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6日讯】<--ads-->
谬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主观对客观实在的能动反映。凡是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受物质支配的观点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则是唯心主义，所有的宗教及有神论都是客观唯心主义。
正论：所谓的物质和意识的分歧只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二元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并非世界的本来面目，物质和意识本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物质即意识，意识即物质。世上本无物质和意识的分别，也无所谓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宇宙真正的存在方式是“天人合一”的（分层次的），是充满灵性的，是有人格的，生命即宇宙，宇宙即生命，万物都有灵，用人类的哲学语言来概括可以称作“唯灵主义”。
前言
宇宙时空浩淼无限，生命之迷牵动人心！
茫茫宇宙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实体是什么？有没有始基物质？
人从哪里来？生命是怎么回事？思维是什么现象？意识是怎么产生的？精神是什么？有没有灵魂？自从有人类起，所有这样的疑问就始终萦绕我们心头，成为历代哲人智者皓首穷经、苦苦思索的终极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则影响着不同民族的人生实践，最终形成了文化差异的不同文明，在这些文明中，具代表性的就是外求的重物质导向的西方文明和内省的重精神修炼的东方文明。
一，简述西方哲学对宇宙的理解
西方人对宇宙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朴素的生命科学阶段，时间上主要是古希腊的前亚里士多德时期。这个时期的西方宇宙论保留着一些上古修炼体悟之学的痕迹，表现出朴素的生命科学倾向，如泰勒士认为“万物都充满了神”，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东西，并且在轮回中可以转变为别的生物，恩培多克勒据说行过神迹，苏格拉底为见证神谕而献身，而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则是与犹太教的创世说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种西方神创论文化传统。前亚里士多德阶段的西方文化多认为宇宙是有人格的，是充满正义的，是善的，是美的，万物有灵， “美德即知识”，人类认识的第一个起点应该从认识善与行善开始……等等。这些认识在思维倾向上多具有东方“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思维特征，但这些有益的探索在后亚里士多德阶段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却被基本否定了。
第二阶段为形而上学阶段，时间上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19世纪马列主义诞生。从这个阶段开始，以纯逻辑推理代替朴素生命科学（内证体悟的学问）的形而上学宇宙论大行其道，并成为西方哲学思考宇宙的基本思维模式。其实，西方形而上学的宇宙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时代，之后由柏拉图继承，最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基本完成，亚氏之后的西方哲学对宇宙的思考已经完全变成了逻辑演绎，再也见不到“实证”（这里指内证，修炼体悟之实证）的因素，这种思维倾向也影响了西方神学的发展，使神学（本是修炼体悟之学问）被哲学化，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在把神学向世俗领域延伸时，无不是使用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来作神学的论证，因此也产生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理性和信仰的对立问题（这个问题容以后有机会再说）。这个时期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无论是信仰还是理性，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中，都没有把神否定掉，西方神学和哲学在对待上帝的问题上似乎产生了惊人的默契！西方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是黑格尔哲学，他的哲学揭示了宇宙的部分规律在形而上学中真实而完美的体现。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形而上学出现了主体性转向，即由本体论探索转向认识论研究，表明西方哲学有回归古希腊传统的倾向，即哲学探索由关注宇宙本体开始回归以关注心灵为主要特征的前亚里士多德阶段。
第三阶段为无神论阶段，时间上为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到现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近代遭到了颠覆，产生了种种分化，大概有这么四种情况：一部分形而上学被“实证”（西方的实证科学仅仅局限于外部经验层次上的求证，与中华的内体验实证科学有天壤之别），产生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一部分与具体科学分离，降低为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从抽像和具体的关系上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服务，而之前由形而上学主导下的对宇宙的探索工作则让位于自然科学；还有一部分则在近代兴起的哲学转向思潮下被改造为主体性哲学（形而上学的重心由本体论探索转向认识论）；而最高级的黑格尔哲学却被最浅薄的马列主义毁坏，变成了唯物的辩证法。这个时期，一方面是传统形而上学遭受到实证科学及哲学研究主体性转向的挑战而被新的思想体系所取代，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科学的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哲学和神学对宇宙的解释权，这也为伪科学的出现提供了机遇，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所谓的“自然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取代形而上学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对宇宙的敬畏逐渐丧失，产生了妄自尊大的改造自然的狂热，这种偏执倾向中最严重的就是马列主义的无神论与实践哲学，这种被冠以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学说实质是把一切传统哲学中最深奥的部分全部否定掉，从基本观念到思维方法到行为准则上对人类认识宇宙的过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颠覆，它导致近现代人类社会从天人关系到社会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大混乱（下文详述）。
[注：之所以把这个阶段命名为“无神论”阶段，乃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系统的无神论思想，如马列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以暴力方式改变了数十亿人的信仰，给世界带来了红色恐怖。]
<第一章小结 >
现代人从自身的局限性出发，不了解古代圣人智者的高级学问，总以为那只不过是古代认识水平低下时对自然的主观猜测，孰不知真正认识水平低下的恰恰是所谓的现代人类，真正进行主观猜测的恰恰是现代人对上古修炼学问的态度。人类5000年的历史并不是现代人所想像的那样不断的发展前进，在高级生命看来恰恰是在后退，表现在见识上就是智慧越来越远离我们，在哲学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反哲学的低级浅陋的唯物主义。
这是指西方的情况，而中国的高级学问在近代只是从儒学退步到西方哲学的层次上，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暴力入侵，现代中国最低将会在哲学的层次上等待大法的洪传（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破坏民族文化，传统修炼之学至少都会占一半的比例），而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在反哲学的马列主义的层次上与大法对立，并导致了正法与救度众生的额外困难。
写到这里，我还是把后续文章要讲的东西先提一下，便于读者理解马列主义的浅陋，以下是笔者“层次论哲学体系”下对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学问的分类。
第一级的学问：佛法（包括释迦牟尼、老子、耶稣所传的一切度人的超常学问，就是出世修炼）
第二级的学问：儒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所传的内圣外王的学问，比佛法低一级别的入世修炼）
第三级的学问：哲学（脱离实修实证仅仅靠逻辑推理来探索宇宙和人生的那些学问，就是形而上学）
