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1日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纲要》提到的十二项具体活动内容中，有一项是“为一切因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思想犯和良心犯建立个人档案”。我想到自己的父亲熊伯鹏（笔名糊涂博士），他终身受共产党迫害，但并不是因为写了批评共产党的作品，（1949年以前他在湖南长沙因撰写弹词著名，但他写的弹词是批评当时的政府国民党的）。我父亲远不是那种惊天地泣鬼神﹑为民主自由理念受尽人间磨难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但他也是个“因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而遭受政治迫害的思想犯和良心犯”，他是由于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代表工商界向政府提意见而招致迫害的。我向《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袁红冰先生简单讲述我父亲情况后，他要我写出来寄给负责为此档案库收集资料的先生。如此看来，作为法学教授的袁先生也认为，我父亲的情况可列入档提到的那种“思想犯和良心犯”。我感到欣慰，因为作为一个女儿，能把父亲的资料送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要建立的这个档案库，我觉得是对半辈子遭受冤屈的父亲的在天之灵一个最好的交代。我于是找出七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是2000年2月3日至5日《世界日报》分三天连载的，连载时却被编辑任意删除了部分重要内容。现在我对该文进行整理，改写成下面的文章，寄给《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要建立的上述档案库。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收藏的《糊涂博士弹词》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作者糊涂博士，真名熊伯鹏，是我父亲。此书收集的一百多篇短篇弹词，是1947年到1949年之间他为长沙《晚晚报》撰写的弹词的一部分。曾和我父亲共过事的长沙新闻界老前辈谌震先生在《序》中说：“博士的弹词，每晚仅占一小块豆腐干的地位，或抨击政治黑暗，或描绘社会诸像，亦庄亦谐，委婉曲折，表达了读者的意愿，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当时有人赠他一联：博士并不糊涂，绝顶聪明形笔墨；弹词能通雅俗，满腔悲愤入琴弦。”
当时不少《晚晚报》的读者每天拿到报纸首先要读的就是糊涂博士的弹词，因为他的弹词不仅紧密结合现实，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出老百姓心中最想说的话，而且那悦耳的平仄音韵，读来也是一种享受。当时有位读者给《晚晚报》投寄了一篇弹词“赠糊涂博士”，其中有这样几句：“…我这里，天天侧耳来倾听，六月饮冰透体凉。阵阵清风沁肺腑，此中味道实深长。好书不厌百回读，三日余音犹绕梁。”我父亲的密友，现也已过世的长沙新闻界名人严怪愚先生当时也写了一篇弹词称赞说：“雅奏钧天成绝响，堂堂正正不轻佻。真锦绣，等琼瑶，独占鳌头足自豪，累的我，晚晚报来先快读，频揩老眼把灯挑。”
我父亲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高小毕业进商店当学徒，靠勤奋自学，1930年进入新闻界。1931年与几位朋友在长沙创办《晚晚报》，后因入不敷出，1937年便开始做生意，但他并未置《晚晚报》于不顾，不仅继续为它写稿，而且，正如和他共过事的上海新闻界老前辈冯英子先生在1997年8月3日《长沙晚报》一篇文章中所说：“《晚晚报》在长沙大受欢迎，但穷到极点，当时经济上是很靠伯鹏帮忙的。”我也记得当时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并感觉我父亲对待朋友颇有“仗义疏财”之风，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豪爽性格，一方面当然也是由于他做生意，比别人多些钱。
但也正是做生意这条路把他带向灾难。冯英子先生在1987年悼念我父亲的一篇《挽歌》中说：“熊伯鹏的弹词…尖锐，犀利，直指时弊，义正词严，这样的文章现在是看不到的，然而此君一解放就倒楣，听说到死时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
