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权斗硝烟浓 黄菊苦肉计

【大纪元3月23日讯】据《新纪元周刊》第10期封面故事报导，黄菊和贾庆林一样是江泽民真正的心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场上流行“黄菊被夺权系江派全面崩溃的征兆” 的说法，江泽民因此震怒和惊恐，指令尽快消除舆论影响。海外亲江网站奉命修改题目为“黄菊主动放弃权力” 为之减压。一时间黄是“病退”还是“败退”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黄菊越隐此话题越热。江派势力必须要他出来证明，丢权是他个人的病兆所致，而非“江派全面崩溃的征兆” 。
　　此次黄菊成中共二会的“焦点人物”，“病态” 现身巡游，是江派精心设计上演的一场苦肉秀。
该期封面故事包括三篇文章。全部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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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权斗硝烟浓 黄菊苦肉计

文 ◎ 张海山

黄菊和贾庆林一样是江泽民真正的心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场上流行“黄菊被夺权是江派全面崩溃的征兆”的说法，江泽民因此震怒和惊恐，指令尽快消除舆论影响。海外亲江网站奉命修改题目为“黄菊主动放弃权力”为之减压。一时间黄是“病退”还是“败退”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黄菊越隐此话题越热。江派势力必须要他出来证明，丢权是他个人的病兆所致，而非“江派全面崩溃的征兆”。

缺席上届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简称“两会”）的黄菊今年终于在3月6日的人大开幕式上现身，但是黄菊脸色憔悴、表情僵硬、行动迟缓，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会场上黄菊面部浮肿，脸色憔悴略黑，面容与身材都消瘦不少，戴上了发套，对着镜头，虽然脸带笑容，但表情僵硬。入座和离场时都需要工作人员在其后扶助，连椅子都拉不动。外界注意到大会服务员给台上各人斟水的时候，没有给黄菊斟，但有一名服务员分别两次单独给黄菊斟水，显然与后台医疗小组为缓解他的疼痛而准备的药物有关。

黄菊的动作比其他人迟缓，全场30多次拍掌，在别人掌声响起时，他才开始有动作，甚至在翻页时也比其他代表慢了半拍。出乎意料的是，3月7日重病中的黄菊还来到上海代表团座谈并作了特殊发言。

黄菊应病应责的宿命

黄菊于1963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的一家小厂当技术员。1980年代初，黄菊因“根红苗正”，作为中共培养第三梯队的接班人，在数年内从副厂长、公司副经理、机电工业局副局长、市工业党委书记、市委秘书长一直升到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

1986年的一场小政治风波后，黄菊真正成为了江泽民的心腹。当时思想保守的黄菊因禁演话剧《WM》，和当时上海年轻的宣传部长潘维明发生争执。潘请来第一书记芮杏文评理，芮看完戏表态支持。黄菊就把禁演的责任推给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刘振元，其实刘既没有看过这部戏，更没有表过态。黄菊嫁祸于人，对刘振元搞政治陷害的劣行，恰好传到在上海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耳中。周杰将此事向中央组织部反映，中组部派人调查属实，做出“此人政治品质恶劣，不得重用”的结论。

就在上海市委正在考虑调动黄菊的工作时，黄菊闻讯便向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哭诉。刚到上海的江泽民此时手下无人，恰好常务副市长朱仲宝又病危，成了植物人，于是江就出面力保黄菊，将他调任常务副市长。黄菊从此就成为江的心腹。

1987年，江出任市委书记时，想让黄菊接任市长，可是黄在十三大上因票数太低，落选中央委员，也就没有当成上海市长。1989年，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黄菊自然就水涨船高，从上海市长、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升到政治局常委，把持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交椅，分管金融、财政、税务等工作。