亚氏以后西方几乎所有的学问都属于形而上学体系或从这个体系中分化出来，如“外实证”的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中分化出来的），作为方法论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被形而上学化的基督教神学（不是指圣经,是指基督教学者们的学术作品），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宇宙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及近代哲学转向后的一系列主体性哲学等等。
马列主义根本就排不到人类知识学问体系中去，它在学问上什么都不是，相对于近代西方哲学中出现的主体性转向，我也给马列主义划个流派吧，就叫“兽类性转向”，意思是说马列主义把人类向高级生命（神）学习的正常历史规律全部否定掉，教导人类转而向禽兽学习，学习丛林法则，学习你死我活般的对立斗争，学习只注重物质需求的生理性生活，并且不满足于动物只会适应自然的低级属性，而要改造自然战天斗地。如此一来，马列主义相当于要毁灭人性与人类而创造一个新的物种——改造自然的高级野兽，这不就是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定义吗？哈哈，终于点到实质上了吧！
二，马列主义唯物论对宇宙的理解
西方哲学（二元思维下）从内容上可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从探索对像上可分为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关于社会发展的哲学）、超自然哲学（即神学）；从方法论上可分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注：关于实用主义的介绍可参阅笔者《谁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来说，它的学说中缺少伦理学部分，因为它是兽类性转向，不需要伦理学；另一方面，它的学说中也没有超自然部分，因为对它来说，神的天国是不存在的；最后，鹿的学说据说是扬弃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各自的缺陷，“挽救”了头脚倒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唯物的辩证法。因此，根据西方哲学的体系，马列主义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来认识：本体论、认识论、自然观、历史观以及辩证法，由于本体论和自然观在马克思那里是重合的，所以，实际上是四个部分，即唯物的自然观(本体论)、唯物的历史观、唯物的认识论、及唯物的辩证法。
这一部分先讲讲马列主义的本体论，即唯物的自然观。本体论说简单一点就是研究宇宙(或存在)是什么的学问(即世界的本原或本体是什么)。
1．哲学史上第一伪命题——物质第一性原理
相对之前的哲学家对宇宙所进行过的宏大的思辨研究来说，马列主义并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工作，马列主义对待传统本体论的态度是取消主义，认为传统“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以改造世界为目地的马列主义无须花时间去细究以往本体论中那些逻辑高明的学说，也没有想过要对宇宙的存在及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前沿性探索，这也本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一个什么都不研究、也不注意推究别人学问高明之处的门外汉，却怎么敢以一种无可置疑的语气把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全部否定了，难道是这人的学问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高度？要么就是这帮人狂妄浅薄到对复杂世界一无所知的程度吧！
脱离了形而上学的逻辑论证，也缺乏“实证科学”的实践深度（马恩列斯本身并非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深刻道理也知之甚少），马列主义只能以自创的简单粗糙的认识论来代替历史上复杂的本体论探索，这使得“宇宙是什么”对马列主义来说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名词——物质，宇宙就是物质，物质就是客观实在，这相当于说“他爹就是他爸，他爸就是他父亲”，至于他父亲从哪里来，对不起，这个问题不需要探索，只要能感知、认得他父亲、改造他父亲就行了。于是，列宁进一步解释到“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本体论的表述，它只是以“如何认识宇宙（宇宙在马列主义那里等同于物质），宇宙与我们的关系”的认识论角度取消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探索，把人类的认识视野从最深奥的宇宙规律探索拉回到最肤浅的关于宇宙的同义反复的概念表述上。另一方面，“宇宙（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逻辑证明也不可能被经验所证实的“伪命题”，（可参见下文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的论证）然而，这个伪命题却作为马列主义整个学术大厦的地基而被称为“物质第一性原理”，最浅陋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的别称）就这样以一种狂妄无知的态度宣告自己诞生了，于是，最复杂的本体论探索在马列主义这里就只剩下一句“世界统一于物质”。在二元分化的世界里，如果连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关系都没有被明确证实 ，又如何能得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不是“统一于精神”呢？可见，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只是逻辑暴力下的空中楼阁而已。
2．从西方的“二元思维模式”到马列的“对立思维模式”
这里再提一下西方哲学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一元和二元的问题。
西方哲学中宇宙被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两部分，这是典型的二元思维，而在中国，宇宙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物质与精神是同一个事物，不分彼此，宇宙是有人格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这是一元思维。整个西方哲学大部分都是二元思维，这导致了西方哲学中物质和精神、理性和经验、形而上和形而下、唯名和唯实……等等的分歧和争论，但这些争论大多在理性的态度下被限制在学术争鸣的领域，都表现为“逻辑之争”，从来没有演变为阶级对立下的不可调和的“立场之争”；另一方面，在这种基于物质和精神二元划分的对立性思辨中，也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的说法，但都属于逻辑上的偏重，从来没有马列主义所说的基于立场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学术派系存在。在二元思维下，西方哲学的划分也正如本章开篇所述，从内容上可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从探索对像上可分为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关于社会发展的哲学）、超自然哲学（即神学）；从方法论上可分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西哲史上只有马列主义一家是以自己狭隘偏激的目光，在二元思维的前提下，对西方传统哲学进行了绝对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立场性划分，这完全颠覆了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使西方哲学中性的“二元思维”被进一步改造为马列主义的恶性的“对立思维”。
[注：西方哲学中的唯物和唯心的区分仅仅表现为观点的对立，而马列主义中唯物和唯心的区分表现为立场的对立，它们二者同名异质，内涵完全不一样，马列主义是以“立场论”歪曲了西方正常的二元逻辑思辩。
立场是原则性的逻辑，而观点只是应用性逻辑的产物，在相同立场下，完全可以对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如家庭成员对家族里的一对夫妇的婚姻危机问题发表意见，他们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就是为这对夫妇的幸福着想，但观点却是千差万别，有的人赞成离婚，有的人建议继续一起生活。
西方哲学中的唯物和唯心都是基于相同立场的产物，这个立场就是探究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建立确定的知识体系，而马列主义的立场却是要改造世界，以暴力手段摧毁旧制度，所以，它才要以立场论在学术领域制造根本的对立。关于立场问题的研究及破马列狭隘偏激的立场论，请继续关注《伏魔十三式第十一式》]
看看马列主义基于立场论和对立思维模式下对西方哲学的歪曲：
马列主义认为，坚持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精神），意识受物质支配的观点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分为三个阶段：１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主要指前亚里士多德阶段的泰勒士、赫拉克里特、德莫克里特等人的始基论（原初物质论）；２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主要指以牛顿力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和以道尔顿原子理论为基础的物质结构论；３辩证的唯物主义，就是马列主义的客观实在论。唯心主义分两种情况：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所有的宗教（有神论）都是客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误。在唯物主义中，以前的唯物主义具有朴素的真理因素，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完全的绝对的真理。
