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5日讯】三.自我毁灭的极权意识逻辑
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是：意识形态作为意念的逻辑在前提确立之后，即以超常的一致性强力推进，不受真实的改变而左右。在纳粹德国或前苏联，极权意识形态赋予自身无法抗拒的自然或历史目的，并在其运动力下朝前猛进，而人仅仅是完成这一运动的螺丝钉。关于阶级革命、种族洗涤的意识逻辑前提一旦确立，即不顾一切往前推演，直达冷血的结论。
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共产中国，旧有的意识形态不得不发生了突变。无论是毛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已如昨日黄花。然而为了维系一党专政，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不得松懈。在实际运转上，经济挂帅的意识形态固然早已取彼而代之，然而为了不让市场经济赤裸裸地成为国家机器唯一意识逻辑，因而彻底剥夺了共产党的合法性，也为了巩固人民分崩离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后共产乌托邦心理，滨临破产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极权顿成真空的意识逻辑前提，成为“经济发展”之外另一虚弱的替代命题。
在人民意识中远为真切的意识形态，也即是马列意识逻辑真正的替代品：经济发展，获得了轰轰烈烈的能量。为了维持共产极权的空壳，资本主义的逻辑被发挥地淋漓尽致。和大跃进时的“超英赶美”一样，“发展是硬道理”驱使整个国家陷入奋进的狂迷中，只是这一次，物质主义取代了共产乌托邦的禁欲主义，而激越的民族主义为理想幻灭后的个人主义所取代。
以十八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原始的暴力式推动力，中国滚雪球似地往市场经济前进。这文明古国在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后终于释放出追求物质财富的惊人能量：以一准经济殖民地的身份，中国新兴的城市、外汇存底、市场的扩展都以加速度推进，赢得了与列强坐而协商的地位，并转而在第三世界国家经营自身的经济霸权。
自从曾经是地球上顽强的“第二世界”的共产世界一夜之间崩溃，中共唯有以“化敌为主”的资本主义逻辑、极权暴力维系自身空荡荡的生命。事情似乎是这样：在旧有的前提失效后，极权意识逻辑强大的惯性动力卷入新的命题：发展，以原有的运动能量把它继续朝前推动。也就是说，出于极权僵化的思维，后共产主义的中国把明里的资本发展、暗里的极权统治合而为一，以推动从未死去的极权意识逻辑。
这样的国家结构无疑具有内在的虚伪性。这使我们回到了前面关于“伪君临一切”的讨论，并看出国家的身份本身涉及了一种巨大的欺骗性。国家，和国土上的人、事、物一样，被“伪”所贯穿。
在这样的状况下，无可避免的，思想上的箝制和宗教迫害是国家维系自身命脉的必要工具。言论自由一旦开启，这最大的“伪”被揭穿，一个对于自身的真实身份欲语还休的经济大国被揭去了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与此同时，贪腐干部一个个图穷匕见，无处遁藏，国土上光天化日之下的盗匪式掠夺将曝露在对“发展”的美妙之处深信不移的人眼前。而无神论不啻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看门神，一旦失守，从理论到实质，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中国共产党片瓦无存。
心灵的奴役，因此，是共产党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从阶级斗争到物欲的意识形态，前后接榫的双杠杆交互运作，扼住人们的心灵空间。如其不然，在这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随市场经济而形成的中产阶级、消费文化形成的舆论平台都将唤醒人民对自由的欲求，并逐步占领高压统治的空间。
在后共产主义的中国，和发展一样，压迫成为“硬道理”。越压迫，人民以血肉筑成的经济成果越大，政权(在表面上)就越巩固。然而这是一个悖论：越发展，自由的空间越大，也就越需要压迫。在这两者之间，像是一座横亘在两峰之间的危桥，中共政权维持着一戳即破的张力。于是出现了这一高风险的跷跷板：奇迹般的经济飞跃vs黑暗中的极权暴力。