可以说，没有江泽民，就没有黄菊的今天。所以外界认为吴邦国、曾庆红还只是江泽民的旧部属，黄菊才是江的真正家奴。

民间传言，江处在顺势期，抬举黄菊发达的风水很差，一来黄菊逃避责任，嫁祸于人；二来趁他人病危落难之时挤占空缺。这是黄菊进发所欠之债，所以等到江退休处于逆势期，黄菊则要开始退隐还债了，一是以病应病；二是以责应责。

江泽民本想通过黄菊和贾庆林对中共政治施加影响力，但是好景不长，黄菊之应病真是突如其来，不仅如此，应责之难也伺机而动。陈良宇案直接涉及黄菊，逼得江不得不写“只能到陈，不能再上”的批语给胡看。

上海陈良宇被中央查办后，黄菊的妻子余慧文及弟弟黄昔卷入福禧投资公司违规贷款案件，余慧文和被双规的福禧投资公司董事长张荣坤是老相识，同挂“上海慈善基金会”副会长职衔，中纪委已介入调查。

由于黄菊和江绑得太紧，黄菊应病应责的宿命，对江派势力产生了负面影响。黄菊之病成为各方势力角力点之一，黄显然既“不得安宁”也“不得好死”。

用黄菊“病退”掩盖江失势

据悉，黄菊被诊断罹患胰脏癌，2006年1月16日后很少公开露面，去年3月“两会”其间，政协会议发言人吴建民证实黄菊身体不适入院治疗，但没有披露所患何病，又拒绝评论他的职务有没有改变。06年6月中旬黄菊复出露面。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联合大会的开幕式。

之后时隐时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则是06年11月21日，在上海接见到访的澳洲银行董事会新主席古德。

今年1月间香港《经济日报》报导，中央决定，黄菊“健康持续出现问题，已不能再勉强，正式停止工作，并交出金融领域的最高领导大权”，由温家宝直接主持金融工作，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从旁协助。报导又说，中央最高层之前已经决定，中央一般性会议，黄菊可以不出席；黄菊分管的事务，如身体许可，要出席或作出决定。

用“病退”掩盖“溃退”

随着黄菊癌病不可治愈性的逐步确认，黄在十七大退位已成定论。江派势力不得不面对这一客观现实。但是退，有“病退”和“溃退”之别。怎么退，如何退，成为江、胡互做文章的地方。

江派定期的为黄菊制造点动静，发个批示或搞个祝贺，以此证明黄还有口气，以不死为势，情形越来越被动。与此同时，胡温在暂时不能展开对江的直接攻势之前，采取了大量侧面的迂回包抄，对江势的打击很大。典型的有“开放江（泽民）、宋（祖英）性乱”的搜索和藉黄菊病休影射江派失势的舆论营造。

不久前力挺胡温的海外舆论避开黄菊病退的表面现象，直接点出江全面失势的实质，在十七大前的关键期影响波及很大。其中以《亚洲时报》1月22日发表的“黄菊被夺权，江派全面崩溃的征兆？”一文最为经典。

文中对黄菊因“健康持续出现问题”而“交出金融领域的最高领导大权”表示置疑，指出，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权力转移是非常敏感的事，在正常情况下，很少出现中途被迫交权的情况，而健康问题，更绝少会令一个政治局常委交出权力。

举例证明，在中共历史上，被夺权、架空的政治局常委，大多是政治上犯了错误，又或已经失势，被对手乘虚而入。由此得出“黄菊被夺权系江派全面崩溃的征兆”的结论。

据悉，此文引起江的震怒和惊恐，指令尽快消除该文产生的舆论影响。当时，海外亲江网站奉命修改题目为“黄菊主动放弃权力”为之减压。一时间黄是“病退”还是“败退”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黄菊越隐此话题越热。事实上，黄已经躲不下去了，江派势力必须要他出来证明，丢权是他个人的病兆所致，而非“江派全面崩溃的征兆”。

木偶推到前台做戏

根据黄菊的病情，两会中的人大会议被选择用于黄的现身场所。江派为黄设计的出场特点是，一是要突出病态，这点黄自动满足要求；二是要有点坚持的表现，以此表明有足够活力熬到十七大。否则，木偶人一个被推到前台，做戏的痕迹太明显，更显江泽民阵营失势之象。