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马列主义教士把所有的哲学（甚至中国的内证体悟的修炼之学）都一概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人们在宇宙探索过程中的不同观点的思辨研究统统看成是阶级对立下的狭隘立场的产物，把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所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统统看作是完全谬误或者是部分谬误的旧哲学。以至于在大陆做学问，道理和逻辑不是第一原则，坚持什么样的立场才是搞学术的第一原则，真理和谬误之间的界线完全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划分的，这既是对独立学术精神的最大的玷污，也是对真理的最粗暴践踏。
其实，二元思维下西方的哲学无非是以各自偏重的角度共同探索了宇宙在形而上学中可能的全貌，它们看似对立的观点实质只是不同角度下的不同内容，并非是同一角度下的不同观点，在内在逻辑上，它们有时恰恰是一个整体学术体系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基于共同立场）。而且西方哲学中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基本上都是有神论，在自己的学术体系中都可以推导出神的存在（虽然他们对神的解释和理解是完全不一致的），只有马列主义既用语言暴力否认神的存在，又不能在逻辑和事实上证明神的不存在，属于最不讲理最无赖的一种“学术”，所以，马列主义实质是伪学术、伪哲学。
<第二章小结>
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只是在错误的二元思维的前提下对宇宙进行了尽可能的逻辑正确性探索，那么马列主义则是在错误的二元思维前提下对宇宙的理解进行了无逻辑的语言暴力强制，使它的宇宙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实在论）迈进了更加错误的死胡同。而且从语言逻辑的暴力最终演变为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政权的行为方式的暴力，也恰恰反证了其学说之荒谬无稽所以只能依靠暴力手段来强制人们接受。
三，浅析马列主义唯物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之荒谬性、浅陋性与反动性
1．“唯物的辩证法”——最无耻的学术抄袭
在中国大陆，人们对哲学的理解除了唯物主义，就是辩证法，以为哲学就是这么两个简单的立场问题，即不是探索什么的问题，而是坚持什么的问题，于是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但成为中国大陆所有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更被强迫规定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先不探讨，留待下一篇文章专述。
马列主义的辩证法从头到尾全部来自黑格尔的学术，这早已是公开的事实，只是马列主义说自己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他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扬弃，所以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这里且不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到底是不是唯心主义，只说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笔者能不能把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扬弃一下？说牛顿原来的力学定律是唯心主义的，是基于有神论和绝对时空观下的产物，而笔者的唯物的三大定律是在无神论和相对时空观下对物质运动的经验总结。这样根据正宗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唯物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大陆的最新科学成果？这个想法一点也不好笑，根据马列主义对牛顿哲学的看法，情况正是如此（即牛顿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三大基本定律是西方哲学关于整个宇宙运动的最高的哲学总结，如果连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都不能进行类似的唯物主义改造，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对最高（西方哲学中）的宇宙真理与哲学规律进行如此荒谬的篡改呢？
可见，所谓的唯物的辩证法就是彻头彻尾的学术抄袭，其辩解理由荒谬可笑，不但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在现实中更是为真正学术精神所不容。除了这个抄袭所得的最有价值的辩证法，真不知道马列主义还能剩下什么？而且马列主义把本属于本体论的黑格尔辩证规律当作方法论使用，使黑格尔哲学精致的本体论蜕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绕口令似的“唯物的辩证法”，本身就已表明缺乏了本体论的马列主义在逻辑上将会是多么的苍白和浅薄。这个问题也留待下一篇文章叙述。
最后，简单罗列一下黑格尔的辩证规律：
１对立统一规律（又叫辩证矛盾规律）；２质量互变规律；３否定之否定规律。
希望中国大陆的学生读到这里能明白，这是黑格尔的学问，不是马克思的学问。
2．“唯物的反映论”——哲学史上最浅薄的认识论
2.1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
认识论就是研究人类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可靠度、人类的认识能力等问题的哲学学问，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哲学体系里基本是重合的，因此，在二元思维模式下，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从古到今实际上有三条线索：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属于经验主义体系。
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理性和经验，这两条认识路线之间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体现为柏拉图“形相论”的“分有”和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推理”之间的对立。但这并非马列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西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只是在二元思维前提下分别研究了永恒存在的静止领域和生成的动态领域，共同完成了在西方哲学体系下对一个完整世界的可能的探索，诚如上文所述，它们之间的对立只是体现在研究领域、研究角度的不同，在其学术体系的底层逻辑上，很多时候恰恰是一致的。
比如柏拉图的“形相论”说万物都有一个纯形式的原形（相，或者是形相），万物都是从那里“分有”出来（就像从一个整体车床的不同模子里浇注出来），相是不变的，先于事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把事物的形式和质料分离，他说不存在没有质料的纯形式，并在形式和质料统一的前提下运用“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地因）解释了在现实世界万物的生成和运动变化的规律。但在涉及到运动的根本原因时，从潜能和现实性之间的逻辑推理中，亚里士多德不得不承认在逻辑上有一个“纯形式的现实性”（就是一个没有潜在性的目地，即它本身不再向前运动变化）作为“不动的推动者”（第一因）来引导着事物向自己生成变化，这个“纯形式的现实性”是先于变化而存在的。简单一点，相当于柏拉图说“万物运动从形式（相）中来”，亚里士多德说“万物运动靠形式（不动的推动者，纯现实性，没有潜在性的目地）来推动，并向这个形式中走去。”这不是殊途同归吗！
再比如说，近代经验主义的代表、被马列主义看作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的霍布斯，他的认识路线秉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即通过观察建立起公理、再从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来获得精确的知识，但是在涉及“人类活动”的第一因时（霍布斯将专属于人类和动物的运动分为两种：１作为生理功能体现的生命运动，如脉动、营养、排泄、血液流动、呼吸等；２作为人类自然活动能力体现的自发的运动，如走动、说话、肢体的有意运动等）[1]，他又不得不认为“因为走动、说话以及类似的自发运动总是依赖对是否、以何种方式、以及什么的在先的思考。所以很明显，想像是所有自发运动的最初的内在的开端。”[1]这个“想像第一因”之说与同时代理性主义的代表、被马列主义看作是唯心主义者的笛卡儿的“理性第一因”之说（我思，故我在）在逻辑上已经是同出一辙了。