无法避免地，中国从八、九十年代后极权的假象退回到在二十一世纪再也无法隐藏的极权暴力。言论自由在消费文化的独占鳌头下反其道而行，陷入了新一轮的真空。在“发展”逐步开拓的空间、专政者的自我求存之间，展开了资本极权内在绷紧的拉锯战。
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等速进行的，是精神的消蚀。由于缺乏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多元的公民空间，更没有如俄罗斯、东欧前共产国家推翻共产专政，迈向民主化(无论多么坎坷、进退失据)，自我更新的历史，在中国，极权统治下的市场经济彻底虚无化。一如古代铜器上的饕餮，物质把精神吞噬入自己没有身体的巨嘴中。
发展，或它在民间通用的潜台词：金钱，成为社会唯一的目标。一种负价值Negativity成为虚无化的伪目的。这是在意识形态前提的缺席下架空了的目的。在这里，我们需要认清一个潜在的危险：以和纳粹、苏联意识形态打造的自然、历史运动雷同的动力，在当今的中国，物质自身的空洞逻辑不顾一切推进。促使这意识逻辑朝虚无挺进的不是别的，而是阿伦特所指出的，极权意识形态逻辑的自我毁灭倾向。这可以说是后共产主义时代最奇特的现象。
这自我灭亡的倾向在中国制度化的贪腐上表露无遗。正由于金钱是一虚无化了的伪目的，它造就了与灭亡共存的大贪腐，一匹除了自我毁灭之外，没有其他生存目标的怪兽。无论就干部个人、共产党整体来说，这都是与死亡并存的贪腐。从贪官不顾死刑的威胁失控似地贪污，从他们把毒药缝入衣领，抱着必死的决心坐一部藏满了欧元、黄金、古画的轿车闯珠海海关，我们可以略窥这自毁倾向的真貌。而就整体而言，集体的共犯结构更是把贪污的巨石压在党原已失去平衡的身上，共产党员困兽犹斗把彼此挟持了，朝下坠落。
在地下集中营脉络广披，冷血的运作中，制度化的贪腐到达了顶点。无数人参与的群体灭绝-“这个星球上最大罪行”深刻而必然地揭示了“发展”逻辑自我毁灭的基因。然而历史的天使一次又一次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大麾，告诉人们：切除了人性的前进的盲动力，无论多么猛烈，终将撞上人性为了守护自身而筑的铜墙铁壁。
为了更透彻地理解后共产时代中国的非历史状况，并分析这一自我毁灭的历史必然，我们需要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这一独特现象。
在繁荣的假象下，中国的资本极权正在重历早期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矿难和对工人农人的无情剥削。经历了马列主义血洗的中国正走在一条与马克思擘画的历史进程逆向而行的绳索上。当然，更正确地说法是：打乱了历史进程超前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以严重迟到者的姿态正式进入西方在十八世纪经历的工业资本主义，并以反历史的姿势一并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
对于深识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证性的人，这一现象无疑是荒诞的：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维系了共产党极权风中之烛的命脉，一并维系了马列意识中核心地位的唯物、无神论。极权掌控下的(权贵)市场经济不顾社会、自然成本，以超限的速度畸形发展。正是这畸形发展的惊人成果如一剂强心针，注射入共产主义没有了呼吸的身体，延长了唯物论、无神论的统治。如一驾双头马车，资本主义下的物质主义、共产极权下的唯物主义套在同一张轭上，两头辕马之间发生了危险的化学反应，违背了一切理论朝前狂奔。
在指出这两者与历史逆向结合的同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有的，执迷于发展的盲点，促使我们理解这一结合的基础。正是这共同的盲点使得它们的聚合生出火药库般的引爆力。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力提出敏锐的批判，然而对于人类文明不断“前进”这一前提，对于生产本身，他却陷入了无异于资本主义的蛊惑之中。从阿伦特、西蒙薇依到晚近的鲍德亚，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思都有洞澈的批评。而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危险的极权资本体制促使我们正视在帝国资本主义之后，极权式资本主义的毁灭倾向，以及它所指向的，资本主义内部隐匿的暴力。