黄菊的一番表演就是尽力向外界表明，他的退出权力是在十七大上一次正常权力交接，个人的重病在身是交权的主要原因。潜台词则是，倘若没病还会干上一届了。以此切断民间“黄菊病休”与“江派失势”之间的丰富联想。

黄菊现身后，海外某有江派背景的网站重新转载上述1个多月前《亚洲时报》的文章，原题发表，有意把黄菊新闻与之相邻而置，以此打击此文的分析结论，总算对江有所交代。

江不在乎在国际媒体前暴露黄的严重病态。外界越集中于黄的病态，黄熬到十七大的退休就越合理自然。除了出席人大开幕外，黄被安排回到上海大本营座谈并作了特殊发言。

黄菊苦肉秀 胡温冷处理

处于明显强势的胡温对黄的苦肉秀采取了冷处理。观察家注意到大会结束时，旁边的贾庆林、吴官正与曾庆红先后跟黄菊握手，但胡锦涛和温家宝离开时，没有与黄菊打招呼。

胡温冷处理的手法为日后以可能的方式正式处理黄菊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同时在寸势必争的关键时期，胡温绝不会为江捧人场而自折自损。

上海代表团名单保留了陈良宇的名字，并解释说“关于陈良宇同志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将在立案检查结束之后，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做出处理，大会秘书处已经同意他不参加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胡温借此不失时机的对外显示依法办事的姿态。

另据悉，黄菊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上海代表团最后提供的对外名单里，显然黄是江硬塞进来的黑户。3月6日黄菊出席开幕的消息也被新华网封锁。

3月6日新华网“高层动态”栏目，政治局9常委参加两会的消息都有，但独缺黄菊。有关黄菊国内的最后正式活动还停留在2007年01月30日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揭牌黄菊致信祝贺”上面。胡温把黄定为非正式出席，黄来了像没来一样。

去年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黄菊留职休养”的决定。在这个决议中，有一条：黄菊同志在留职休养期，不负责党政内部工作；还有一条：政治局、国务院根据情况，授权黄菊同志在留职休养期间出席礼仪活动。今年两会，政治局和国务院都没有授权让黄菊出席。

新华社报导突显内斗

但是奇怪的是，3月7日，黄菊出席上海代表团座谈并表讲话的新闻却被高调报导。从黄菊讲话的行文条理性来看，这是事前精心准备的报导。

据报导，7日10时25分左右，会议还未结束，工作人员就开始清场，要求港澳台记者退出。上海团分组会场外戒备森严，大会堂内临时封路，50分钟后，黄菊在韩正等人陪同下出场。

有记者随即向全国人大会议新闻组投诉，要求上海团遵守开放会议的规矩，上海代表团的理由是，为迎候黄菊出席会议，才把境外媒体提前驱出公开会议的会场。

没有人能保证病重中的黄菊不出差错，一旦有失，被不留情面的国际媒体抓到把柄，将闹出国际笑话。所以黄菊此行是被严密安排的，无论他讲了什么，能不能记住，都会有一篇相应的报导。

从新华网上看，黄菊就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没有参加开幕的报导，一下子就开始参加审议高调讲话了。新华网对黄菊前后剪辑的不连贯，突显胡温对黄现身的控制。显然江派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一定要求高调报导黄菊的这次发言，似乎黄此次还有另外的使命。

黄菊发言透露江捆绑策略

黄菊是有备而来，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三个坚持”的新概括说法，系首次出现。由于是通过江的心腹高层对江家大本营上海各级官员的训话，可以认为这几乎就是江最新的对胡攻防策略的宣讲。同时黄菊又是此时的焦点人物，“三个坚持”也可借机扩大影响力。