可见，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并非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立场和路线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诚如前文所述，理性和经验的偏重只是认识角度的差异而已，而且很多经验主义的哲学总是在本体论上不约而同的回归到理性主义那里，这既体现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统一，又表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当经验主义在本体论方面回归理性主义时，理性主义则在思维模式上向一元思维靠近，这是西方哲学在自身逻辑体系下的必然表现，这就像一个弹簧被拉开时必然产生回归原位的反向拉力一样。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固然是二元思维，但已经开始使用“直觉”作为人类理性的第一因，在思维方式上，“直觉”更能弥合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分离下的“感知”（经验）和“分有”（理性）之间的裂痕，使它们向一元思维回归。
笛卡儿的“直觉”只是作为寻求确定性知识的基础，到了柏格森那里，“直觉”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成为一种把意识和对像统一起来的动态性的“绵延的过程”。从“绕行和进入”的关系中，柏格森揭示了通过从外部观察（绕行）并以符号化来表达的近代自然科学感知世界的分割分析法之不可靠性，这种依靠分析方法的“科学的意义最终只能是对它所分析的对象的性质的歪曲”[1]，因为“在每一个例子里，分析的理智是通过摧毁事物的本质来认识事物的”[1]，特别是在认识主体时，“从外面来感知构成一个人的本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定义上他的本质是内在的。”[1]因此，有另外一种认识自我的方法，它就是“直觉”，直觉“指的是……当下的意识，一种与所看到的对象几乎不可分的眼光，一种接触甚至重合的知识。”[1]在柏格森眼里，直觉代表着“进入”对象的方法，“借此一个人置身对像之中，从而能够与对像所具有的独特的因而不可表达的东西重合起来。”[1]可以看出，柏格森已经从逻辑上间接的怀疑到了“主观和客观能否分离”这一西方哲学真正的死结，并且明确的提出只有“直觉”才是认识事物最可靠的方法，而正式终结西方哲学的二元思维模式、建立起真正直觉主义一元思维模式哲学体系的正是与柏格森出生在同一年的胡塞尔。
胡塞尔创立了后现代主义最核心的哲学体系——现象学，它动摇了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主客二分），宣判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死刑。胡塞尔尊崇笛卡儿为现象学真正的创始人，这也反映了“直觉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的真正发展历史。现象学消解了传统哲学中“现象和意识”（即客体和主体，经验和自我）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认为对经验的更精确的描述可以表达在三个词项当中：“我思某物”（ego cogito cogitatum），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相对而言，笛卡儿的“我思”仅仅只是两个词项“ego cogito”，仅仅只是一股纯粹的意识流，而胡塞尔否定了这个纯粹自我的存在。因此，对胡塞尔来讲，意识的本质就是“意向性”，事物就是我们意识到它们存在的东西，我们对事物的感知由我们对意向对象的筹划所构成，“意向性”既是意识本身的结构，也是存在的基本范畴。也就是说，胡塞尔根本不认为意识和现象有区别，他以“意向性”这个哲学范畴统一了以往有关二者之间的所有争论，宣告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二元思维模式的新的彻底的一元论哲学的诞生（如果我们熟悉东方的佛道修炼，那么对于现象学的基本思路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现象学的诞生，对西方哲学来讲犹如石破天惊，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全面终结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并促使一种回归古希腊传统的真正的主体间的伦理学开始重现西方，这使得现象学被誉为西方真正的人文主义的宣言。在本体论方面，现象学揭示了“现象即本质”，本质不是超验的，而是彻底经验化的东西，本质并不是“实有”的，而是“生成”的，因此，传统形而上学所追寻的终极性、始源性的“本体”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本质就是“显现自身”（生成），本体就是“具意向性的主体”；在认识论方面，现象学揭示了“现象不是被感知的，而是构成的”，因此，不存在主客体的区别，也没有独立于主观之外的自然（宇宙、或是客体），存在只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意识也是关于某对象的意识，这等于宣告了传统的基于主客二分的“感知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共同承认的认知路线，只是在强调感知和心灵的不同功用方面二者有分歧）的认识论都是空中楼阁，而基于一元思维的“直觉主义”的意向性认识论才是认识的真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现象学又被称为“最彻底的经验主义”，它的出现从理性主义这条线索上来看，可以追溯到笛卡儿的“直觉主义”，而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又是秉承了近代从洛克开始经贝克莱而到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休谟的怀疑论（休谟把经验主义贯彻到最严格的程度，因他连自我的观念都要否定掉，所以这种最彻底的经验主义在哲学史上又被称为怀疑论）。休谟排除了洛克和贝克莱经验主义中残留的形而上学部分，以最彻底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否定了任何“实体”存在的可能，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源于经验（与我们的经验不可分割），那么“一个独立我们经验之外的客体”的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的感觉并没有告诉我们事物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另一方面，我们经验不到一个“自我”的观念，因为我们经验到的自我总是与冷热、爱恨、苦乐、喜怒等一系列的感觉分割不开的，“它们除了一束或一堆知觉之外什么也不是”[1]。休谟以这种最严格的经验主义逻辑论证了“没有独立于主观的客观实在，亦没有独立于感觉之外的理性自我”。这种最彻底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在思维模式上已经和现象学的认识论完全契合了。
可见，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歧最终在现象学中被统一起来，这不是在心物（主客体）二元分化条件下的“辩证统一”，而是将二元世界重新合二为一的“还原与归一”，是思维方式上的彻底更新。
由最初的朴素生命科学的一元思维分化为形而上学的二元思维，再由形而上学的二元思维向“去形而上”的一元思维回归是西方哲学史中一条清晰的逻辑轨迹，它既展现了西方哲学在错误的方向下依据自身努力所进行的迷途知返的艰难进程，也显示出近代以来，特别是在西方“外实证的自然科学”大肆侵蚀东方修炼之学以来，一种冥冥的天意在暗中调整着西方文化中这一切错误的倾向，使之向宇宙大道回归和靠近。现象学以西方文化自身的体系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自我的否定，开创了西方文化中真正人文的、理性的、真知的认识宇宙的哲学路线，在知识体系中向上可以衔接到中华文化的儒学层次。可见，西方哲学的终点正是中华文化几千年前的起点，这就是人类两大文化体系在近代经过血与火的冲撞后所求证出的真实结果！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劣之别，对国人来讲，也应该在“五四”后近一百年的实践中有一个基本的定论了。
2.2马列主义的认识论
当西方哲学全面回归中华文化时，马列主义却表现出对这一历史潮流彻底的反动，可以这么说，在每一个领域，马列主义都是把西方哲学中的错误倾向发展到了它的极端化形式。
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基于西方传统的二元思维模式，但又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逻辑上互补映衬的倾向，它用所谓的“辩证法”来处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逻辑分歧。辩证法到了马列主义那里已经退化为一种最无聊的语言游戏，它不对任何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而只是对问题进行“亦此亦彼”的调和，比如在面对西方哲学中经验和理性之争时，马列主义这么解决：“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感性和理性不可分割，感性中有理性，理性中有感性……”至于感性认识可分为感觉、知觉、表象及理性认识可分为概念、判断、推理等等关于二者的更精确的学问则大多都不属于马列主义自己的学术体系。所以，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既不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也非经验主义，而是其自己标榜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
