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祷：与恶告别——自我救赎的仪式 (三)
【大纪元5月16日讯】III. 行动
1.
在这历史的当下，如何判断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和我们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衡量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看清在今天的中国，精神的大饥渴取代了1960年前后三年的大饥荒，已在不知不觉中蔓延成一场灵魂的瘟疫，行动的必要就如黑夜里的太阳一般耀目。当我们看见“人”是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步一步被改造、走向人的对立面，起而行之的动力就如江河向大海浩浩奔赴，不可阻拦。
孙文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引伸而来的“知难行易”潜藏的意含是﹕真正的“知”将必然引向行动。正如真正的理解就是同情，真正的知就是行动。这也就是王船山所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毛曾夸下海口﹕新中国将打造新的人类。这居心叵测的目的从反右、文革、六四到极权/后极权并列的今天事实上已臻完成。当然，完成的决非毛说出口的，冠冕堂皇的目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留一分“私”，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上一根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目的的惨败是和白日一样昭然的。对于我们来说十分不幸的是﹕ 今天已臻完成的，是毛没有说出口的，更深沉的目的。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 — 关於哲学问题的讲话〉) 毛心目中的新人要从这段话来理解﹕对这自诩比秦始皇残忍一百倍的伟大领袖，他的新人是在把人消灭后而产生的，全新的品种。这品种决非仅仅以其一心为社会主义肝脑涂地所能界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打造的新人是根植于唯物主义，无天无地、无母无父，无他人无精神也无道德的，“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依据我们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最悲观的理解，这目的可说确实已经达到。
从人的彻底物化、工具化，信仰、理想被冷嘲热讽，人对于罪恶(无论是自己或是他人的)的麻木不仁，良心的泯灭，对于天的全无知觉，我们可以得出人已被改造这一结论。从人和他本真的自我，和天真、善良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同样的，人已蜕变的结论。从文化 – 小说、诗歌、电影、绘画，这民族状态最准确的温度计，我们将达到一无二致，甚或更悲观的判断。
仅仅从富足中升起人的主体是远远不够的。极权统治从内到外钳制了人的思维、行动的能力﹔后极权营造了自由的假象以及整体颓废的、非道德的生存方式。总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极权的中国，人的意志力被卸甲，创造力被釜底抽薪。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自由”- 人实现自身天赋权柄的能力，并不存在于中国。
当在人的存在中，精神被整块切掉，当人被驱赶入一条狭窄的甬道，成为物质欲望的追求者，他对于真理、政治、宗教本能的渴念被剥夺或代换，“人”已不成其为人。就这意义来说，毛根植在唯物主义上的，把人消灭之后重新再造的大胆目的确已实现。
我们所有的努力，是逆转这一事实。
2.
所有这些潜伏的问题 – 人的消失，文化的堕落，精神的阉割，和表层上人民生存的困境，生命、财产的剥夺相互结合，已形成悲剧式的，整体民族的困境。
不能否认，在这困境中依然有人生活地十分滋味。人可以享受在物质中拥有的自由、在亲情中得到的满足而自认一切都“很好”。可以相信国家意识形态关于崛起、稳定、奥林匹克的宣传而自我告慰﹕一切为了稳定，为了未来。这一点也不困难。事实上，这非常简单。
只要不去偏远的地方，不上少数民族修补过的梯田、草屋，不过问那些失学的孩童，不上没有注册的基督教堂﹔只要不把视线朝向失地的农人、强迫拆迁的房子，永不去各县市的上访部门，不上被封的网站﹔只要在城管打人时假装没看见，不去深思一桩桩浮现水面的，人性泯灭的杀人案，不瞧农人卖血的单据，并且把法轮功修炼人递到手里的真象传单撕毁，一切就维持在稳定和谐的基调上，朝康庄大道迈进。
只要我们发誓﹕甭瞧那些上访者、乞丐身上穿的、脚下搁的纸片上歪歪斜斜拿红墨水写的苦状冤情、血海深仇，别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会有什么地下集中营，彻底把六四那一夜忘记，把赵紫阳、把像高智晟那样想不开的傻子和他一家人遭的大罪忘记，一切就朝那金光大道上奔去。
这世界广大无限，然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和那洞穴里的奴隶一样，认定了眼前舞动的人影就是一切的真实﹖那捆在脖子上的铁链，我砍不断它 – 没人给我斧。砍断它，可不会先伤了自己﹖ 我坐在这里，温暖、安全、满足，不要提醒我背后的篝火、洞外的太阳 – 那和我，和我的子女有什么关系﹖
3.