分析认为，江目前最担心的是“失势”。因为一旦失势，江一干人马面临的就是镇压法轮功的血债清算。随着胡温势力的不断巩固，江派逐渐失势也属必然。内部消息透露，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加，“办奥运会”与“镇压法轮功”越来越难以同时操作，中共内部一些敏感部门私下去海外摸底探消息，而围绕此话题的内部建议也是不断，江派面临很大压力。

有消息指出，过年期间，江、胡见面达成的妥协是在十七大上，政治局常委班子原则上“五出三进”。五出者：贾庆林、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三进者：刘延东、周永康、另一位由胡锦涛确定，呼声很高的是李克强。

江最看重的是周永康的接任。罗干超龄必退，十七大江急于用镇压干将周永康接替罗干，意在继续维持镇压政策。但是一旦江彻底失势，周永康即使升职在位，一个人也是玩不转的。当年江用内势困得胡温政令难出中南海，深知无势难有为的道理。

江借黄菊之口，祭出“三个坚持”，似乎是江应对胡温的新三字经战略。“三个坚持”的后两个坚持都是拍胡马屁的套话，如第二坚持“服务大局”、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等，显然这都是胡温爱听的话，也就是具有迷惑性的装点。但江暗藏捆绳的第一个坚持，黄菊具体表述：“一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可见，“三个坚持”是把胡的理论重新用江纸包装，在加重对胡拍马屁效忠的同时，也把邓、江、胡结结实实的捆绑到一起。用坚持邓、江的理论指导来落实胡的观点。一条绳绑起来作为“合势”，江则无需再为“失势”而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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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北京入一级警备态

文 ◎ 王静雯

今年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简称“两会”）分别于3月3日和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出动了逾50万人参与保安工作，其中2万公安武警特警，“遍地尽是红袖章、到处都有大警车”成了两会外的一大景。人民大会堂四周及天安门广场设有三重警戒，层层截查，北京进入了一级警备状态，风声鹤唳的场景比比皆是。

此前，北京有1010名访民联名上书〈中国访民致中共人大政协建议书〉，上海也有250多名城市访民发表公开信，呼吁两会倾听民众呼声。为此新纪元记者采访了一些民众，倾听他们在中共构建和谐社会中维护其民生民权的亲身遭遇。

警方扫荡上访村

躲在北京上访村外的深圳访民杨圳彪在接受新纪元采访时说：“在京的访民至少有5,000人以上，火车南站那边到处都是。两会期间抓走了很多，见上访的就往警车上拽，不上车就打人。有的被打伤，也有的被打昏的，有肋骨被打断的，3月4日有个黑龙江来的老太太，60多岁了，她从天安门路过，说要去邮局寄信，结果被警察殴打，老太太心脏病发作，当场就死了，后来不知拉哪去了。

你看大会堂两边啊，到处是警车和外地来拉访民的专车，从车牌号就知道，辽宁、山东、河南、江苏的，500多辆，最多的时候上千辆，大街小巷到处抓人。上访村就更遭殃了。警察就跟逮鸡一样到处抓人，每天半夜1点多或3点多，警察就到村里抓人，还把几百个窝棚全拆了，被子褥子都抢走了，就是不许人在北京待。当局说要把我们一网打尽，大家都很害怕，东躲西藏的，也有不怕的，就要在这骨节眼上出来喊冤。”

BBC新闻网在“两会：倾听的姿态与消失的声音”一文中写道，温家宝总理在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前后向3,000人大代表鞠躬，几乎是“90度鞠躬”，这表明他愿意倾听人民和代表们的声音，但在大会堂外却看不到人民的影子。那些最急于寻求帮助、最想让当政者听到自己声音的人，被抓得远远的，有的还被投入了监牢。天安门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成排的警察站在红旗下防止任何人靠近大会堂。

然而据美联社报导，3月5日还是有名山西女子突破重重封锁，在人民大会堂台阶前举起了申诉状，她举起的白布上写满了红字，状告山西大同市委书记贪赃受贿，报复并残害她全家。几分钟后她被蜂拥而至的警察带走。

