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卫君宇、朱江纽约报导)一月十二日下午，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教授夫人﹑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女士获纽约市文化局、华美艺术协会、华美人文学会和林肯中心颁发的“亚洲最杰出艺人金奖”。
据颁奖人介绍，27年前设立该奖后，梅葆玖、张君秋和马友友等艺术家均曾获颁此奖，马兰今年获此殊荣。当天，余秋雨教授应邀演讲“对中国文化史的重新思考”，两百多位嘉宾﹐纽约文化界旧雨新知和留学生与会。
下一作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艺术之美
颁奖现场播放了马兰主演剧作《严风英》、《梁山伯与祝英台》、《女驸马》、《红楼梦》、《秋千架》等片段，获中国电视黄梅戏大奖赛十佳之首的马兰唱的许多曲目几乎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兰一袭素装亮相，在两层楼的大厅中无麦克风、无伴奏，清唱几个特色各异曲目，的确令人叹服艺术表演功底深厚、唱做俱佳，名至实归。
马兰说，“二十年黄梅戏表演生涯至今，得奖的此时，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得奖对她“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提醒”，“东方艺术被西方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她也是“意义重大”。
“我知道西方对中国人的情感和生活有很大的兴趣，而中国地方戏剧恰好是可以表现这个土地上人们生活和情感的一种方式”，她说下一个作品将增加百老汇艺术元素，但一定要让人知道它又是来自东方的，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艺术之美。
在演讲中，她说中国传统戏剧浪漫纯朴，最多反映的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盼望团聚，盼望恩爱关爱的朴素情怀﹐因为地方戏曲所关心的就是人间烟火。
几个对中华文化的误导现象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的余秋雨，八十年代后期以《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开启新文风，辞职后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著作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他的讲题是“对中国文化史的重新思考”。
余秋雨说，随着世界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关注，“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已渐渐成为与每个中国人有关的事情。
他首先提到几个“目前中国常拿出的文化，经常搞的大家不舒服”的现象﹕一是欢庆文化，好像整天搞晚会”，“周年庆祝，企业庆祝都必有晚会”，“好像文化就是欢庆，或是空洞的高科技”。二是“以为娱乐就是文化的全部，节目出各种各样的洋相，越来越通俗”，“这虽也是文化，但千万不要给后代造成误会，认为这些就是文化的全部。”
“学术也出现娱乐化，如果把这些认为是文化的全部，那中华文化中庄严的部分就不存在了，因为最庄严的部分一定是非娱乐性的”，余秋雨认为﹕“特别是重要的如仁道人性，民主自由这些概念完全被娱乐化的部分所掩盖，所取消，那中华文化就庄严不起来了。”
令余秋雨忧心的是﹕“一些学者出来，但他们把宫廷权谋当成中华文化的全部，讲中华文化讲的是“致胜的原则，如何打败别人”，六七成随处可见的电视节目是这些智胜权谋，还把这些说成是中国最好的文化。 如果学者继续这样，对民间和后代的误导是非常严重的。他多次对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那么坏。”
余秋雨说：“不管是把中华文化的全部当成欢庆、娱乐、宫廷权谋，还是琐碎的咬文嚼字式的雕虫小技，都是误导”。 世界都在看中国，可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东西，他希望“有良知的文化人把这个现象扭转过来，成长的年轻人，包括富裕起来的人如何寻找人生方向，人文目标都需要了解真正的中华文化，这些问题已经很迫切”。
中华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唐宋
余秋雨看过170种对文化的定义， 他简而盖之：“文化是一种已经变成习惯或即将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文化由祖先传下来，包含了古人对后人的生活方式及道德价值观的规范和设计。
余秋雨以文化的观点分析中国从春秋到明清，他认为中华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唐宋。他不以政治军事输赢为衡量，以精神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观点衡量，他分析唐朝，从李世民先学习道教，又接迎玄奘传佛法，整个唐朝民风和乐自由，还收留包容波斯等地各个信仰群落，让他们在长安安居乐业，不仅化解了当时他们彼此的纷争﹐还让他们在长安和睦相处。
余秋雨根据史书举了一个例子，来管窥当年长安城的繁华﹕当时“东市朝门外半夜一场大火，烧掉了街边2200多家商户”，在长安并非闹市的地方，竟有如许多商户，古长安之繁荣，可见一斑。余秋雨说唐太宗贞观四年时，全国的死刑犯只有29人，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盛唐时安民乐道、政通人和，亦由此可推见。
宋朝在历史上常被人看作是积弱的时代，但余秋雨认为宋朝是唯一以文化人的学术地位任相应官职的朝代，自赵匡胤始，宋朝文人几乎无一因有不同意见而被杀。司马光是学术泰斗，官拜宰相，学人参政，民间文风自在、商业繁荣、国库充盈，虽然宋被元朝所取代，但同期欧洲，世界各国都不敌元兵铁骑战术，所以不能单单用军事眼光衡量宋朝人文在历史上的作用。宋朝出现的绘画文物和科技，都是世界级宝藏，后代都未超越过他们的成就。
对文化复兴的思考
在对中华文化五千年仍保持活力是因为注入什么样的元素探讨后，余秋雨也指出目前一些缺点，中国人的文化在宫廷和家庭的忠孝方面有许多规范，但今天的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却缺乏了解，譬如去欧洲的大陆旅行团的随地吐痰，公共场合旁若无人高声谈话，对在公共空间缺乏了解。
余秋雨举例说国内对熟人、朋友关系打理得不错，但对素昧平生的人就差的很远，可在西方文明社会，残疾人、老人、孩子都是人人呵护的对象。余秋雨说，也许可以说中国人对在公共空间如何考虑他人和人道关怀缺乏了解。
余秋雨还提到﹐中国人的实证意识不够，倘若有谣言制造出来，很少有人认真考证后下结论，是非感不强，以讹传讹，这样谣言一出来就成功一半了。关于假热烈、假欢庆、以及假药、假包子等假现象，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虚假的文化支持了这些虚假。
对未来，余秋雨说，寄望独立的文化人越多越好，“有勇气在公共领域运用智慧”，独立的艺术家、独立的文化人，但这些并不容易，需要承担。余秋雨说当初既不是代表，也不是委员的他，遇到谣言时，才体会到什么也靠不到，什么也解释不清的境遇，但承担过后，他认为文化创造需要生态独立的文化人，他相信独立的文化人会越来越多。
余秋雨举例说，即使传统文化几乎被摧毁殆尽的文革中﹐也会留下他和其他少数文化人一样，他们成为种子，在之后继续传播。他认为优秀文化可以开花结果，也可以成为社团群落，他也寄望更多文化人投入文化产业，摆脱政府威压的局面。他说像纽约百老汇秀，像韩国文化产业都很成功，如果多一些像这样的文化产业，中华文化复兴的局面就会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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