[注: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强调主体的功用，如感觉和意识,二元的经验主义承认有一个独立的理性世界存在，这当然也是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元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则否认任何独立于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和理性世界（主观存在），而辩证唯物主义却强调客体的独立性，强调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它们完全不是一路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叫做反映论，它首先规定有一个独立于感觉（经验）和意识（理性）之外的客体存在着，而认识的本质是人类的感觉与意识对这个在感觉和意识之外的客体的反映，这从逻辑上怎么可能呢（见前面的现象学及怀疑论）？整个马列主义体系都是非逻辑的、反逻辑的，它的认识论依然如此。前面说过，马列主义没有本体论，是以认识论来代替本体论的，而它的认识论的前提（物质第一性原理，即客体独立于感觉和意识之外存在）又是一个经不起逻辑检验的伪命题，因此，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基本上是空话、绕口令语言游戏及逻辑暴力的集合体，我们可以一项一项来看。
“认识的来源是实践活动”，这是大空话。在西方哲学中，关于认识的哲学问题有：实践中感觉如何产生经验，这种经验的本质是什么，它可靠不可靠，理性为什么可以超越经验，理性的来源是什么……等等，贝克莱、休谟、康德、笛卡儿、胡塞尔等都是在探索这些更细致的问题时总结出了智慧的学术体系，它们研究的对象是实践中产生的认识的更精致部分或者更深刻部分，只有马列主义仅仅把这个大空话当作大发现，而不能提供任何内部逻辑上更明晰的知识（提醒一下，空话一般是最大的实话，但同时却又最无知识含量，它不等于学问，学问是更精致的细节。）
“认识的过程分为感性和理性……”（见前文），这是绕口令式的语言游戏，没有解决任何逻辑及实际的问题。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在认真探索感性和理性的内部规律，在解决其中的逻辑问题时最后不约而同的回归到了现象学那里，合成了感性和理性在一元思维中真正统一的高级哲学体系，而马列主义却只是用所谓的“辩证法”在语言上调和了二者之间表面上的分歧，既没有解决任何逻辑问题，更无任何高明的逻辑上的创建。
“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这是逻辑暴力。上面讲过，独立于主观之外的客体是否存在，马列主义没有给出任何证明，以此为第一原理，属于逻辑的暴力。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被现象学及怀疑论的一元性逻辑所彻底证伪（亦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否定，微观领域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宏观领域所谓的主客体不过是人的感觉所造成的一种幻觉欺骗而已）。所以，这种反映论的前提就已不存在，以后的推论更是无稽之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既是空话，又是逻辑暴力。因为一方面，对于实践如何检验真理，马列主义依然站在错误的主客二分的立场上，认为主观应该去符合客观，可见，它并不懂得真正实践检验的含义；另一方面，面对数学上的无穷问题（求极限）的纯逻辑证明，马列主义又不得不承认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有效手段（强调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的辩证统一），但是，既然逻辑证明可以超越现实中有限的实践证明，那么整个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宇宙论逻辑体系又怎么可以被不经任何逻辑分析的诬蔑为错误的唯心主义哲学呢？没有任何逻辑成分的马列主义认识论又有什么资格指责理性主义中那些高明的逻辑推理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呢？
[注：真正的实践检验分为两个层次：１天人合一，个人内体验对法的实修实证，２知行合一，道德天命观及历史规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体现，人们敬天畏命，过着合道的生活。
西方自然科学依然是主客二分的产物，是二元思维下的外实证学问，是人类依靠外部感觉探索世界的延续，它的方法论可以在现象学那里被否定，西方自然科学至今依然没有探索到一元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生命科学的真谛，西方自然科学所检验到的学问，只有“用”的价值，却没有“真”的价值，即只有效用的价值却不是真理。这个道理恐怕只有修炼人才能理解，所以，自然科学的实践检验并不是真正的实践检验。]
可见，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既不符合西方哲学的逻辑演证原则，更与中华文化内证体悟的修炼法则背道而驰，它除了以武断的立场到处歪曲人类文明的精华以外，在学问上并无任何高明的创建，它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是哲学史上最浅薄最无知识含量的认识论，属于最幼稚的水平。
3．唯物的历史观——史上最血腥反动的历史观
3.1西方哲学中的历史观
历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历史观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它研究的是历史的逻辑体系，而不是历史的现实材料。
西方的历史哲学一般都和超自然哲学（神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神学的一部分而出现的，特别是中世纪，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家将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最严格的逻辑结合，使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在那个时代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神学主要回答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地和意义在哪里？而这正是历史哲学的最高学术追求，历史哲学和神学的结合表明了人生的目地将会从高层次中寻求到解答，因此，虽然基督教神学被哲学化（形而上学化）后法的层次在降低，但对于世俗的历史哲学的统筹使它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人类对神的敬仰和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正确看法，这是中世纪神学历史观的积极贡献。
由于西方文化是利益导向的文化（可以参考《伏魔十三式第五式》），世俗的利益追求必然与神学的超世俗追求产生价值观上的冲突，世俗哲学与神学的对抗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这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神学和世俗哲学的分离，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在否定神学的世俗哲学和破坏和谐的自然科学的双重作用下，神的教诲越来越远离人类；二是教权和政权的分离，使世俗生活的追求从宗教的道德约束中完全脱离出来，人的私欲被无限制的放大，这造成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种种道德危机和社会问题（我这里讲的是西方政教分离后道德失控的负面影响）。
历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世俗化倾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意大利人维柯所着的《新科学》。在这部被维柯称为“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中，维柯通过研究各民族语言、习俗的演变，用一种“貌似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式解读了历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及其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维柯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但是有意思的是，维柯所讲的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神的选民”希伯莱民族，维柯是站在基督教狭隘的一神信仰的立场上对异教诸民族的起源进行了所谓的科学研究，在维柯那里，虽然宗教是世界上各种政府最初的形式，但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实的，其它宗教全是虚伪的，所以，异教民族的宗教起源于对雷电及自然力的恐惧（维柯说这是神的间接启示所能使用的最好的方法），异族的历史是由野蛮原始向文明开化逐渐发展进化，而基督教的历史却是真神所传的高级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的历史最终体现着天意的结果。