据目击者向六四天网透露，3月7日3位来自黑龙江的中年男性访民在全国人大上访接待处服毒自杀，有访民说打110、120要人来救他们，但警察说不用，他们会派车送走，事后听说还是死了人。

据访民介绍，警察一般把他们抓到马家楼关起来，能找到所在地的就抓回原籍，有的关几天后又放出来，因为访民太多了，关不下。70多岁访民商学珍从马家楼放回来后在大纪元新闻网报导的录像中说：“我不上车，一个年轻警察和保安就打我。我的衣服被撕破了，枴杖也被抢走了。为什么强制抓我?公安应该跟我道歉，唉，共产党对老百姓残害太厉害了，它不行了。”

一位天津女访民在录像中说：“过年期间我们去天安门喊冤，关了10天才放回来，我丈夫还被拘留着。昨天有保安把我窝棚的玻璃都打破了。我们要基本生存权，要合法权益。我在北京上访了20多年了，没吃没喝的，捡垃圾桶东西吃，为的啥？我就是要去会场喊冤，我不怕，抓我也不怕！”

访民杨圳彪：

温总理的车停了，我的冤情更深了……

深圳访民杨圳彪在接受新纪元采访时不停的咳嗽，他说现在一年365天，有200天都在感冒，每年因肠梗阻要进几次医院，光医药费一年就得1到2万，昔日做生意的壮小伙，现早已债台高筑，病魔缠身，而这一切都始于4年多前的一次偶然。

“那是2002年9月29日，我和朋友去深圳市凤凰山游玩。警察怀疑我们偷了自行车，把我们抓起来，我据理力争，结果被7、8个警察暴打了两个半小时。我自己爬到医院后算是捡回条命，但由于脾脏被打裂，胰腺受损，落得五级残废，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

事后警察承认无辜打了他，但赔的钱连医药费都不够。为了日后生计，杨圳彪被迫走上漫长的上访之路，他曾向深圳市、广东省的各级人大、政协、政法委、政府、公安以及新闻机构反映，除了警察扬言“这是我们的天下，我们说了算”之外，其他人无人问津，哪怕他被逼到《南方日报》跳楼自杀，也没人管。

后来杨圳彪到北京上访，得到国家信访局的批示说：“证据是充份的，回原籍处理。”然而回到深圳换来的却是“越级上访”的罪名，要判他1年半劳教。逃出广东的杨圳彪，最后想到了古时的拦轿鸣冤，他要找温总理喊冤。

“那是2004年11月27日，我观察了两个多月后才掌握了总理的行车路线和规律。27日早上8点30分左右，他的车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前面有4辆警车开道，还有便衣警察加以防范，当时我和河南的王金南（音）等在前门附近的天安门东站，看车来了，我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拦他的车，人也顺势滚在马路上。他的车不但不停，还跑了一辆。后来他车把我的头压在底盘下走不了了，差点压死我。温家宝没下车，他的车停了8分钟，直到前门派出所警察把我们抓走，关进了大兴县房村拘留所。

那10天惨无人道的折磨就不提了。那些折磨我的警察扬言：“要解决问题你去找美国布什总统，找联合国安南秘书长，叫台湾陈水扁来办。我们是受总理的指示，我们共产党一贯就是靠杀人和打人起家的。”

杨圳彪表示，他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个访民悲惨经历的一小点，比他惨、比他冤的比比皆是。他才上访了4年，在北京上访了几十年的多的是，他们一辈子好像就是为了喊冤来了。杨圳彪说：“喊冤并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全社会讨个公道，不能让那些恶人再害别人，假如大家受欺负了都忍气吞声，恶人就更猖狂了。

我们来上访的也知道希望渺茫，我就没看见谁的案子给解决了的。新华社公布的数据是，到北京来上访的，有0.2%的案例是解决或部分解决了。以前我也去上访，现在我不去了，我算看透中共的本质了，它就是坏就是邪，它就靠杀人害人来维持统治。现在我有空就骑车过去看看，把访民的事发到互联网上，揭露中共的杀人本质，我对它是一点不抱幻想了。”