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提出这样的见解﹕“世界的痛苦是个体的痛苦。” 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自由就是所有人的不自由。
那一名身穿自己缝的白色状衣，头戴奇形怪状的冤帽，袍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苦大冤深的案情的上访者 – 你以为自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吗﹖谁告诉你你的生命，你宝贵的身体属于你自己，还有你那亲人儿女，谁说没有人会侵犯他们、毁灭他们而不需偿还分毫﹖那些露宿街头的拆迁户，你怎能确信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受害人，你拿血汗钱换来的房子在三分钟内捣为平地﹖
在这资本极权的国度，没有墙足够厚实，能保护人民的身家性命。没有身体足够尊贵，能不受践踏、侵害。事实上，这是一座巨大的无墙的监狱，所有的人民是里面的囚徒，也是其中的狱卒。他们监视彼此，囚禁彼此。在他们的脑中有一架自动监视器，二十四小时播送信息。他们是如此熟悉这架监视器传出的声音，早已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实情，要他们把它从体内拔除，很可能，他们将拒绝这无理的要求。
洗脑的真义是﹕被洗脑的人不能辨别自己已被潜移默化入一种国家机器需要的不思维状态。一种冷漠的心态。在阿伦特对于纳粹宣传的分析中，她指出极权机器的宣传谎言编织出一个虚构的，稳定的世界，以安抚人心。它打造一张巨大的帷幕，把人民从真实的世界隔离。在从前，中国被关在可见的铁幕后，与世界隔绝﹔现在，中国被隔离在隐形的帷幕后，与世界无限接近，又无限远离。当一个中国人穿过帷幕来到了国外，他不无悲伤地发现和祖国的真实有着天壤之别的，属于人类的真实。
在极权中国的帷幕后，人民相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必要﹔他们看不见爱滋村，只看见一丈丈拔高的城市。人们相信这终于得到的稳定生活是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至于亿万被牺牲的人民，他们看不见这些人。不要低估这帷幕﹕它无处不在，它落在了人的意识内部，落在了人的心上。在必要的时候，它制造国民公敌，使他们成为国土上的代罪羔羊。纳粹德国编织出来的“犹太阴谋”宣传谎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极权中国，法轮功修炼人承担了雷同的，代罪的角色。
国土上，人们陷入了中共的宣传谎言﹔洗脑是如此成功，即使在得知真像时，有些人依然本能地抗拒，以维护自身的安全感，维护长久以来的自我界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是没有体会﹕虚构比真实更给人安慰。更使人不需要为良心折磨。即使仅仅出于思想上的惰性，拒绝闯入帷幕的任何真实成为一种自保的方式。久而久之，这甘愿躲在帷幕后的观看方式成为党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的意思是，它和空气、水一般包围了我们。
在最深沉的意义上，这对于真实的集体隔离/逃避证实了无论多么富丽堂皇，这仍然是一个以意识形态谎言治国的极权国家。
他人的痛苦是我的痛苦。他人遭的罪我将在下一秒承受。他人的苦难和我没有疆界。为了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们唯有将他人的苦难移除。
4.