维柯的历史哲学实质是一种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和当时兴起的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在基督教看来，既然其它民族都是偶像崇拜，他们的宗教里没有真神，那么，在涉及解释其它民族的历史时，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家们（如维柯）就有可能会采取一种“进化论哲学”的方式，特别是在18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全面兴起的那个时代，这种二元的历史观（这里的二元是指神学和无神论的混合）为19 世纪“生物进化论哲学”及彻底的反基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也是基督教狭隘的一神信仰自身的缺陷所导致的恶果，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历史逻辑现象的必然。“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阿拉在《唯物史观论文集》里推崇维柯为唯物史观的先驱，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1907年）一书里详细论证了维柯和摩尔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第一页就引了维柯的话。”[4]维柯在共产俄国时代被看作是阶级斗争学说的祖宗，而在西方学术界，维柯也被称为历史哲学真正的创始人，这一切都表明了《新科学》在方法论上所引发的无神论后果，这恐怕是维柯在贬低各民族、突出基督教信仰时所没有意料到的。
维柯的历史哲学毕竟是为基督教作见证，他的“疑似进化论哲学”也仅仅只是解释其它异教民族在没有真神直接启示下、借助自己想像所创造的宗教（神的间接启示）由野蛮状况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他最后的结论可以总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体现着天意直接启示（基督教的启示）或者通过部落自然法间接启示（源于天意的雷电而自创的宗教启示）的结果。可见，维柯既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亦没有把人类和动物的起源在本质上划等号，这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无神论”与“生物进化论”是有天壤之别的。
维柯将历史看作是各项基本法则的体现，并且是理性的产物，这对于突破西方传统神学历史观对人类历史的含糊性解释是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只是维柯的方法论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打开了抛开神的信仰而独立研究人类社会起源的潘多拉之盒，这为后世唯物史观的出现也开了方便之门。可以说，维柯的历史哲学是西方历史哲学的转折点，它的方法论中同时包含着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负面因素不是维柯自己的错，而是基督教狭隘一神信仰的错），维柯之后，西方历史哲学中最高级的部分和最低级的部分正是分别沿着《新科学》方法论的正反两条线索而各自得到的结果，它们分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同维柯一样，黑格尔也把历史看作是一种自然法则和理性的过程，只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理性”获得了更自由的状态，“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是形而上学中最高级的范畴。如果说维柯只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用人类的科学语言来试图解释神对世界历史的安排，那么黑格尔则是站在人类自己的立场上，对包括上帝在内的宇宙中的一切现象的运动和发展做出了科学的研究和形而上学的解释。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活动的“理性”的丰富产物，是“理性”（神圣的智慧）之目地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过程，黑格尔驳斥了西方神学中关于上帝的不可知论，认为包含无限内容的“理性”和上帝具有同一属性，上帝的启示正是通过在“理性”中的启示而实现的，人类认识这种启示的过程，既是“理性”实现其目地的过程，也是“理性”自我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哲学跨越了俗世和天国（基督教神学）及现象和本体（康德哲学）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打通了神和人、精神和物质直接联系的通道，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人和神、自然和社会置于同一个逻辑体系之下，并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揭示了隐秘于其中的共同规律。
在黑格尔哲学中，“精神”是与血肉及“物理自然”相对应的包含了“理性”和“意志”的“心理自然”的综合体。“精神”是自然中最活性的特征，它包含在“物理自然”与“心理自然”的内部，是宇宙（自然）的本体性因素，“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因此，宇宙的本质也是自由，人类的历史就是宇宙的自由本质的实现，是通过精神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本质而实现了自由。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精神知道它自己，它是自己本性的判断，同时它又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在本身潜伏的东西的一种活动……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做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5]
[注：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然包括物理自然和心理自然，这是西方哲学中真正一元的自然范畴，与中华文化对宇宙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关于他的哲学中精神和理性的关系，可以简单的表示为“精神＝理性＋意志”，理性是精神的一个方面，精神对世界的安排是靠意志来驱动，靠理性来使之符合目地和规律，所以，有时侯他的哲学中讲“理性的自我实现”，有时讲“精神的自我实现”，实质是一样的。]
黑格尔的哲学蕴涵着“生命即宇宙、宇宙即生命”的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存在方式在形而上学领域较真实的反映，是西方哲学史上在本体论方面真正的“心物合一的一元论哲学”；另一方面，“精神的自我实现”也蕴涵着现代科学生命全息理论的因素，宇宙和我在本质（精神）上的同一，正是中华佛道修炼所依托的基本原理；而“精神的自我认识”，在认识论方面相对于现象学意向性理论的“我思某物”来说，则是“我思我自己”的真正的“主体性认识论”，这正是中华内证体悟的性命修炼之学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领域最可能的表达形式之一；最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宇宙运动的宏观背景下来解释人类历史，把人类社会发展和宇宙运动中最活性的因素联系起来，揭示了世界历史与宇宙精神的对应关系，这亦符合中华文化“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天命历史观。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处处渗透着中华修炼文化在形而上学领域最可能的反映，是西方形而上学中最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也因此达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最高成就！
黑格尔哲学的不足之处，特别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从形而上学向具体应用领域过渡中产生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误差（形而上学在现实应用中的错误，而非形而上学本身的错误），盖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没有给西方学者提供足够理解中华修炼文化内涵的人文基础，因此，他对历史上最高级的中华文明作了最低级的理解，把中华文化理解为理性的朦昧时期，而没有认识到他所谓的“精神的自我认识”的最高级阶段恰恰体现在中华修炼文化之中。但是瑕不掩瑜，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及历史观方面都达到了西方哲学的最高成就。
3.2马列主义的历史观
当黑格尔以严密的一元论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弥补了维柯《新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二元缺陷，将世界历史和上帝的存在联为天人合一式的生命整体时，未来全面颠覆他学术成果的恶汉也悄悄的在他的家乡德国诞生了，1818年，既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讲历史哲学的起始年，又是马克思投胎转世的降生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风云际会吧！
马克思将自己的历史观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它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全面体现。“唯物史观”完全是以对维柯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歪曲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它的外表里包装着二者学术精华的形式，如下：１以“无神论”取代了维柯历史哲学中的宗教启示二元论，将“间接启示”改造成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２以“生物进化论”取代了基督教原教旨的“神创论”，将人类的祖先歪曲为原核细菌；３以主客二分式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暴力取代了黑格尔精神物质相统一的“心物一元论”，将活性的精神置于非活性的物质控制之下，使以自由为本质的精神泯灭了它的本体属性；４以非活性的物质的辩证运动取代了活性的精神的辩证运动，将“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属灵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歪曲为“非灵的物质的自我实现”过程（非灵的事物不具备这个属性）。