女农民状告国务院

负责倡议1010名在京访民给两会写访民建议书的刘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两会期间有3,500多名在京访民在访民建议书上签了字，今年公安抓人太厉害，很多访民被抓走了，但他们还是得到了1010人的签字。建议书中希望能“废除中国信访制度、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建议设立宪政审查机制，成立宪法法院。”

据统计，这1010位访民众中，案龄最长的51年，最短的1年，上访期间遭受政府不公正待遇的占91%，其中：被毒打关押的有457人，占总人数的45%；被拘留劳教的428人，占42%；被送往精神病院关押的有31人，占3%。

刘杰原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逊克农场26队的农民，10多年前，她和丈夫付景江响应国家号召，开办家庭农场，经营得十分红火。但农场领导出于妒忌，不顾国家政策法规，擅自撕毁了承包合约，并动用农垦系统的公、检、法机关，枉法裁判，以法律的名义把刘杰一家价值几百万的财产抢劫一空。

在黑龙江省申诉不通的情况下，刘杰被迫先后4次赴北京喊冤。然而在2001年6月13日上午在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访室里，刘杰遭到最高检工作人员的暴打，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也只剩0.1。从那以后，刘杰开始自学法律，并依照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先后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一中院、二中院、最高人民法院起诉中国最高检察院，都被法院拒绝受理。

2002年3月7日，刘杰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最院立案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一案，再次遭受暴打。2003年10月13日，刘杰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理由是黑龙江省政府不作为，导致贪官污吏逍遥法外，结果多次遭受毒打并被限制人身自由。2004年初，刘杰到国务院法制办再次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后，没在法定的期限内得到答复，于是遵照法律，刘杰起诉了国务院，状告国务院的行政不作为。

才貌双全的女律师被打残双腿

当新纪元记者打电话到倪玉兰家，接电话的是她丈夫董先生。他说：“周六政协开幕式那天，倪玉兰就被公安从我姐家强行抓到新街口派出所，至今还被关着。开始还一直饿着她，从3日、4日，直到5日晚上才给点吃的，有个警察还骂她，骂得很难听。就因为她在访民名单上了，每年两会期间都被关起来，去年被关在宾馆里有饭吃，今年被关在招待所里还饿肚子。”

今年46岁的倪玉兰，从事律师职业18年。2002年4月27日，因拍摄北京西城区强拆现场，被公安毒打致残，并非法拘留一年。目前倪玉兰只有靠轮椅或双拐艰难行走。

董先生还说：“尽管倪玉兰懂法律，但她的案子一直没结。那个打人的新街口派出所所长谢立国现在调到长安街办事处了。有冤就得申冤，我们会坚持的。”

徐江娇：五旬妇女被打掉3颗牙

不光在京访民被关押，即使没去北京上访的访民，两会期间也一样会被当局禁锢，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浙江省温岭市失地农民代表、全国劳模王妙增。3月2日他和其他5名农民代表同时被政府人员带到宾馆软禁，王妙增气得胃出血，还得自己花钱进医院治疗。其实他们根本没打算去北京，也被关起来了，说要关到10多天后，会开完了他们才能被放出来。

被软禁在疗养院的浙江天台县访民徐江娇在讲述她的两会遭遇时说：“3月5日上午我想去县委见领导，被看管的政府工作人员拒绝，拉扯中他们撕破了我的棉衣，我提出要出去重买一件，结果被送饭的和她老公暴打了一顿，他们用酒瓶玻璃瓶砸我，拳打脚踢，打得我血肉模糊，牙齿被打掉3颗。打110他们也不管，到现在还不给我去医，请你们帮帮我，帮帮我啊！”说着她在电话那头哭了。

只有一个儿子的徐江娇，1995年被天县三州乡乡干部敲诈勒索不成后遭报复，乡干部以徐超生为借口，扒掉了她家房子并对她罚款。为讨回公道，徐江娇已上访十多年了，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引来地方政府的打击报复，这次还被打成重伤。