我父亲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份子一样，当初满怀憧憬与热情迎接了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从此便有了民主自由，他高兴地担任了长沙市工商联副主任，随即为民请命，向当局力陈工商业者由于连年战乱濒于破产而形成的暂时困难，建议新政府对他们的税收予以宽限，因此获得“率众抗税”的罪名，加上内战时曾卖粮食给国军，这本属那时生意人的正常贸易活动，也成了“反动罪行”，再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于是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作为“反动资本家”被判徒刑五年，资产全部没收，然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但实际上，刑满释放后仍然接受“监督改造”。直到生命终了，漫长的三十余年，我父亲除了无偿的“劳动改造”，从未得到过任何工作机会，没有权利以自己的脑力或体力劳动去赚取哪怕是一分钱。这位才气横溢﹑精明能干的“糊涂博士”的生活费只能靠子女负担，他只能为子女做些家务，曾经想申请到农村去教小学，也得不到批准。他的文学才能和办企业的才能都白白浪费掉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又过了十多年，到1987年9月7日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总算有个长沙市工商联负责人表示，要给我父亲安排一个职位，让他领取一点薪金，但此诺言始终都未兑现。
1983年我父亲和他的两位朋友共同编了一本《新编对联集成》，快要出版时被通知说，三名编者之一“熊伯鹏”的名字不可以印在书上，因为他是个未平反的“黑五类”。另两位编者黄曾甫先生和李芸青先生便劝我父亲改个名字，我父亲说，“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黄先生说：“我的老兄呀，你不改名字书就出不成呀。”我父亲看到僵持下去不会有结果，只好同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熊白朋”，书才得以出版，八十年代，他的儿女们协助从北京﹑湖南两图书馆搜寻到一些1949年间的《晚晚报》，找到“糊涂博士”作的弹词一百一十三篇，约占那个时期他的弹词作品的一半。于是八十高龄的“糊涂博士”在恶劣的住房条件下，以充沛的热情进行整理，好容易整理出一本《糊涂博士弹词》书稿，但出版却不那么顺利，因为一个没有正式平反的“反动资本家”的作品，即使内容是揭露批判1949年前旧政府专制独裁和贪污腐化，也无权出版，因为这种人的作品如果出版，等于无形中表彰“反动资本家”的功劳，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这本书排除了阻力，终于在198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和该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朱正先生对此书的评价分不开。朱先生自己年轻时曾是《晚晚报》每日刊登的《糊涂博士弹词》的热心读者。糊涂博士去世后，朱先生写的挽联说：
博士太糊涂，有如杨恽营田，不悟一身祸福；
弹词必传世，近似杜陵诗史，居然千古文章。
《糊涂博士弹词》出版后，为该书作序的谌震先生以“言雨”为笔名写了一篇介绍此书的短文，由我带到美国，投寄到当时设在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不久被退回。该报编者附了一张便条：“大作与本刊宗旨不合，特遵嘱退回，并致歉意。”《美洲华侨日报》的立场观点一贯是和中共当局保持一致的，当时中共的政策是要和台湾搞“统战”，故《美洲华侨日报》怕登此稿会得罪台湾国民党。其实，我父亲的弹词虽然内容主要是批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专制独裁和腐败，但不能看成是针对具体某个人或某个党，而是针对一切欺压百姓的独裁者和一切专制制度。《糊涂博士弹词》以精湛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民主自由和维护正义的热情，这种热情是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善良人民都崇尚的，可说是文学作品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独裁和欺压百姓是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出现的现象，正如《糊涂博士弹词》中的一篇《走马灯》说的：“…真好比，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你只看，报端时把新闻载，满目凄凉实痛心。一件件，好似从前都见过，如今重复现原形。”可见《糊涂博士弹词》并不会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朱正先生用“居然千古文章”来评价糊涂博士的弹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个七十年代建立的小本子，他在上面抄录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对联，其中显眼的有一副他凭记忆写下来的挽联，是1946年他在某报上看到过的，悼念惨遭当时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挽联：
江山是老子打来，岂容你组织同盟，开口民主，合口民主？
生死非阎王注定，试看我铲除异己，一枪杀人，两枪杀人。
时隔三十来年之后，我父亲仍能一字不差地将这副对联写进他的小本子，除了出于对对联的兴趣，由此也可见他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对专制独裁的痛恨。2000年我曾向美洲《世界日报》投稿讲述我父亲的故事，结果他们登出来的文章将我原稿删除了几乎四分之一，删除的内容包括上述美洲《华侨日报》拒登介绍《糊涂博士弹词》文章一事，以及我父亲抄写关于李公仆闻一多二人被暗杀的对联一事。删除这一大段，说是因为太长，实际上，我注意到，当时该报常常刊登一些比此文长得多的文章，反正是分多日刊登，长短并无大碍。删除那一段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其中涉及国民党反民主的历史。从《世界日报》和《华侨日报》两家报纸对稿件的处理方式看来，即使是设立在民主国家的报纸，只要是有政党背景，都不能遵守新闻工作的“客观性”原则。
