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4日讯】笔者从2007年3月12日～30日一直住院做鼻炎手术，回到家里打开邮箱，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张鸣事件”的相关材料。事关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学术尊严及政治文明，李景治先生恰好又提供了充满官场权术与政治杀机的经典文本，笔者只好抱病写一点感想，以声援一直致力于维护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学术尊严及政治文明的张鸣教授。
一、化公为私的第一封公开信
2007年3月12日，张鸣在自己的博客专栏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称自己得罪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也许将“被赶出人大”。
3月13日起，张鸣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引发了“学术行政化”的公民讨论。
3月16日，张鸣被撤销政治学系主任一职。同一天，李景治在由他自己掌控的学院官方网站发表《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他先在开场白中写道：
“最近因张鸣教授在媒体上的一些言论，使学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对于言论涉及的一些问题，我们将通过适当的机会和途径做出正面的回应和说明，给大家一个交代。”最后又在结束语中表示说：“我们坚决反对张鸣教授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因为这有损国际关系学院的形象，影响了学院的正常的工作。大家知道，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就是化公为私的土围子式的“单位内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产权归属显然是“中国人民”，而不是李景治的“单位内部”。借用笑蜀的话说：“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张鸣所供职的机构，即人民大学的所有制。如果人民大学是江湖上的草台班子，属于某个老板的私产，而张鸣不过是那个老板的雇员，那么他们之间的争执，就很可能只是简单的私权纠纷，只是一个内部问题，我们作为局外人的确没有置喙余地。但显而易见，事情并非如此。且不论教育本来有着强烈的外部性，即便用纯粹的法律观点来判断，作为全部仰仗纳税人供养的公营机构，大学本来就有接受纳税人监管的义务。……就此来说，大学问题无疑是不应该有围墙的，它必须是向公众开放的，一切大学问题，都可以成为公共讨论的素材。任何一所大学所发生的事件，都跟公众利益相关，因此都属于公共事件。大学无隐私，大学无权拒绝舆论阳光的进入。”
二、权术压倒学术的第二封公开信
沿着这种化公为私的“单位”意识走下去，李景治于第二天即3月17日，又在学院网站发表《谁要“逼”走张鸣教授？──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二封公开信》，一上来就给张鸣加上一款罪名：
“最近张鸣教授一再在多家媒体上说国际关系学院要逼走他，这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谎言。……张鸣教授才是真正侵害别人的人。”
在谈到“随着学院的发展，张鸣教授在一些问题上同学院产生一些意见分歧”时，李景治先是表白说：“但我们认为这都属于工作上的不同看法，绝对没有因此而排挤他。……直到张鸣教授在媒体上发表公开言论时为止，他仍然是政治学系主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学片导师组的负责人。我们不知道张鸣所说的我们要排挤他有什么事实依据。”
接下来，李景治却不打自招，主动贡献了“排挤”张鸣的“事实依据”：“院属系所就是原来的系属教研室，它不属于一级行政单位，系主任就是教研室主任，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从来不是由学校来任免的，而是由学院领导班子任免。当初，张鸣教授就是这样被任命为系主任的。现在，根据实际情况，免除他的系主任职务也是完全符合程式和学院的规定的。”
既然系主任“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理应属于教授治校及学生自治的范畴，完全应该交由政治系的教师与学生进行公开评议和民主选举。以教师和学生及其学术学业为本，更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一条普世性的文明法则。李景治不经过包括张鸣在内的政治系教师及学生的公开评议和民主选举，反而利用行政权力之手，背着张鸣通过暗箱谈话、秘密警告之类的地下党加黑社会的方式加以“排挤”；然后又把所谓“学院领导班子”的行政职权强加在“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政治系师生的头上。这样的“完全符合程式和学院的规定”的“实际情况”，显然是以权术压倒学术、以行政权力压倒教学秩序的“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由此而来的“张鸣教授的错误做法所带来的混乱给学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严重损害了学院的声誉”，更是贼喊捉贼的反咬一口。
三、贼喊捉贼的第三封公开信