另一点需要考量的是，中国如日中天的市场经济托依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网络之上;正是席卷了全球的资本主义把中国吸纳入它的大机器，并使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一员。几世纪来，资本主义不断演变，现阶段的全球资本化一方面无疑表示了资本主义的大胜利，一方面如丹尼贝尔、华勒斯坦等社会学家所指出，这一演变也暗中启动了在资源消化殆尽后资本主义的自我崩解过程。
在阿伦特的分析中，与极权意识逻辑自我毁灭的倾向隐隐合扣的，是它向世界的侵略性扩展，如希特勒的铁骑狂征和苏联以坦克为前驱的政治殖民。在中国，二十多年狂飙也似的改革开放后，共产极权附着在资本经济上吸取来的能量获得了巨大的累积。积聚了冬天冰雪的能量，蛰伏过久的兽开始蠢蠢欲动。
原本信用破产的意识逻辑替代品：民族主义，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渐丰盈下，竟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而在对抗异族、民族自豪感的煽动下，民族的归属感不再完全是一虚位的替代品。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上升，并拥天文数字的浩大军事预算时，原来谁也无法当真的民族主义重新据有危险的真实性。
这也就是中国正在乌云后悄然叠聚的法西斯化。忽视这一点对我们是不利的：在两世纪来自尊的重创之后，这以和平自诩的文明古国正逐步往一条险峻的道路前进。这和前面提及的，发展的悖论相关。正如内部温度越高，钢铸的蒸汽锅盖就越紧，这内外的平衡已逼近临界点。当中国的经济奇迹使它成为一头呼风唤雨的怪兽时，与自我毁灭平行的世界性侵略几乎不可避免。
在这默默累积自身能量的劫难之外，另一场灾难早已成形。在其法西斯化的倾向无可隐藏之前，中国对世界的侵略以一种貌似无害的方式稳稳推进。以最新、最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为诱饵，中国逻辑的超强力推进器牵动了世界经济脉动，并迫使先进国家对它在人权的严重出轨上装聋作哑。以沾染性的货币为功势，“发展”这一极权逻辑虚无化的前提向世界侵略，它的对象是人类近世纪来不堪一击的道德。
罪的沾染通过这冠冕堂皇的经济发展之名而行，把自身逻辑的毁灭性运动席卷全世界。如同星系中没有形状、没有底的黑洞，它吸入世界的良心，使各国成为反人类罪行的世界性共犯。
对于人类的未来，或许没有比这一事实更重要了：中国出口的灵魂的瘟疫是人类潜伏最深的危机。从SARS、禽流感到器官移植对世界公民的威胁，灾难迫在眉睫。而由七大致死之罪中的贪婪促成的，世界媒体对中国大黑暗不可原谅的沉默，不可否认，是极权自毁运动的共犯。
我们不妨退一步思索一百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发生在一个文明古国的惨痛历史。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到一百年后，浴火凤凰般的中央帝国以带血的金子贿赂列国的良知，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从对农人、工人的无情剥削，西方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掳掠，抵达了危及全世界的，由经济发展的逻辑推动的世界性自我毁灭。
在资本主义惊心动魄的演变中，历经了两次现代革命的中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自由意味着一切心灵枷锁的移除，汉民族心灵持续了太久的自卑情结是另一需要卸解的束缚。正是这一心理上的束缚衣使我们一个世纪以来疾疾于现代化，疾疾于跃上世界的舞台，却无法思索这迷失自我的邯郸学步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四.开始的奇迹
在《论极权主义》的结尾，阿伦特提出新生命的诞生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是割断意识逻辑运作的唯一可能。在这一点上，胎孕的体制化、强行堕胎与生命诞生的自然逆反，伤害了新生命的神圣，以及其所保证的，脱离过去的自由。对初出母体的婴儿的杀害更是对新生命犯下的，撼动人性基石的罪孽。
放在这个间架中看，中国强制执行的一胎制打乱了生命的自然韵律。从这生命的源头，极权中国把开始的契机捣毁，使其陷入挫败和极度失衡。如果新生命的诞生是唯一截断意识逻辑机器运转的力量，当生命的诞生被囚禁在诸般的侮辱与无人性的毁灭中，这使新的可能开始的，最原始的力量面临了残酷的打击。就这一点而言，中共远比人们认识的深思熟虑，懂得从根部一刀切断威胁自己的，最为原初的力量。
