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6日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也许只会出现诗人、画家、剧作家、治印家、作家等传统文人，却难以出现思想启蒙家。如此下去，所谓的启蒙，那是很遥远的事了。
如果追溯一下中国知识份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创始者孔子、老子、韩非子、墨子等为了使自己的学说“经世致用”，不惜劳动身躯，到处奔波，处处游说，并且开馆授徒。
最典型例子当属孔子。孔子是鲁国人，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鲁国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后来为了使自己的学说“见用于统治者”，曾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沿途鞍马劳顿，颠簸流离，受尽苦难，在离开卫国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围困了五日；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但终未见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其学说虽然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纳，但在社会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有门徒三千，贤者72人。儒家学之所以延续几千年，无异和孔子当时这种无奈的“四处演说”、“开馆授徒”有很大的关系。
儒家学说开创了一代学风，堪称思想的先河。但学说的内核却摆脱不了为统治者提供统治之术，就象孔子所说的“待价而沽”。至于学说里所谈论的人性等学问，只是为了论证其所宣扬的统治之术，可以当作一种“作料”而已。不但儒家学说如此，其他的诸如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无不如此。因此，这几大学派的门人，诸如苏秦、张仪、范睢、韩非子、李斯、孙膑之辈，学成后，都纷纷出山投奔到当时的统治者，弄个一官半职，见用于社会。如此，当然儒家等学说的“经世致用”，自然就是为统治者服务，使得后世的文人们纷纷“学以致士”，做起当官的理想来。却忽略了孔子功泽后人的实质内涵。
从孔子身上，我想起了欧洲的思想启蒙时期。那时的思想家不光躲在书斋中，而是走向“街头”，走到群众中，极力鼓吹自己的学说。就象哥白尼一样，虽然研究出了“日心说”，但因为受到教会的威胁迟迟不敢发布，直到他死后多年后才公布于众。又多亏布鲁诺、伽利略等一大批科学家到处宣扬，才使得这一研究成果人人皆知。说实话，如果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等人的宣传，哥白尼的学说的广为流传肯定还会更晚些。所以，布鲁诺的伟大绝不亚于哥白尼。受火刑而死的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这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再好的学说，也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放射出它的光芒，否则，便会淹没在历史故纸堆中，徒供后人感叹不已。
我以为，这才是“经世致用”的真正含义──从平民中蜿蜒而起，漫漫呈波浪之势，最终掀起一股社会思想浪潮。而孔子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入仕”。他们的眼睛是向上看的，对官场始终含情脉脉，有着一种解不开的留恋情绪。他们所谓的“致用”，就是做官报效国家、报效社稷。而所谓的国家社稷当然主要是指封建帝王。
比如李白，就始终围绕着皇帝老儿转，他几下长安、多次出入宫廷，可惜“终被明主弃”，李白也就终其一生感叹：“天生我才必有用”，却终不得用，在湖北的一次游玩中怀揣郁郁挚情扑向水中的月亮……李白留下大量浪漫情怀的诗词，却隐藏着苦闷无奈的情感，谁人能解？
和李白一样的那些大文人，比如屈原、杜甫、韩愈、柳宗元等等，在他们的文章诗词中真正能促进国民生产、改进人们观念的并不多，而有限的思想，也仅仅限于早期应试中的策论和偶尔的反应民间疾苦的诗词中。比如，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殿试中写的几篇策论，曾经惊动了朝野，被认为栋梁之材，但是终其一生却始终因“党锢”和散漫的情趣而不被重用，也就只能屡屡上书，屡屡被贬谪，一辈子穷其诗文，在诗、书、画、印等方面虽卓有成就，成一代大家。但是在“学以致用”方面却是很失败的，因为他的策论除了获得广泛赞叹以外，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再说他也没有兴趣、没有动力、没有能力朝这方面发展，其思想也就没有成为系统化，难以独立城说。至于那些诗词、书画、学问，从来就是知识分子的专有物，在历史的延续下，只是文人们自娱自乐的一种载体，是怀才不遇后的一种消遣，放到治国之上可就难之又难了。
至于宋明理学，如朱熹、周敦颐、王阳明等人，其思想仍旧没有脱出儒家的窠臼，而且因为统治者的支持，才使得他们的一些“思想”得到社会实践。这和法国启蒙时期的卢梭、孟德斯鸩、休谟等的“自下而上”显然是不同的。
这无疑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性结局，其根源当然在于对“经世致用”的错误理解和使用上。中国知识份子所理解的“经世致用”主要还是在获得官场的认可。因为要获得官场的认可，他们当然会去应试，穷其一生奔波在科举之路上，知识份子被牢牢系在科举的锁链上，抹煞了创造力和思想力；也因为要获得官场的认可，他们当然会根据官场的需要，一方面痛陈官场的弊病，显示自己的清高；另一方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就事论事提出疗救的建议。