律师郑恩宠被严密看守

3月5日，龚浩明、陈恩娟、谈兰英等250名上海城市访民在致胡温的公开信中，特别强调了2006年以来情况的恶化：“上海帮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借口下，将野蛮暴力、非法监控、搜家、刑拘、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等一切没有底线的违法和残忍的手段有机整合在一起，摧残冤民的肉体，灭杀冤民的性命。”

信中列举了2006年以来，被毒打致死的访民有段惠民、杜荣林、戴荣等6人，被毒打致重伤的有：吴党英、童莉亚、朱金娣、刘华琳等35人，被非法劳教的有张翠萍、杨新民等4人，被非法判刑的有张耀龙顾凤芳夫妇、陈小明、毛恩凤、田宝成等6人。

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再次受到当局的严密看守，其妻蒋美丽也收到限制出境港澳的通知书。郑恩宠为此已向法院提出上诉。

异议人士被静音

新纪元也尝试采访了一些大陆没被关押的异议人士，但不少人的电话被监控，刚谈到正题电话就被掐断。六四期间被炸断腿的北京异议人士齐志勇对新纪元表示，“今年跟往年没什么不同，还是24小时监控，从2月28日就开始了。”

据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报导，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3月3日被警察从家中抓走，并行政拘留10天，目的是阻止他在两会期间进京送女儿入学。53岁的朱虞夫是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1999年被以“颠覆罪”判刑7年。这次被拘留的理由是他在家中“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

据民生观察工作室消息，两会前广州维权人士唐荆陵在被警方约谈近10小时后回到家中。据唐荆陵表示，警方认为唐主导的“赎回选票声明”涉嫌有意煽动公民违反法律。赎回选票声明呼吁签署者在所在地的年度人大换届选举中，“不参加选民登记，不去领取选票，不通过任何方式参加本次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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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焦物权法社会精神分裂

文 ◎ 季达

中国的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对物权法的确立非常积极。许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尽快立法保护私人财产，很多人缺少安全感，会把资产拿到海外去。

在物权法立法争论中，左派右派，官方民间，穷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场，且遵循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进行考量。
中共最高当局手忙脚乱，不知所以，因此才有强硬封口的措施出台。在没有独立司法和绝对专制的环境下，中国社会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后休克为止。

中国著名的《财经》杂志原本3月5日出版的一期杂志没有按期发行。根据该刊工作人员透露，这本杂志的版样在送印刷厂的路上被追回，然后编辑部紧急换稿，把原来的封面故事用一篇谈论股市的文章更换。

被换掉的封面故事，题目为“物权法奠基”。

今年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简称“两会”），对部分修改法律进行了审议，也将审议两部中国“最重要的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在此之前，有消息透露，中宣部已经内部下文，禁止“炒作”10多个热门话题，物权法草案的有关争论，正是其中的一个。

“姓资姓社”再起争议

物权法，英文为“Property Law”。Property在牛津英汉词典中译所有物、资产、财产、不动产等。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对新纪元表示，这个翻译非常讲究，但如果订立一个“资产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

事实上，在人大开会之前的2月底，1,000多名经济学者、马列哲学家、军队退休将领和政府退休高官，连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物权法”的立法。外电报导说，作为这封公开信的发言人，北京航空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韩德强就公开声称，如果这个立法通过，中国将出现资产阶级，而资本主义将在中国大陆复辟。

这封公开信，被北京官方迅速打压，公开信的首发网站，被视为中国左派大本营的“毛泽东旗帜”网站也迅速被封闭。

韩德强没有透露哪些人签署了信件，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应该是其中一个。事实上，“物权法”本来在2006年便计划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但因为巩献田教授的一封反对公开信而搁置。

“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在北大研究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学概论和政治学的巩教授在公开信中这么说，他认为这部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巩献田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我老家的一位市领导打电话支援我，表示家乡人民是我的坚强后盾。”