让我们更深地考虑这一行为的杀伤力。当生命无法自然地受孕、分娩，当人无法自由地实现自然所赋予的权利：生育，更因生孕的限制而不得不为了保障香火的延续和农村的生产力而让男尊女卑这一传统的落后心态突显自身，这一切造成的灾难除了下一代男女比例致命地失衡，是生死的非自然化。
正如集中营囚犯“死去，就像他从未活过”，在中国，新生命被扼杀，就像他从不存在，而幸运出生的婴儿背负着超过自己所能负荷的使命，诞生在一个无论是生命、性别、死亡都失去了真实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大自然如潮汐般升降、更新的生命失去了那美妙的律动，同时消弱了新生命如春阳一般，使一切再度开始的力量。
在这对生命原初动力摧毁的另一端，是人对彼岸世界想像力的剥夺。对人生而有之的，永恒视境的抹除。对信仰的诬蔑造成了人民对于超验世界僵化的负面思维，使人失去为自己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和伪的帏幕连成一片，对于法轮功、基督教的迫害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半世纪的意识形态联袂，把人自身无限的可能切断。
在当代中国情境中讨论自由时，恢复人想像力的完整，归还人属于自己的一切可能必须纳入讨论。这包括超越自身尘世的枷锁、太太世俗的视境，而抵达对于形上世界以及形上道德-或天命-的洞视。终极而言，这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康德留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崇高的自由。它紧密地和生命的诞生所带来的开始联系在一起。
这不受世界限制的自由与人对生命的体悟攸关。它启发我们穷尽对个人经验之奥义的体会，并赋予自身的生命完整而有力的解读。这就是最神圣的自由。它帮助我们成就完整的自我，即是在那初始的时刻，生命被赋予我们时的目的。
III.汉民族的心灵奴役
为了卸解心灵的枷锁，我们需要从更辽远的视野来观看自身。人的枷锁不仅仅铸造于现在，更铸造于过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埋下了使我们失去心灵自由的种子。
出于种种不幸的原因，生活在两岸四地的人们并不理解彼此。不理解彼此的异同、困境，也毫不在意这不该存在的隔阂。诚实说来，我们并不关心彼此。更诚实一些：占据在各自以为优胜的位置，我们轻视彼此。依据文化、地理、经济光谱上不同的成色，我们轻易地判断了彼此。这同时是一种与自由相悖的偏狭。“小”也是一种不自由。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汉人，要真正获得自由，需要体认对岸同文同种的人所过的生活和自己休戚与共。他们的奴役或不同程度上的自由和自己攸关。港台澳的人民对于大陆同胞的心灵奴役尤其需要有深切的理解：终极而言，这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关键。而这三地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陆对于自身未来的参照，其殖民史更值得大陆的知识份子悉心探究：曾经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今天，不论有多么强势的民族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的文化、经济殖民地？攀上了中国每座大城市的高楼大厦的，难道不是白人优异的脸、他们堪为全世界人种模范的身体？
为了破除傲慢与偏见所造成的束缚，让我们真正(而非形式上)把对岸的人们放入视野，考量什么是我们共负的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与国族息息相关的心灵枷锁同时锁上了两岸四地人民的心头。
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帝国驾着从咱们老祖先的火药、罗盘针一路演变而来的船坚炮利来到了老大的中央帝国，从此，这古老帝国进入了丧魂落魄的时代。百年之后的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继承人。我们继承自先祖的，是粉碎了的文化自信。就历史而言，我们继承了国族挫败后不可避免的殖民时期，以及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经济殖民。这交错复杂的殖民历史决定了两岸四地的命运，也决定了其今天复杂的文化图景。
仅以台港澳来说，这三地的殖民历史刻下的创痕至今没有人敢深究。正是其殖民性格，使得任何对于自身情况真正的反省、分析成为不可能。而初初脱离英国的统治，港澳马上进入新一阶段的，来自原始祖国的深度殖民，更延缓了这两地的知识份子对殖民伤害的剥析。