应该肯定的一点是：所有这些如果得不到“帝王们”的注意，写作的动力便会一点点消失掉。李斯如果不是为了引起秦始皇的注意，他就不会写《谏逐客书》来；贾谊如果不是为了引起汉文帝的注意，他就不会写出《过秦论》来；苏轼如果不是为了参加科举，当然也就不会写出那些著名的策论来。
清朝中期的龚自珍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别号雨岑山民、碧天怨史。他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生于嘉庆、道光年间。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矛盾激烈，满清的统治又十分腐败，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经济渗透，鸦片输入，使得这个古老的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可叹的是：清朝的帝王和那些官僚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依然争权夺利、穷奢极欲，歌舞升平。表现在官场上就是，正义之士受到压制，而溜须拍马之徒却得到重用，至于被西方文化人羡慕的科举取士，也走到了腐朽阶段，几乎成为了一种形式，成为扼杀人才的枷锁。有良心的知识份子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考试，不光是八股害人，而且考生们终其一生，到了50岁才能取得进士，做上一官，这时已经“垂垂老矣”，焉能再为国家做出贡献？
龚自珍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和其他知识份子一样，他走的也是一条科举之路，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1818年，26岁，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次年应会试落选。1820年，28岁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
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了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15年（1835），他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他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一直到他50岁时离开人世。生活窘迫，靠父亲龚丽正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
龚自珍生性豪放，倜傥不群，才华出众，多思、善辩、广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传到今天的有文章300多篇、诗词近800首。
就象许多科举失意后内心愤懑的知识份子一样，龚自珍也在愤懑中敏感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25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有人认为，他的文章不仅是旧势力的挽歌，更是民主思想、未来开拓者的战鼓。正因为此，龚自珍被一些人誉为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承接旧时代和新时代”的第一人。其地位可和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卢梭等相比。
当然，对龚自珍的这种评价，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龚自珍只不过是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偶尔一些思想火花触动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却没有产生出巨大的效应。这点和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截然不同。法国的启蒙运动，乃是一场波及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运动，是一场从文化、政治、经济、伦理等各方面展开的运动，它直接导致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所产生的思想也奠定了以后资产阶级建国思想的基础。象美利坚合众国等民主国家，其建国思想仍旧可以从其中找到渊源。用一句话说就是：“功莫大焉，源远流长”。
但是，龚自珍却不是这样的，其思想始终在一个小圈子里萦绕。他很善于交友，著名的朋友就有吴虹生、汤鹏、魏源、张际亮、姚莹等等。这些人几乎都是科举失意后，“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对腐败制度有清醒认识的文人。再就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如林则徐等。他求学时并没有按照汉学那套考据、训诂的路子走下去，而是关心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在20几岁时就写了好几篇文章，相当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指出社会变革的风暴即将来临，积极主张改革弊政，提拔人材，以安定社会。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在看到他23岁时写的四篇《明良论》后，曾十分赞赏地说：“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龚自珍全集》），著名的学者、兵部侍郎姚学爽看到他应试的八股文后，也长叹到：“吾文着墨不着笔，汝文笔墨兼用。”意思是说，当年我写功令，完全是依照八股文的程式来写。至于里面的内容，考虑得并不多。而你的文章，程式和内容都兼顾到了。