3月19日，李景治在学院网站发表《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说是“最近张鸣教授一再在各种媒体上说国际关系学院在评职称时，院长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并反对和阻止萧延中老师评教授等等，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此信发表后，作为当事人的萧延中教授于第二天即3月20日凌晨，公开站出来拆穿了李景治贼喊捉贼的所谓“事实”：
“眼见职称晋升已无希望，以至于几年内都将一片渺茫，走投无路，我就直接给校领导写信放映了情况，同时抄送‘李景治院长、李宝俊常务副院长、及全体教授’。但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学校领导不仅亲自过问了此事，而且学校职能部门还根据我的专长和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出了解决我的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使我大为感动。由此我想，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妥，面对这样的校领导，即使他对我的批评再严厉，处理的方式再直率，我都要说一句：我服气！这就是您信中所说‘萧延中教授一再表示感谢’的事吧？但我想提醒您，您搞错了我感谢的对象。有鉴于此，我不认为院长您在我职称评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是积极的和妥当的，我绝对不认可您所说的意思：萧延中被评为教授是国关学院核心领导层积极争取的结果。”
关于被李景治认定为“挑起事端”和“横行霸道”的张鸣，萧延中的解释是：
“至于说到张鸣教授在会上‘冲着所有的评委大声吼道：你们不给萧延中评教授，是天理难容！’这在说话态度上可争可议，但作为一个系主任，为其配合工作的副主任如此不管不顾，甚至‘有辱斯文’，这难道又有什么不能让人理解的吗？张鸣，性情之人也，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这可能就是他率真的一面，同时也可能是他毛病的一面。但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喜欢这样的‘坏’头头。说张鸣借我说事，起码他还有‘借’的资格，您这也‘借’我说事，似乎并不具备‘歉意’的条件。”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景治依然不知道闭门思过、反躬自省，反而于当天即3月20日下午15时38分高调发表了充满政治杀机的《讲话要有根据，做事要讲原则，待人要与人为善──致国关学院全体师
生的第四封公开信》。
四、口含天宪的政治杀机
在第四封公开信的开场白中，李景治高调推出的依然是以“单位”压倒“个人”、以权术压倒学术的官腔官调：“最近，张鸣教授在网路上公开批评国际关系学院和人民大学的校领导。作为院长，我诚恳地
欢迎本院全体师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但是由于张教授的话有许多不合事实之处，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大事炒作，给学院和学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所关心的是学院的稳定
和发展，这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李景治口含天宪、一手遮天的“单位”，其实是不足以开除张鸣公职或教职的“学院”。于是，他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偷换概念，把“单位”放大为足以置张鸣于死地的“人民大学的校”。他所谓的“压倒
一切”，说穿了就是完全违犯现代大学以教授和学生及其学术学业为本的普世法则，从而以化公为私的土皇帝嘴脸，行使自己想当然的既要“作之君”又要“作之师”的政权加教权的绝对权力。换言之，对
于自以为可以“压倒一切”的土皇帝李景治来说，权力即真理，权术即学术，只要权力在手，便可以口含天宪、盛气凌人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关起门来判定张鸣的几宗罪。
其一、“讲话要有根据，这是做人的一条起码的准则。而张教授恰恰违背了这条准则。……老师不但要传道授业解惑，更应在为人处世方面为人表率。讲话要有根据，否则就失去同事的信任和同学的尊敬，
甚至连你的人品学问都会遭人质疑。希望同学们以此为鉴，否则不但伤害无辜者，更会因此而毒害你自己的心灵。”
其二、“做事要讲原则，而张教授恰恰背离了这一点。以评职称为例，学院评职称是有组织原则和明确规定的，即内部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一旦通过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无论有何异议，都不允许
将内部讨论的情况泄露出去，否则就不便于评委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位申请人。这是国内外评审职称的通例，与‘学术行政化’毫不相干。……做人处事的原则应该是以大局为重，张教授作为政治学的教授，
更应该懂得这一基本的道理。”
其三、“待人要与人为善，这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而且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基础。张教授最近在媒体上的言论恰恰违背了这一准则，由于他而引发的一些跟帖的言论
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的地步。……至于系主任的任免，完全是学院领导班子职务范围的事情，也完全符合组织程式。张教授一贯的言行早就不适合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我想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很清楚。这次
