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光环效应
在心理学和企业管理学中，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叫做“光环效应”（The Halo Effect），简单地说，光环效应就是：某个人在某个领域拥有惊人成就或者出众特质的时候，他就化身成为头上戴着光环的天使，人们衡量这个人其他方面的言行，亦会不期然地受到这个光环影响。科学家，特别是诺贝尔奖得主，无形中都成为了戴着光环的天使。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纵使是诺贝尔物理学得奖人，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和判断力，未必胜过一般人。
爱恩斯坦：最出色怀疑者受到怀疑
爱恩斯坦是家传户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由于他敢于怀疑、挑战古典力学，在公元二千年他被“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评选为二十世纪最出色的十位怀疑者之一。爱恩斯坦亦被视为反对暴政的自由斗土，众所周知，拥有犹太人血统的他，为了逃避纳粹德国政权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国。
但是，最近爱恩斯坦“最出色怀疑者”的地位，却受到心理学家云令鲁（Todd Riniolo）和哲学家尼斯贝（Lee Nisbet）的质疑，他们指出：爱恩斯坦只是一位选择性的怀疑者，对于先入为主的政治理念，他从来不会怀疑、挑战。
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大崩溃，引发了经济大衰退，十年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再次爆发世界大战，跟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一般，爱恩斯坦对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充满着憧憬，当他严厉地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却对苏联共产政权百般维护。
莫斯科表演式审裁
一九三零年代史太林残酷地清算异己，大批高级官员和将军被指控阴谋叛国而被判处死刑或被送入劳改营，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托洛斯基，史称之为“大清洗”（Great Purge）。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认为那些所谓罪犯可能受到冤屈，但爱恩斯坦却拒绝支持这个调查委员会，他告诉另一位物理学家波恩（Max Born）：“有许多迹象显示俄罗斯的审判并不是虚假的，那些阴谋策划者认为史太林是背叛革命理想的愚蠢反动者。”后来托洛斯基逃亡到墨西哥，一九四零年被苏联特务暗杀，爱恩斯坦不置一词。
讽刺的是，一九五零年代史太林的继任人赫鲁晓夫揭发了当年的冤案，那些所谓反党阴谋的口供无非是出于严刑逼供，其实所有判词在开审前已经写好，故此史称之为“莫斯科表演式审裁”（Moscow show trials）。
必要的短暂牺牲
爱恩斯坦跟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曾经在通信中讨论政治，在讨论中爱恩斯坦不但没有批评苏联政府，而且为莫斯科屠杀和监禁异见者辨护，他唯一温和的批评见于一九四八年的一段说话：“我并不是没有看到俄罗斯政府系统的严重弱点，我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个政府底下，不过，另一方面，他有伟大的优点，俄罗斯人在柔弱的政策下能否生存？这十分难说。”胡克长篇大论地回应，他指出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大屠杀、大清洗可以有助于俄罗斯人生存，爱恩斯坦没有回答胡克，在其他场合爱恩斯坦重申自己的立场：俄罗斯人献出短暂的牺牲、承受短暂的痛苦是必要的。
杨振宁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无独有偶，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谈论起政治的时候，亦化身为戴着光环的天使。一九七一年杨振宁到过中国大陆四个星期，回到美国之后发表了他对中国的评论。看来他具有良善的动机，希望借着自己的破冰之旅，建立起中美的友谊，传播媒介十分有兴趣要通过这位名满天下的科学家，去了解当时那仍然向外封闭的神秘东方国度。
在谈论到文化大革命时，杨振宁指出：一九七零年文革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第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特权阶级；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废除旧传统的刻板教育方式；第三，提倡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学习。杨振宁说自己感到惊奇，“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有人问他文革期间死了多少人，杨振宁回答：“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 … 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 … 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批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分。”文革对于教育的破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一九七三年一位名叫张铁生的考生交了一张白卷，竟然成了一名“英雄”后来他为四人帮宣传“读书无用”。中国电影《失落的一代：阿焜》亦道出了荒废了十年学习机会的青年人之苦闷心境。至于文革的受害者数字和红卫兵斗争的惨烈情境，身历其境的陈若曦、严家其、凌耿 …，在其作品中已有详细交代。
农业学大寨
杨振宁又指出：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都并不缺乏粮食，事实上中国甚至输出粮食。杨振宁在中国之行曾经访问过山西的大寨，大寨是模范的人民公社，当时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杨振宁对于大寨的成就非常叹服，他说这四百二十人的小村，亩产的粮食竟然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农民“说这是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才能做正确的事。”
笔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香港度过，在一九六零、七零年代，无数在香港有亲戚的中国大陆人士，在“连年丰收”之下，却不断地要求香港人接济。魏京生曾经说：自己有一次看见一名一丝不挂的少女向他讨饭，这经历促使他深刻地反思中国的前途。至于“农业学大寨”，一九七九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撰写出内部参考报告，批评大寨模式造成浪费，中国农业并没有因此而改进。
毛泽东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杨振宁十分推崇毛泽东，他说全中国每一个人做事都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原则。“在今日的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毛语录）里面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文化大革命）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那一派的方向是正确。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局面，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
遗憾的是，赞叹毛泽东之余，杨振宁却只字不提彭德怀、刘少奇的下场。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战绩彪炳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因犯颜直谏，而被撤除所有职务；一九六九年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本来是贵为国家主席的开国元勋，逝世时死亡证上竟然没有职业。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杨振宁访问中国之前。 结语
古语有云：“英雄见惯亦常人。”其实，即使是诺贝尔得奖人亦有常人的一面，科学家亦不是对每个课题都采取科学研究的态度。笔者当然没有光环，我也不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恳请读者怀疑我所有说话，自行查证文中罗列的资料。
－－原载：《同路人》，2007-05-25(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