背负深远的殖民创痕，被掏空了的自我，却以后现代的摩登论述文饰之，谓之后殖民、谓之混杂hybridity，以矫饰的身份认同理论来覆盖这其实充满了悲恸，真切的情感分裂，是香港回归前后的论述模式。而回归后来自祖国的深度殖民以及持续的物质化生活，更使这模范殖民地难以获得心灵上的自由，遑论开创丰饶的文化。
身负四百年殖民史，历经荷兰、西班牙、日本、中国殖民的台湾形成的殖民性格一直到解严、政党轮替后依旧没有蜕除。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不同，台湾拥有独特的殖民转型：殖民者从“祖国”退居殖民地，与被殖民者共处一岛，并从威权式的内部殖民在一波波的学生、街头运动后逐步进入民主政治。也即是说，当殖民者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殖民地必然地获得了解放。
这独特的情境造成了今天台湾纠缠不清的族群问题：过去殖民的伤害成为被殖民者的政治资源，而由于前殖民者缺乏弥平创痕的道德勇气，历史记忆一直是族群间难以缝合的裂隙。2006年秋天，被殖民者成为执政党后六年，人民开始了反贪腐运动。再一次，执政者以伪饰的本土认同、盘根错节的普遍贪腐绑架了执政党，而潜伏在民主的新衣下的极权意识逻辑在对于民众的洗脑、暴力煽动下暴露无遗。
我们固然可以权力欲来解释这与民主逆向而行的作为，然而这将是因为太通行而失之于简陋的解释。首先我们需要看清，贪腐本身乃是出于意志力的薄弱，而意志力的薄弱正是一种心灵非自由的状态。另外，以不断滋养受伤害的记忆来喂养自己的能量是一种复仇者的心态，实非强者所愿为。诚实说来，这是缺乏资源的弱者的性格。而在极大程度上，弱者与不自由同义。
早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化运动时，台湾文化协会《趣旨书》已不留情地道出了台湾人的殖民性格：“回顾岛内…人心浇漓，唯利是争，无智朦昧之小民固不待论；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务，以博取己身之荣达为能事；另一面则青年多安于眼前小成，薄志弱行，更缺不拔之大志，甚而思想流于偏激，既无国士之风却有盗贼之行”。一年后，蒋渭水《临床讲义》把台湾喻为“世界文化的低能儿”。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的诊断在今天依然适用。如果把1987年的解严、2000年的执政“本土化”作为台湾蜕去殖民身份的分水岭，事实上，台湾在意识与文化上的去殖民化才刚刚开始。
法农对非洲国家在解殖后陷入的困境有经典式的犀利分析。被殖民者在成为自己的主人后落入自我挫败中：腐败、独裁、混乱的政权。这世界性的殖民地困境启发我们理解这正在台湾上演的戏剧，并把它放回普遍的殖民地历史情境中：受创伤的心灵、布尔乔亚阶级的畸形发展所导致的历史必然使得一切的混乱获得了解释。
就台湾独特的个案来说，囚禁台湾人民心灵的，一方面是被殖民者紧抓历史伤痕不放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前殖民者、被殖民者在面对强悍的极权中国时僵化的二元思维。正由于这僵化的思维方式中“畏惧与逃避”的一端，极权式的洗脑、煽动能够在现实已有所改变后继续运转。它依赖的是没有得到抚慰的殖民创伤，以及数百年来悄然形成的殖民性格所导致的向内看的，自我封闭的格局。
台湾经验提醒我们，受害者衔悲含怨的心态同样使人陷入奴役。而岛对岸的极权古国隔海峡施行的孤立政策更是一种“隔海极权”的特殊奴役。这一政策把台湾孤立于世界，并深化了其殖民性格中向内的情结。
出于若有深意的命运，台湾在战后回归国民党手中，得以一步步发展出独特风格的民主社会，并以此为中国民主事业鉴。这唯一从中国极权幸运脱身的边缘地带具有它自身尚不确知的使命，以及还未释放的能量。一海峡之隔，台湾对大陆的民主意识有决定性的触媒作用。因此，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极需把台湾知识份子放入视野，一齐寻求彼此通向自由之路。
港台的心灵同时深受消费文化、都市化的牵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拥有政治上的相对民主，这两地的人民在心灵自由及创作上所呈现的并不胜于极权中国。以台湾而言，七、八十年代鼎盛的文化在解严、一波波改选国会、废除刑法一百条、野百合等运动促成的民主深化后并没有成就文化上的丰收；相反地，在消费文化及网路的侵蚀、政治环境的恶质化下，知识份子和创作者一起溃不成军。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殖民给处于文化弱势的地域带来的腐蚀，在某种程度上，较政治上的不自由更为本质。
