这样一台晚会。 为人们追求信仰自由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
被残酷迫害的群体 写下辉煌篇章
我自己是搞思想史的。反观历史，我们看到最近一百年以来，在各个专制社会中，都有很多族群、很多群体、很多知识份子因专制迫害流亡到国外去，流亡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只有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被残酷迫害几年以后，还能组织这样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我认为，他们在一百多年以来的当代反抗专制史上，在人们追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生活自由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我觉得，我们许多人应该看到这一点。就是，首先应该看到，这是被残酷迫害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了这样一台演出。从1989年到现在的这十几年，特别是89年之后最初的五年中，很多中国异议知识份子、民运人士，他们的境况比这要好的多。但是，没有人组织过这样一场演出。
而身处如此艰苦环境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能够在几年中组织这么精彩的演出，而且是在欧洲的中心──柏林，非常难得。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德国人非常保守，他们接受外来事物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甚至非常排斥外来事物。在柏林这样一个城市，新唐人电视台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演出场所进行这个演出，而且近乎座无虚席，我觉得非常成功。
接续我们的传统，重新起步
第二个很深的感触是：1999年1月的时候，我去印度的达莱萨拉拜访了达赖喇嘛。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在从59年到99年经过了被镇压的40年以后，西藏人中还存有一个群体，他们聚集在印度这个地方，有很强的凝聚力。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的汉人，或者我们中国人，在被专制迫害以后，89年以后，十年以后，情况却越来越坏，道路却越来越窄，而且大家都知道99年时民运走向了最低潮。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在说，中国人没有向心力，没有凝聚力，没有宗教感情，没有信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等等。当时我心里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就在99年，中国发生了镇压法轮功事件。镇压几年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法轮功形成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通过这一现象，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凝聚力，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追求。我觉得大家看这台演出的时候，大家首先都应该想到，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追求新的生活，是我们中国人接续我们的传统，重新起步的一个结果。
“我是谁”
第三个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演出中有一个独唱歌曲《我是谁》。我来自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呢，不只是和我们法轮功学员有关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提出的问题。中国人是谁？一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走过了一个坎坷的道路。尤其是在“五四”以后，西方左派分子、集权主义思想注入到我们中国以后，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彻底摧毁了我们中国人的脊梁，我们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谁了。这一台演出给我们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重新在问我们，我们中国人是谁。而且这台演出也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些探索。这些探索，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思索。
另外，或许有些大陆知识份子会说，这台演出也有宣传的东西啊，也有宣传法轮功的东西啊，我说不是这么回事。这台演出，是受迫害的人发自内心的对自己信仰的一种呼唤和追求，它不是宣传。它不是要压迫对方，要迫害对方，它没有权力，不掌握权力。而（中共）中央电视台的宣传是中共的一个机器，是党在迫使每个人说什么。在那些演出当中，演员不能够说自己的话。所以这两台演出，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也没有任何可比性。
所以，我绝对不同意把今晚这样一台演出说成是宣传。只有共产党那种利用权力，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体来强迫人做什么，那才是宣传。我们只能说，它是一部分有信仰的民众，对另外一部分民众阐述自己的信仰，希望他们也追求这种真善美的生活，这不是宣传。
记者：您最喜欢那些节目？
仲维光：整场的节目都有一种新鲜的节奏感，是完全回归传统的东西，例如：岳母刺字那个节目。整个演出我都喜欢。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哪个节目我更加喜欢，那就是下半场关贵敏的演唱和最后的压场节目《鼓韵》。其他的比如岳母刺字的一段都是返归传统，提倡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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