另外，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基本遵循了黑格尔的方法论，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种必然的过程，全部历史有一个预定的目标，人类社会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推动下、按照一种既定的方式、向这个预定目标发展。但是，在其历史观的具体内容上，马克思的理论却与黑格尔完全背道而驰，如下：
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推动力来自人类社会的内部，就是人的“理性及自我意识”（精神），历史的目地是人（精神）的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精神的本质的最终实现（黑格尔哲学是主客一元的哲学，其中人的精神与上帝是同一的，并不是马克思所歪曲的客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历史的推动力来源于人类社会的外部，来自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力量，也就是生产方式，人类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历史的目地最终体现为生产力的进步、物品的极大丰富及按需分配的实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从物的束缚中获得了自由（这当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自由，物质的追求只会导致对物质的更多需要）。
２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历史发展的过程表现为“绝对精神”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式的辩证运动，当自由的观念完全实现自己时，辩证过程将达到一个终点；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历史发展表现为物质秩序的辩证斗争，尤其是表现为由物质利益所划分出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当阶级之间的内在矛盾解决了，运动与变化的主要原因将消失，于是出现一个无阶级无社会差别的历史终点。这种理论的最可怕之处在于，把历史过程中的非正常的暴力冲突及战争状态逻辑化、伦理化，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需环节和正义手段，这种史上从未有过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暴力斗争学说给近代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灾难和无止尽的红色恐怖，完全改变了近现代世界历史正常的运动轨迹。
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有神论，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中，历史的目地也将体现出人类向上帝那里回归的趋势；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无神论，在物质的自我实现中，人类将建立按需分配物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式的人间天堂。
最后，在人性的认定上，既然唯物史观中人已经失去了神创的神性和灵性，理性也被置于“客观实在性”之下、成为一个不自由的附属物，所以，马克思把人定义为“可以制造工具的动物”，人的存在方式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关系”（社会实践）。
可见，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否定神的存在，否定任何与神的存在有关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其目地是要在社会历史领域将人和神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使人忘记自己的高贵来源，迷失自己的神圣本性，使人生的目地从敬天畏命、返本归真而蜕变为战天斗地、追求生产力发展和物质利益的享受；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否定了“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它从人的最低级需要与最低层次属性上去理解人类历史，把道德水平从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体系中完全剔除出去，这将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伦理颠倒、在物欲的追求中逐渐失去理性和精神的制约，在行为方式上向低等的兽类靠近，最终在历史进程中彻底的堕落为兽类。
<第三章小结>
马列主义的唯物论是以生物进化论为根基，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为前提，以黑格尔的辩证规律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以暴力砸烂现存的全部社会制度、建立子虚乌有的人间天堂为其理论的实际应用和最终目地，其学说中到处充斥着浅薄、愚昧、无知、狂妄以及暴力、血腥、反动和恐怖，它在学术上无任何高明的见识和创造，一言以蔽之，辩证唯物主义堪称逻辑上的矮子、行为上暴徒和狂妄无知群类里的“巨人”！
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毒的精神毒品，是真正的精神鸦片，这个观点的证明只要看一看吸食这种毒品后人们的行为表现就知道了。
四，简述中华文化对宇宙的理解
[注：本章内容可以参考《伏魔十三式第七式》]
如果说西方文化对宇宙的探索大部分集中在形而上学领域，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哲学，那么中华文化对宇宙的探索则是真正的实修实证，表现形式就是讲究性命、道德、天人关系和知行关系的佛道儒三家的修炼文化。
中华文化的实际表现是在“道”和“法”的修炼层次上，所以，哲学这个层次的学问一直是处于隐性的状态，以往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那种说法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没有认识到中华文化是比形而上学更高级的“道器合一”的生命科学和性命修炼之学。其实，中华的“道”和“法”在形而上学领域完全可以有它的表现形式，只是从来没有人把它们真正的揭示出来，盖因为古人不屑于学习这个层次的学问，而近代以后的知识份子则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高级文明，没有厘清二者之间的清晰层次关系，民国时期声名如冯友兰之流讲中国哲学时依然脱离不了进化论和西方哲学的樊篱，49年以后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中华文化本是全面高于西方文化的高级文明，即使以西方哲学认识宇宙的方法和内容体系来衡量中华文化，即站在形而上学层次上观察，中华文化的表现也是全球最高级的哲学与最圆融的智慧体系，我们来看看中华文化在哲学层次的真正表现（以下我将开始使用“中华哲学”这个新术语），如下：
1，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华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系统“层次论”的哲学体系，是一种基于明确对象的有限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把自己对宇宙的探索定位于思维可以涉及到的有限空间层次内，因此，它不会产生由于无限思维而导致的“二律背反”问题（“二律背反”可参见伏魔十三式第七式）。
西方哲学由于使用无限思维而自乱阵脚，导致了种种的逻辑问题和思维乱象，所以，是一种先天缺陷的哲学；而“中华哲学”在有限的层次内认识宇宙，逻辑思维既不主动僭越对象的层次界限，又能随着思维主体修炼层次的提高而不断领悟新的宇宙真理。“中华哲学”以“法无定法”为指导原则，“法无定法”在哲学领域可以表述为“真理的内容随主体的修炼层次而变”，这既是层次论哲学的真理观（真正主客一元的真理观），也是“中华哲学”的核心内涵。
在“层次论”哲学体系里，西方哲学孜孜以求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达到了无漏的境界，可见，“中华哲学”的“层次论”体系是世界上唯一圆融的哲学智慧体系。
2，本体论方面，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着真正主客一元、心物一体的彻底的一元论哲学，中华文化认为宇宙是有人格的、有精神的，宇宙间充满了生命，万物有灵，人和宇宙是一种生命全息图式的对应关系，用哲学语言来概括，可以称为“唯灵主义”（灵是心和物的合一）。
“唯灵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是彻底的一元论哲学，全面高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上唯有黑格尔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与“唯灵主义”可以气脉相通。但西方高级形而上学缺乏高级实证科学（指真正的实证科学，即生命科学）的支持，西方哲学对宇宙真理的接近多是脱离实修实证仅靠逻辑猜测而达到的，是道器分离的哲学，因此在进入应用领域时无不产生种种的问题，如前文所述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应用中的错误；而“中华哲学”是与科学史上最高级的中华生命科学（佛道修炼）相统一的，是在生命科学指导下的“道器合一”的形而上学体系，所以，可以达到“体用合一”的实际效用，另一方面，“唯灵主义”也是“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生命科学基本原理在哲学领域最贴切的逻辑表达形式。