这些分布于中国边缘的岛屿、半岛的殖民史包袱与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殖民身份相呼应，而它们身为汉民族后裔难解的情结也如出一辙。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创造在极权/后极权的压迫外更添一种自施的东方主义式的窥视，披露了百年来民族的困窘。自我矮化的民族心灵阐释了两岸四地的文化困境。直到今天，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使得汉民族在自我表达上的自由堪疑。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是不自由的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迟到、失败、邯郸学步和自我挫败使我们失去思想上的自由，对未来的思索更受西方既有模式的局限，不能开拓出科技、资本、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被打败的古文明在思想上的无能-这是心灵不自由的病征。一言以蔽之，在种种心灵奴役的悬解之外，我们需要免除自卑的自由。
台湾的困境另外昭示了政治上的自由决非自由的充份条件，并突显了民主与真自由的距离。它提醒我们不可神话化民主。不可依赖制度。仅仅是制度上的自由与创造的沃土需要的大自由相去何其遥远。民主与独裁的一步之隔更警醒我们回到人，一切的根本。为了挽一切于狂澜，自由文化运动需要到达哲学的高度，以从根部挽救。唯有从自由人的心灵才能流出有生命的创造，并据此开创新的文化体系，启示人所能达到的，最大可能的自由。
IV.自由之路：行动
在中国，一半人立在月亮的亮处，一半人立在月亮的暗处。对于这两种人来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真实。在贯穿上一世纪的辛亥、毛、和文化大革命后，我们终于理解要获得真自由，唯有从心灵的释放开始。而在曾经如野火燃烧的群体抗争和维权运动相继受挫后，我们终于明白，需要有反抗的文化。需要有文化的蜕变。
文化是一种生活。一种内在道德表现在外的形式。是一个民族思维和自我界定的独特方式。要改变外在的文化，得先改变心灵内部的风景。要除去人们长久以来臣属于“非我”的意识，得先破解伪文化和国家机器的意识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国家沙文主义”以及潜流在国民意识的前提：“向钱看齐”都是使我们失去与自身经验碰触的障眼法。
为了破解心灵的奴役，半世纪以来被内化的党文化毒素必须清除。和被殖民者很难对自身的困境进行分析一样，极权/后极权统治下的人民不自觉使用内化了的党文化的语言，使自己在基础上失去了批判的立足点。无论在海外民运或《九评》的论述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空洞的高亢、对批判对像劣迹在语言上未加净化的列举、以与国家机器雷同的绝对化字眼对之的攻击，都遗留在民主话语中。就这点而言，后文革时代对毛文体的颠覆远远不算完成。
在意识层面，谎言的正常化、人的工具化、非人化、凡事投机、颠倒黑白，都是党文化长久侵蚀下的结果。正是这些内化了的意识，证实了文化深远的影响。认识这点，我们也就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文化的改变是何等必要，同时，何等困难。
心灵的锁链有无数的形式，唯有新生命所特有的好奇和勇敢能解开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就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来说，尖端科学所开启的新宇宙观能无限扩展我们的意识，使我们不再受限于既有的认识世界的角度。而西方价值如科技、资本主义的解魅将促使我们从民族迟到的情结开释，并开启对人类文明的展望。这是从根本改变意识结构的解药。自我的蜕变是艰难的，然而如果仅仅是外加物的移除，那不过是弹指的功夫即已蝉蜕。
人的蜕变是一切的根本。极权主义使人成为可以替代的物件。一个螺丝钉。为了推翻专制，需要恢复人的不可替代性，恢复人创造的力量。需要把真实的个人放回来，取代虚无化的个人。
阿伦特把随机而行的行动定义为在政治领域内的自由。行动也是让事情开始的奇迹。为了创造自由的文化，必须恢复人的行动能力，惊醒文化、政治体制内的人，使体制内整体松动。苏联经验告诉我们，无数点、面的同时突破才能改变巨硕如中国的极权国家。同时，体制内的呼应是从内部卸解巨兽的必要之道。