让我们考量自身的安危。让我们假设﹕大多数人是利己主义者。除非危及到自己的性命，他们不会采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动。这无可厚非。对于新中国塑造的新人类，尤其如此。说到底，我们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杨朱的后代。
在《理想国》开头，一名壮汉朝喋喋不休的老苏格拉底举起拳头，恨恨地告诉他一个在纪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就已风行的真理﹕“相信正义的人倒霉了，不义的人才过得上幸福的日子﹗”
通篇《理想国》，因此，是对这诘难的回答。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个问题的合法性不幸是大大地增加了，而对于它的答辩也就更加困难。
在古代，神是一切的丈量。到了现代，善恶因果、上帝的惩戒，都已成为不可说的事物。在〈大希庀亚篇〉Hippias Major里，苏格拉底这样说明了良心鲜活的临在。当一天结束，人回到家中，终极来说，他必须面对自己。他必须和自己相处。为了这他无法作恶，因为他不愿意和一个恶人独处。保持与恶的距离成为一个人能面对自身的保证。
在某种意义上，这发生了改变。人们逃避与自己独处，无数的设备都是让人们不需要思想，不需要面对自身而设计。人把自身包裹在各种新奇的仪器、声色中，与自身绝缘。或许正是为了驱逐良心到更遥不可及的地方，人发明了种种的器物。
叔本华以哲学式的话语表述雷同的，关于
恶不可沾染的话语﹕“恶和作恶者不可分离。”过去并不消失，它保存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作为人生命的永恒记录。因果相随，如影随形。
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提及了天的尺度。
在更高的意义上，即使一切隐而不显，那并不能够影响我们的抉择。即使所有的果报从人的面前隐匿，那或许是出于一个重要的原因。人独自面对善恶，做出了自身存在的抉择。一切因此可以视为来自天的考验。在这里，人自由意志的所有意义彰显了出来。
从这里来考量，或许我们可以停止追问义人和不义之人的结局终究如何。首先，什么是幸福，这本身即属于个体主观、外在的判断。况且人的生命终止在何处，人死后“存在或是不存在”，一直是人类的终极问题。而这一道德命题的本质是﹕移除了外在可见的主导，我们需要独自达到如何抉择，如何行动的结论。这就是道德的真义，也是人生而为人被赋予的重量。
这一切，当然，只在具有理性精神的正常社会中产生意义。现在的中国是一个非正常的社会 – 这一点我们不需要，也无法否认。在这非正常的社会，以上针对人个体而进行的思维都已失效。然而我们必须追问﹕它将失效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转轮将逆向而回返，把一切改变﹖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学到什么，那就是﹕超乎所有人预期的大逆转永远是可能的。是必然发生的。
5.
在极权中国有另一迫切的问题﹕他人的恶与我们的关系。国家机器把所有人都卷入了恶的运转。在意识形态打造的空间中，人们分享了同一虚伪的真实。这一虚伪包括了“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独断性的“真理”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以及企图使千万被牺牲掉的人成为隐形人的，“崛起”和“稳定”联袂上演的喜剧。
在阿伦特精辟的分析里，极权的特色在于它把所有人纳入了自己的运动中，以至于在纳粹德国时，没有德国人真正能说自己是无辜的﹔同时，手上沾了血迹的战犯却振振有词地辩解自己仅仅是依命令行事。恶以一种近乎痳痹的方式占据了爱顾家庭的普通人，叫他们人偶一般受摆布而不自觉有罪。正是这恶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使得恶深入人的存有，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对于集体生活在后极权/极权的谎言中的人来说，粉碎这谎言，让人们再度生活在真实中是第一要义。这也是哈维尔一再阐述的，准确而根植于生活中的哲理。在这意义上，唯有致力于粉碎这谎言的人能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在这捣毁谎言的努力中，是对于集体的恶的拒绝参与，以及更积极的，对于恶的直面战斗。除此之外，在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下，没有人，没有事物是无辜的。与此同义，唯有拒绝成为这恶的机器上的一根螺丝钉，唯有拒绝他人的恶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
在哈维尔对于后极权的界定中，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是全自动化的，不受任何人的主宰﹔即使国家最高领导也无力改变它的运转。这机器把所有的人卷入，全速向前挺进。在这盲目的，超出个人意志的运动中，我们看出了恶的独立性以及在其超然的运转中不可逆的意志。正是由于恶的超然意志，人对它的抗拒更形困难，也更加重要。
在恶的沾染下，我们与他人的恶的关系变得十分敏感。他人的恶与我们自身之间有一种危险的互通性，这危险使得我们与恶切割的行动更为迫切。需要切割的，不仅仅是源于我们自身的，还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他人的恶。由于恶把所有的人包括了进来，拒绝他人的恶意味拒绝集体的恶，也就是拒绝恶的意志。
在极权中国，这架恶的机器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其权力意志下导致的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这些悲剧外，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人的改造方才是这架恶的机器的主轴，贯穿了它运转的历史。它所造出来的新人类，因此，方才是它所制造的最大的悲剧。(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