不过这些功令文都在他郁闷中烧掉了。但说实话，即使没有被烧掉，也可以想像到他的这些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很难留传后世的，因为，他的主要的思想其实是在上书时才提出的。他先后上过多次书，比较出名的就有《东南巴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和《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可惜的是这些上书都石沉大海。可见，无论是他早期的《明良论》，还是后期的上书并没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只是在政府官员这个小圈子里传播。这个小圈子还不是所有，而是为数不多。有一次，80多岁的宰辅东阁大学士富俊还亲自登门求教，聆听他的意见，龚自珍当即写了《当世急务八条》，不过最后也不了了之。至于其所准备写的《蒙古图志》是他一生中唯一有实用价值的书，可惜一场大火烧掉了他的资料，夭折在繈褓中。
龚自珍是《公羊》学派刘逢禄门徒。这位先生十分讲究“经世致用”。他曾讲过一番慷慨的言论：“古今治经者，多从文字上领会意义。我朝开国以来，顾炎武、章学诚等前辈费尽心机，考据的无可挑剔。而下官认为，古训固然重要，但真正通经者，务通大义，不专章句才是。孔子所传《春秋》，至汉代董仲舒、何劭阐发，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当今天下，世风日下之时，我辈正该深入研究，继承董、何遗愿，旨在明天道，规人事，决天下之疑方是根本。”然而从龚自珍的多次奏议来看，他的“经”当然还是从四书五经中寻求营养，而“用”呢，当然还是被“皇帝”所用。这其实仍旧摆脱不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窠臼。这也注定了龚自珍悲剧性的命运。
纵观龚自珍的一生，他始终在这么几个场合里生活着，第一个是失意文人。这些文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喜欢吟风弄月，二是喜欢发泄心中愤懑。这样的圈子实际上是排挤“外人”的。有一次几个朋友在陶然亭散心时，有一个宗室的王孙载福，此公不学无术，却对龚自珍十分景仰，竟然提议联句赋诗。龚完全可以应付一下，却羞辱了这位王孙。当载福高声朗诵道：“柳暗花明三月天”，龚自珍却念道：“太夫人移步出堂前。”王孙十分不解：八字怎能相对？龚自珍撇了一下嘴：“原来你这是在赋诗啊？早知道是诗，我定以七言相对了。”惹得众人哄堂大笑。这就给龚自珍造成了杀身之祸。第二个圈子就是风月场所。和历史上所有的文人一样，为了排解郁闷，龚自珍放浪形骸，十分喜欢去风月场所寻访红颜知己，比如小云、灵萧等等，就是他所钟爱的妓女，为此还写了不少著名的诗词。三是，官场。由于他出生于豪门贵族，势必会接触一些官员，但因为天生倨傲的文人性格，却为封建官场所不容，最终还与他的亲叔叔龚守正当时的礼部尚书分裂。他所结交的也多是中下级官员，许多还是他的同年呢。
正因为处于这样的社交圈子，再加上当时日益衰弱的封建社会现实，注定了龚自珍的思想流传不广，还不如他的诗歌呢，比如他在北京所写的《无着词》连远在千里之外杭州的、不通笔墨的表妹潘惠也能唱道：
一身云影堕人间，休认彩鸾看。
花叶寄应难，又何况春痕袖斑？
似她身世，似她心性，无恨到眉弯。
月子下屏山，算窥见瑶池梦还。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问题，为什么孔子的学说能流传后世？而作为承先启后的龚自珍却几乎淹没在历史的烟云没有放阳发扬光大呢？
我以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经世致用”观上。因为孔子无奈之下，走的是一条迥异于后世知识份子的路，他“没有显达于诸侯”，但其学说却通过他的宣传，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追随者，流传甚广。至于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也莫非如此。然而经过后代知识份子的歪曲，“学以致用”，实际上变成了“学以致士”。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份子疲于奔命于官场上，削尖脑袋做官。这种狭隘的观念，使得文人们疲于科举、疲于投机钻营。李白、苏轼、杜甫、龚自珍等大文豪概莫能外。知识份子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们要么通过科举走一条仕途之路，要么通过上书、奏议，谈论国事，引起注意，当上大官。不过，封建官场毕竟是十分黑暗的，当这几条路被堵死后，他们只好借诗文自娱自乐，发泄不满情绪。而真正能安帮定国、“经世致用”、开一代学风的启蒙思想，当然也就寥寥无几了。
当然，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当专制权力渗透到人们每一个毛孔时，我们强求龚自珍似乎有点不妥，他毕竟是旧知识份子中的一员，肚子里还流着专制的血液呢。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也许只会出现诗人、画家、剧作家、治印家、作家等传统文人，却难以出现思想启蒙家。如此下去，所谓的启蒙，那是很遥远的事了。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