张教授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企图利用媒体炒作和所谓的‘官僚教育体制’问题来扰乱正常的干部任免秩序，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公布免去其系主任职务的具体理由，也是本着与人为善的精
神，从爱护张教授的立场出发。”
对于李景治要“压倒一切”的第四封公开信，张鸣一方也不甘示弱，于三个小时之后的当天下午18时02分，在博客专栏发表《谁在撒谎？》的回应文章，其中最为有力的反击，就是其一的“说我撒谎，
人格人品有问题”：
“他在信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届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论文答辩费的问题，说是仅仅晚发而已，不是拖欠！晚到人家派遣证都拿到，马上就要离校，前去讨要，不但不给，还挨了您一顿骂，院长大人，实在是太晚了点吧？这个事件，北京青年报的青年周末，有详细的调查，那年的毕业生，有实名的举证。谁在撒谎？第二件事，请院长大人，发动您的属下，好好查查，看看我张鸣在什么地方，说哪个人是你的学生了，我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件事，您老人家桃李满天下，但干我何事？从打知道你这个人开
始，就没有操过这份闲心。”
接下来，张鸣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李景治所谓的“待人要与人为善”：“院长大人说我攻击国际关系学院和校领导，不知道证据在哪里？是不是院长大人睡糊涂了，把自己当成了校领导，或者当他就是国际关
系学院的化身？引用一句院长大人的话，说话要讲证据。我也知道，院长大人这是在陷我于死地，也陷人民大学于不义，无非是引导校方早日下手，将我铲除。”
至于其二的“做事要讲原则”，笔者在这里可以代为回应：“国内外评审职称的通例”，并不什么“内部充分发扬民主”，民主之成其为民主，就在于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操作，而不在于见不得阳光的
内外有别。连根本没有民主意识的康熙皇帝，都知道在自己的殿堂之上悬挂一块“正大光明”的扁额。身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李景治，竟然视小小一个学院的“内部”为“大局”，他所教授的“国际
关系”学科，又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局”呢？关注“学术行政化”的政治及教育现象，难道不正是“作为政治学的教授”的张鸣，学以致用的“大局”所在吗？难道象李景治那样把所谓的“国际关系学院”
化公为私为“压倒一切”的土围子，才算是“做人处事的原则应该是以大局为重”吗？
在李景治笔下，最为险恶的政治杀机，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待人要与人为善”。他所说的“至于系主任的任免，完全是学院领导班子职务范围的事情，也完全符合组织程式”，分明是凌驾于以教师和学生及
其学术学业为本的教学秩序之上的“官僚教育体制”的自供状，他却偏偏要指责捍卫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术尊严的张鸣“扰乱正常的干部任免秩序”。所谓“张教授一贯的言行早就不适合担任系主任这一职
务，我想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没有公布免去其系主任职务的具体理由，也是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从爱护张教授的立场出发”；更是地下党加黑社会式的以权术整人的政治黑话，这种
在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战无不胜的举证倒置或自证其罪，比起中国传统的“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的治人术，来得更加野蛮邪恶。多亏有了互联网以及不再恪守官本位的公共媒体，舆论的阳光终于可以穿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这个习惯于见不得阳光的暗箱操作的土围子。要不然，等待张鸣的必将是50年前的反右派运动的言论罪与文字狱的再度重演。
在张鸣充分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公共言行中，除了这次事件中“学校现在已经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了，现在的高校，院长要求我对他‘敬畏’，我就在想，难道你是帮主吗？”之类的阳光话语之外，笔
者印象最深的还有他对于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老师的大胆声援和对于电动自行车事件的积极参与。由张鸣这样的人担当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系主任，原本应该是人民大学乃至中国社会的骄傲。相反地，以所
谓的“院长办公会”决定“学术委员会”及“职称评定的评委”，甚至于公开宣称“你们讲政治学，强调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不讲合法性”的李景治，所表现出的地下党加黑社会的土皇帝式的言与行，
才是真正毒化莘莘学子以及整个社会的邪恶根源之所在。
（2007-04-03于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