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本期《南方周末》（2007-7-26）第23版全民乱拍里，一篇类于忏悔反思的文字里的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和深思。文章的作者是重庆的某离休教师，在对于往事的回忆里，作者叙述了这样两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951）反霸运动中的两个事故：
“一个是一位知识份子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为他父亲说情。结果被农会抓回去同他父亲一起枪毙了，在知识界中引起了震动。另一个是川黔（现渝黔）交界边上的一个乡，有一个地主，解放前十余年就与地下党接触，成了党的朋友，六个子女成了地下党员，他家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和交通站。他本人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许多党的同志受过他的保护，还有的长期掩蔽在他的家中。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征粮剿匪，成为开明绅士，出席县各代会。在土匪暴动时，家被匪烧，小女儿被杀害。可以说他家的人、财、物都献给了革命。但他却在剿匪结束后的“反霸运动”中被乡农会给枪毙了。那时曾在他家受他保护、资助、隐蔽过的许多党员同志解放后都成了县、地、省的领导人，没有一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喊“刀下留人”。直到1990年代初，地区才为他平了反，追认他为“党的老朋友”。这是一件令人悲叹的事件（见《涪陵党史》）”
现在对于过去历史和党的错误的反思里，主要集中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而对于刚刚建国后的那些灾难性事件，则几乎一致地缄默、沉默或者选择性失语，而其实后来的所有悲剧在那些年代就已经埋藏下来，人性的扭曲、残忍、嗜血和阴暗从那些年代开始就一直蔓延下来，铸成更大的灾难，但是，已经很少有人研究、关注那段历史，并且揭露出真相，这才是一件令人悲叹的事件。
在上面叙述的第二个事件里，这样的一个细节简直令人寒心。“那时曾在他家受他保护、资助、隐蔽过的许多党员同志解放后都成了县、地、省的领导人，没有一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喊“刀下留人”。”这样的故事在那些年代几乎是一种流行的版本。于是，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身踞高位的党员同志们在恩人被杀害的时候集体失语、无动于衷？是概念和意识形态里的教条党性还是人性的缺失？还是那些党的同志们已经习惯残酷而且血腥的斗争，对于这样的事件已经司空见惯？时间的久远，很少有过当事人进行过这些方面的思考和忏悔，成了一团迷雾，令人忧郁而迷惘。
其实，建国之初的十年发生过的残忍事件很多而且普遍，八十年代末我曾看过一个资料，说的是湖南某地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当地农民将地主怀孕的儿媳妇甚至才几个月的婴儿扔进坑里，用石头和锄头活活砸死。我的爷爷也属于开明绅士，解放后不久去世，于是奶奶和大伯成了斗争对象。奶奶曾经被当地农民倒吊在屋梁上，下面用炭盆点着海椒来熏，而大伯则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我外婆家四清时候因为家里的院子被当地一生产队长看上，生生将我外婆家的成分改成地主，于是房子被分，人被斗争，沿及后代，爸爸、妈妈文革时候被下放到车间，我们小时候因为成分问题被歧视和羞辱。一直有人说历史是隐藏在细节里的，这些细节反映出那些年代的残酷、黑暗和罪恶，但是，对于那些年代的揭露和思考，却总是不如后来几次运动；很多时候，岂止不如，那些年代甚至一直被不幸地讴歌，成为共和国的黄金年代。在这个国家，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残酷的认知误区，那就是：当年以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所进行的对这个国家另一类公民的迫害和摧残是正确的，是一种被堙没的真相和现实，这个国家没有和解，只有斗争和你死我活，这几乎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有不幸的根源，却很少有人去承担责任、揭露真相，去思考、去忏悔，而粉饰和歌功颂德，却一次次地将这种残忍推向高潮，令人类的良知在我们的国家一次次蒙羞。(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