显然，中国人大常委物权法立法小组，把Property翻译为物权而不是财产、资产并非偶然，而是有深意的。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拍板，将Civil Rights翻译成“资产阶级法权”而大加批判，后来深被诟病。物权的翻译，显然也是有关部门不愿意订立一个“资产法”，而引起社会上诸多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争论。

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争议，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朗咸平掀起的。其实在朗教授之前，这种争议的热度就已经渐渐升温了。只不过“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郎教授指名道姓地批评国有企业高层负责人，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程度更高。

2004年9月14日，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等10位学者，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声明全文4,000字，态度鲜明地对朗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

程恩富非等闲之辈，他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程教授向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讲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等问题，程恩富等人的声明，认同朗咸平的两个论点，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中，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合作，尽情盗窃国有资产，第二是产权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郎教授关于国有企业效率不比私营企业低的论断，也获得了中国主要的几位马列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致叫好，因此要求中国政府，暂时停止国有企业改革，以免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看起来已经大大落伍的观点，由非中国大陆官方背景的朗教授提出来，受到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支持。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有90％的人支持这种看法。在这里，马列左派和底层民众获得了一致。

主流经济学家和官员的声音

然而，这些都并不代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大部分经济学家，尤其近年受到各级政府重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加快改革。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滇庆，80年代是体改所的重要成员，和目前北京的经济学界主流关系密切，本身也在中国的学府兼职教授。

“就像手中的冰棍，如果不快点处理，最后就化掉了。国有资产也一样，立法界定和保护之后，可能还会留下一些，否则一样会消失”。徐教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这样表示，因此他支持物权法的立法。“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最重要的立法”，他表示，市场经济必须在所有权明确的情况下才可能运作，因此必须尽快确立明确的法规。

中国的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对物权法的确立同样非常积极。一位广东的官员对新纪元表示，中国改革快30年了，人民财产已经大大增加，许多人有房有地，如果不尽快立法，保护私人财产就无法可依。“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缺少安全感，会把资产拿到海外去。”

他不愿意回答关于政府官员“合法”财产保护等问题，但他暗示，这些都是改革的必然过程。

不过，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却认为，中国资本外流，本质上说不是立法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普通百姓，小商小贩没有资本外流的问题，而那些暴富者往往是通过官商勾结致富的，因此先天就有不安全感”，他认为，这些富人并不会因为立了物权法，就感到安全了。

中国的“精神分裂”

物权法起草和审议过程中的争议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官方不得不采取国家手段，以行政命令断然叫停双方的骂战，显示出经过了28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认知差距和分裂。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在最近一期《当代中国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这种分裂的征兆之一，“是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转”，在党务和高层官员“和谐社会”、亲民等口号之下，地方政府对底层民众的反抗采取暴力镇压。征兆之二，则是中国知识精英队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但何清涟批评说，虽然分裂的双方表现为对“改革”赞成或是批评，但都回避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改革谁在获利？并且不愿意触及根本的体制问题。分裂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和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

何清涟的文章表示，中国对底层民众掠夺式的“改革”，使曾经被中国万众认同的“改革”神话日渐退色，几近破灭，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共识依然消失。

何清涟的分析入木三分。在物权法立法上，左派右派，官方民间，穷人富人各有不同的立场，而且遵循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进行考量。在这场争论中，世界各种理论学说纷纷露面登场，从马列的共产主义到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从前苏联的法律理论到现代西方的法制精神，从人权进而物权，到物质化绝对平均的毛时代回想，无不纷纷登堂入室。

中国最高当局手忙脚乱，不知所以，因此才有强硬封口的措施出台。

然而，不争论不等于精神分裂就此消失，物权法获得通过，也无法保证其可以获得贯彻实施。中国宪法中人权的条款，也并未获得实施就是证明。在没有独立司法和绝对专制的环境下，中国社会也只能日益精神分裂，直到最后休克为止。(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