下面我试着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行动。恢复记忆是人与自身经验再度碰触，藉以恢复真实感的前提。前苏联瓦解前夕，人们在街角征签纪念斯大林时代遇害人的签名。这纪念运动的发起人后来成为人民议会中的成员，对于唤醒人们深埋的意识和推翻苏俄共产政权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中国，平反六四、纪念文革的签名运动固然行有经年，却没有形成影响广大的风潮。这或许和虚拟空间把一切虚拟化有关。如果我们能发动纪念文革八千万受难者的运动，除了在各地视情况实地征求签名外，把文章和签名信广寄各地，并要求签了名的信按个人条件寄回，这实际的签名行动将获得更为神圣的意义，也将赋予个人心灵的洗涤。
高智晟曾要求海外的民主人士成立国内的恶人榜。这一档案有非常的意义。它迫使极权内的螺丝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人再度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没有脸孔的群体。当个人的恶曝光，在这维持后极权假象的社会，黑暗中被抛弃的“耻”再度被放到台面上，扼止罪行。
具体来说，自由文化运动的责任包含对种种精神枷锁的见证，并以各成员一己之能力记录、批判之。借助遍布各地的观察者、参与者呈现中国的现况，并将文献编列序号成立档案。维权、抗争档案除了作为历史记录，更可突破封锁寄给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干部，破解伪的帐幕。对于蒙在鼓里的善良的人，这些信息将使他们被欺蒙的意识天翻地覆。
在一个为谎言统御的时代，仅仅道出真相具有超出人们想像的意义。而对重大事件的思考、指出其所指涉的精神意蕴同样是一种责任。它使生活每一刻的意义得以保存，而对于一个把记忆销毁在谎言与遗忘中的国家，这貌似简单的做为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把重要事件超越政治意义，放在大背景下考量，是自由文化运动从现存的民主运动中分开来的关键。唯有把一切放在最大的背景中观照，使事件不仅仅是事件，却是生活的一个环节，我们置身的民主事业才能获得更高的能量。这是捷克七七宪章与哈威尔给我们的启示。
理论的匮乏一直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弱点。如辛亥革命烈士一般，我们需要制造自由的弹药库：把关于极权、后极权、民主的经典政治哲学，晚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俄罗斯学者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翻译整理出来，一方面充实自身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把火药寄回国内的知识界。而为了扩展意识的疆域，对于尖端科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肇始的新神学也可翻译研究，以期多面向突破僵固的意识形态。
每次发生重大事件时，海内外知识份子各自结集发声而不能立足在更高点展现更高视境。我愿自由文化运动中志同道合的人怀抱对民族命运的关怀而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将是奠基于道德而于个人利益无所求的，朴质的力量。
我们以为自己身处的后极权统治其实从来不曾脱离极权的情境；而在肉眼可见的表面，极权统治正卷土重来。这是一个反转的契机：当虚伪的后极权不得不露出它奴役的真面目，抗争的时刻就必到来。维权抗争被单个击破后，唯有整体动起来才是改变的契机。唯有文化能带来这样的质变。唯有内在意识的扭转才能带动外在的真实。
面对精神荒芜一片的中国，我们不得不对造成这一奇景的背景思索，寻求突围。唯有把长久以来肉体和心灵上的锁链截断，自由人的文化才会诞生。自由文化运动的使命首先指向“自由”的回归。指向属“人”的自由的苏醒。为了重铸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力量，自由文化运动赋予中国知识份子集体的当下责任：在各人已默默从事的论述外，对诡谲的现状深入分析，让被蒙蔽的人民获得真相。“伪”的破除是重寻精神力量的起点。
民族整体的突围不能等待。如同维权人士的集思广益，思想者、创作者也该聚沙成塔，在这大黑暗中寻求出路。没有另一个更好的时刻了。没有另一个中国等待我们把它从囚禁它的黑暗释放。米奇尼克说过：“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国。@
2006年9月20日－10月8日
（全文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