我父亲常常很幽默，例如他将“文化革命”改为“革文化命”；又例如，他将毛泽东的诗句“天涯若比邻”改成“比邻若天涯”，来形容他和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经碰巧住在同一条街而彼此从未相见，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当时两人都是“监督改造”的对象，都没有行动自由，所以彼此丝毫不知道对方就住在近处，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发现他们曾经是那么近的邻居，确是“比邻若天涯”。当然，他这种带泪的幽默只有八十年代以后，并且是在可靠的亲友面前，才敢表露出来。
1972年，“文化革命”显得有些松懈，我父亲由于是早在“五反运动”中就已被斗跨的“死老虎”，所以受的管制有所放松，这时我正生产小女儿，于是申请父亲居住当地政府批准我父亲到我的住地太原，在我坐月子期间帮忙作些家务。他来后，常主动地义务打扫我们宿舍楼的公共盥洗室和厕所，还发挥他的韵文特长，写了一张《公共卫生公约》贴在楼道：
搞好卫生清洁，为了人民健康；
各扫门前垃圾，不可堆在走廊：
必须倒出楼外，莫让楼道肮脏：
厕所轮流打扫，值日订立规章；
大便必须冲洗，龙头关闭勿忘；
盥室水池内外，洗涤食具衣裳；
保持干净流畅，勿使渣滓集藏；
大家共同遵守，互相监督经常。
我任教的学校，住房条件尽管不算好，但和长沙我父亲住处比起来，就好多了。在我父亲遗留的那个小本子中，我发现了一首仿杜甫七律《客至》，题为《闲居戏作—改唐诗一首》。
杜甫原诗是：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怀。
我父亲1959年模仿此诗，写成：
舍南舍北皆倾水，但见蟑螂日日来，
环境不清由我扫，板门无键任人开，
盘飧宛似西洋镜，樽酒常空北海杯，
每与邻翁相对笑，一天两次倒煤灰。
每读到这首戏谑中含着辛酸的诗，我都很难过，仿佛看到当时年近花甲的父亲在长沙望麓园住所，提着一撮箕煤灰，到附近垃圾堆去倾倒垃圾的情景。诗的前四句描写下列情况：一，居住区没有下水道，人们只好在室外随地泼水，以致房屋周围永远满地是水；二，室内蟑螂猖獗；三，我父亲是“黑五类份子”，打扫街道是他的责任；，四，简陋的房屋大门是破旧的木板，没有金属门插，任何人都很容易开门进去。构成后四句诗的背景是：一，饮食短缺；二，我父亲爱喝一两口酒，但很难有机会喝得倒；三，长沙人那时都用和着泥土的煤炭烧饭，每天都要将烧剩的泥土（即煤灰）倒出去，邻居也都一样。
到了了文化革命时期，我父亲连这样糟糕的住处也不能住下去了，因为“毛主席”曾经在望麓园从事过革命活动，所以在那里要建一个纪念馆，我父亲是个“黑五类份子”，没有资格住在那附近，于是被红卫兵赶到了比望麓园更差的戥子桥5号，当地“革委会”只给了他一张“拆迁证”，说是某地正在建筑一座楼房，建成后，他可以凭此证去领一套单元房。但后来那座楼房盖好后，我父亲多次拿着“拆迁证”去领房子，却根本没有人理会。
1978年，文化革命结束，我全家获准到香港探亲，路经长沙去探望了我父亲。他仍住戥子桥5号。这完全是个贫民窟，条件之差，比上述诗中描写的有过之无不及。上厕所更远了，需走一百多米的路程，（那时一般居民都是上公共厕所），天雨时尤其不方便。戥子桥的公共厕所很简陋，是在粪池上架两块踏脚的木板而成，当时我站上去都觉得胆战心惊，更不用说我那年近八旬的老父亲了。父亲上厕所的问题只好用马桶解决。但房内阴暗，凹凸不平的黑泥地老是潮湿的，太不适合老人居住，因此房子问题必须解决。于是我要父亲找出那张由于多次拿去找政府要房子而磨损得十分破旧的﹑字迹已经模糊的“拆迁证”，我陪他一同去找当地政府交涉房子问题。官员们的态度据我父亲说要比他单独去时要好些，这大概是因为听说我即将成为“港澳同胞”的缘故，但我也不过是个无权无势也无钱的老百姓，所以他们仍然只是应付，不给解决任何问题。
我到香港后，以及1980年移居美国后，都曾多次写信给长沙市﹑湖南省以及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我父亲的平反和住房问题，这些信据了解都被转到了我父亲居住的当地政府，但我们家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86年，中国一个报界代表团访美，到了我工作的单位，其中一位元《湖南日报》的代表听说我是湖南人，对我分外热情，我便邀请他们到我家做客。这位湖南老乡问我在湖南是否还有亲人，我说我父亲在长沙，他便问是何地址，表示一定要代表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我说：“最好不要去吧，那个地方是个贫民窟。”他坚持问是怎么回事，我才说了详情，他便要我立刻写个书面材料交给他带回去，他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向“领导”反映。我抱着姑妄信之的态度，将我父亲的平反问题和住房问题又写了一遍，交给他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不料几个月后，果然我弟弟来信说，政府已经给我父亲分配了一套大王家巷的单元房。这虽不是什么好房子，但算是很“优待”了。这种“优待”并不是每一个中国老人都能享受到的。如果不是那位报界代表团的湖南老乡访美时看到我在美国一个新闻单位工作，如果不是他回去后向“领导”报告，1987年9月我父亲辞世的处所恐怕还会是戥子桥5号那个贫民窟。