可见，“天人合一”思想是可以真正贯通精神和物质、形而上学与实证科学的最彻底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它是中华民族认识宇宙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元心理意识结构，它横向衔接着知行合一的认识论，纵向联结着重德行善敬天命的历史观，是我们文化的始基，也是“中华哲学”的第一原理。
3，认识论方面，“中华哲学”内含着“主客一元”、“知行合一”、“内证体悟”的高级认识论体系，这三个领域的学问在西方文化中分别对应着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及基督教的修炼心法，但西方文化中这些学说基本是互不相干的独立部分，而在“中华哲学”中三者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是一套完整的认识论体系。
中华哲学的认识论既不是理性主义也非经验主义，而是最完善的实修实证的知识体系，其中包含着理性和经验的合一、道德和智慧的合一、内求与外证的合一。中华认识论（三个方面都可以用“知行合一”来概括）可以修复西方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元裂痕，可以解决西方科学方法论割裂知行关系所带来的道德危机，亦可以开拓西方实证科学（外经验层次的）所无法涉及的生命科学领域（内体验层次的），进入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园地，因此，它是哲学史上最圆融、最完善、亦是最有效的认识论。
[注：中华文化中的知行关系是指知识和道德的关系，不是西方哲学中讲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4，历史观和人性论方面，中华文化以“知行合一”的思想统一了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追求，在道德社会关系中的实践中，使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统一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物理的微观现象联系，使社会规律和自然现象的背后因素联为一个整体，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敬天畏命、重德行善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这种“彻底一元的主体性伦理观”（社会伦理贯穿于自然现象之中，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在西方哲学中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学所带来的真正人文理念也只是把西方人的热忱从客观世界拉回了主体世界，消弭了二者之间的对立，确立了人类与大地诗意和谐的共存理念，但并没有介入到二者的内部联系之中；另一方面，天命观在西方历史哲学中也只具有形而上学的形态，始终处于猜测的阶段（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黑格尔），但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却已经使用天命观研究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相当精确的对历史的诸多预言，这是西方历史哲学永远无法超越的巍巍高峰。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哲学”精微极妙，以上仅仅只作了简略的说明。西方哲学由于自身缺陷，产生了四大基本问题：１有限和无限的问题，２一元和二元的问题，３信仰和理性的问题（内求和外证的问题），４实证和形而上学的问题。简述如下：西方哲学使用无限思维，产生了“二律背反”，使逻辑混乱不可收拾；使用二元思维，产生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造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由于不懂内证和外求的关系，所以产生了信仰（内证）和理性（西方的理性是外求的智慧）的对立；由于不懂道器合一、道不离器的学术原则而产生了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的对立。本文无意展开论述这四大基本问题，只是意图说明中华哲学恰恰是解决这些西方病症的，如：中华哲学的层次论解决有限和无限的问题；天人合一本体论解决一元和二元的问题；知行合一、内证体悟的认识论解决信仰和理性的问题；内证体悟的生命科学、道不离器的学术原则解决实证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可见，中华哲学以圆融的境界完善了西方哲学所遗漏的部分，中华哲学正是西方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中华哲学却只是中华文化的启蒙之学，西学和中学其孰优孰劣，真是“可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
西方哲学的问题在于没有打通奇经八脉就想练绝世武功，没有走火入魔算是很幸运了！
那么，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又算什么东西呢？
马列的唯物论无非以语言和逻辑暴力对真正智慧的西方传统哲学和高级的中华修炼文化进行了罪恶的颠覆，并以血腥的共产主义革命毁灭了世界历史真正的核心——中华民族，使全球唯一延续5000年神传文化的先进国家蜕变为全球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在正法的进程中使之成为邪恶最集中的反天地反宇宙的核心地区，这难道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重的历史悲剧吗？
马列之灭门之仇、毁族之恨、洗脑之毒，怎能不让中华儿女刻骨铭心呢？
[后记]
由于本文所说的几个因素，西方哲学逻辑特别混乱，我经常形容其为一本烂账（相比而言，马列算是《毒经》了），但也不乏有真知灼见，履现于只言之中，隐秘在词组之间，要以中华哲学的层次来寻找这些逻辑合理、思维一致的见解的确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况且由于资料的不全及转译的语言误差，对一些哲学观点的定位也不见得精确。本文只是意图以中华哲学的层次重新看待西方哲学，在哲学领域希望做一些正本清源的事情，算是开了一个头，还是老话，希望能抛砖引玉，收获到更精致的哲学见解。
自从开写《伏魔十三式》以来，本文是写得最辛苦得一篇，盖因为此文多要表述别人的观点，为了不把别人的原意歪曲了，只好埋头苦读，殚精竭虑，苦思冥想，深陷西方哲学的层次里而不胜其烦。从前的文章站在修炼的层次上往下看，很容易看清楚那个问题在哲学层次的表现，直接把它写出来即可，因此，前文皆有一气呵成之感；而本文要钻进西方哲学的层次里寻找那些符合高层次法理的哲学见解，相当于沙里淘金，程序非常的繁琐，工作量大，已经是三易其稿，增删N次了，但总算淘出这么点成色还算不错的金子，算是对半年的辛苦有个交代了。
参考文献：
[1]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与詹姆斯‧菲泽着《西方哲学史》（第七版），丁三东、张传友、邓晓芒、张离海、郝长墀、张建华、何卫平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在介绍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时本文主要哲学资料都出自该书，该书是笔者所读到的逻辑异常清晰的一部西方哲学史，但它的弊病在于书中的基本思路是进化论思想。
[2] 罗素着《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第1版。主要参阅了一下他对前亚里士多德阶段希腊哲学中所谓的“错误的信仰形式”和“幻想的游戏”的研究，通过读他的歪曲的理解，反证了西方早期朴素生命科学的存在。
[3]张再林着，《中西哲学比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在国内，站在西方哲学的层次上，张再林先生的哲学大体表达出了中华文化在这个层次的真实体现，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定位也是基本准确的。但由于对中华修炼文化的不理解，张先生不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复原中华文化的原貌，境界止于西方哲学的层次而不能突破，甚为遗憾。然而在西方哲学的层次上对中华文化做出这样高的解释，在马列主义一统天下的大陆也算是难能可贵了。本文参阅了张先生有关现象学的一些论述。
（补充一下，笔者是站在中华修炼文化的层次上写哲学<形而上学>，这样的哲学与中华文化最为接近，也全面高于西方哲学的层次，目前，成体系的哲学中，只有笔者的《层次论》体系是可以衔接到中华修炼文化的。中国民间有很多学者的著作也写出了关于佛道修炼的正确理解，这些学者所涉及的层次是修炼，已经高于形而上学了，也就是已经高於哲学的层次了，他们和我讲的学问已经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了，我一直声明，修炼的东西我讲不了，我最高只能讲到哲学的层次，讲到哲学的最高层次——中华哲学的那个层次。）
[4]维柯着，《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6月第1版。
[5]黑格尔着，《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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