住房问题虽然有所解决，但我父亲的冤案始终没有得到正式和彻底平反。尽管他自己和我们兄弟姐妹都写过不少申诉书，也无济于事。开始时法院连当年我父亲的判决书都找不到，最后，由于我们再三催促，加上那位湖南老乡的帮忙，同时恐怕主要也是由于有个女儿在美国，法院终于根据一份当时判决书的草稿，重新做了一个判决，发给我们一份新的判决书，上面写着：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现查明：申诉人熊伯鹏在经营私营太和米厂和担任碾米业代理事长期间，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的事实存在。但原判认定对抗国营经济领导﹑制造米潮等部分事实证据不力”，“据此，…撤销1952年五反人民法庭对熊伯鹏的刑事判决”，“改为免予刑事处分”。
我父亲在四十七岁以后的将近四十年，也就是几乎半辈子的时光里，资产被剥夺得一文不名，生活的自由也被剥夺，更谈不上言论自由，尤其被剥夺了以劳动创造幸福的权利。如此重大的损失，最后得到的就是“撤销刑事判决”和“免予刑事处分”这样简单轻松的两句话，至于巨大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没有获得一分钱的赔偿。
当然，远比我父亲的冤屈大得多的，被冤死的，甚至惨遭杀害的，大有人在。今天对父亲的回忆所引起我心中的郁闷，并不是因为那些已成过去的﹑我父亲个人的冤屈，而是因为看到我的故国不民主﹑不自由﹑不文明﹑无公理﹑无道义的种种现象，与我父亲在《糊涂博士弹词》中揭露批判的当年比起来，更严重了不知多少倍。例如，前两天中国一位管出版的官员公然禁止八本书出版。一个所谓正在“崛起”的﹑“和国际接轨”的大国，居然会采取如此荒谬绝伦的做法！为了这件事，我不得不在我这篇本已结束的文章后再加几句话。
当年国民党再不民主，也还允许《晚晚报》每天刊登我父亲揭露批判当局的《糊涂博士弹词》。那时的报纸顶多偶然开一下“天窗”，（即把被认为太过火的文章抽掉，让报纸空出一块，什么字都不印，让读者知道这里有一篇文章被禁。）此外，《晚晚报》也发生过报馆被勒令歇业﹑编辑记者（我父亲在内）被拘留的事，但经过谈判，几天之后，报馆继续开业，被拘留的人被释放。当我父亲和他的同事被放出来时，市民像迎接英雄一样夹道欢迎，燃放鞭炮，好像过节，并无军警干涉。今天的中国大陆能允许这种欢迎场面出现吗？
这次所禁八本书之一，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怡和的新作《伶人往事》。章怡和女士的书我只有机会读过《往事并不如烟》，但已经十分喜欢这位历尽沧桑﹑心地始终保持纯真善良﹑观察敏锐细致﹑才华横溢﹑感情充沛﹑文笔潇洒自如的作家。昨天才又有机会在网上读到她的《戏剧大师尚小云往事》，我想肯定是《伶人往事》书中的一篇。读到其中描写“三只碗、六根筷”惨状的最后一段，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说不上是为什么，只想哭个痛快。正如文中叙述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先生对章怡和女士说的：“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觉得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尽管我父亲不是名伶，他受冤屈的程度也远不能和书中人物相比，但受冤屈的性质是一样的。我的眼泪是为包括许多名伶在内的那一代受冤屈者而流，也是为我自己的父亲而流，此外，也是为今天我的故国而流。
叙述生动﹑故事真实的《伶人往事》，体现着善良与邪恶的对比、智慧与愚昧的对比、文明与野蛮的对比、道德与不道德的对比、强霸与公理的对比。这本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申冤，它代表正义的呼声，这样的书，对如今让邪恶、愚昧、野蛮和道德沦丧等坏现象占了上风的社会，应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这样的好书居然被禁止出版，我的故国究竟要走向何方？
当然，并不是说，因为是具教育意义的好书，所以不应该禁止出版。我们应当让所有人写的所有书都能自由地出版，因为，是不是好书，各有各的看法，好坏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正如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说过的：“人民的思想中蕴藏着智慧，当然，也会带有愚昧，但是只要思想有表达的自由，愚昧会因自身的毒害而消灭，而智慧则会保留下来。”
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个法国哲学家赫尔维曲斯说过：“限制出版自由，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禁止阅读某些书籍，等于宣布民众不是傻瓜就是奴隶。”现在中国出版局的官员公然禁止某些书籍出版，他们是在把民众当成傻瓜和奴隶，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才是真正的邪恶独裁专制的奴隶。这些傻瓜不懂得，时代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电脑互联网在全世界四通八达，想禁止人们阅读，是你禁止得了的吗？
禁止出版八本书的事实，更加证明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之必要性。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