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5日讯】 慈禧以来中国言论自由的状况，最坏的时期是红太阳时期，最好的时期是辛亥 革命后的一段时光。
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皇权专制统治后，半年的时间里，全国的报纸就从100 多家 增到了500多家。还相继成立了20多家通讯社。
那时候的报纸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些地方主政的军政府的临时法律也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包括言论、新闻、出版、集会自由等，并且是说了就实行的，不像现在，宪法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什么自由都有，现实生活中什么自由都没有。当时的国务院还专门设立新闻招待所，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接待记者采访。这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新闻自由最好的时期，被称作 “报界之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黄金时代被袁世凯当皇帝的进程终结了。任何搞专制统治的人都害怕、甚至可以说最害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袁世凯想恢复帝制，自然要扼杀言论自由。
1913年是癸丑年，这一年袁世凯加快了恢复专制统治的步伐。他派人暗杀了在国会大选获胜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打败了孙中山为此发起的二次革命后，又先后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了辛亥革命后做为宪法的《临时约法》，建立了独裁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自由的灾难也随之升级。大多数反袁的报刊被封，全国5 00家报刊只剩下了139家。新闻史上把这一段历史称作“癸丑报灾”。
1913年以后，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中国的新闻自由进入了黑暗时期，比之前的 慈禧时期和之后的北洋军阀时期都黑暗，但还不是最黑暗的。
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律，规定办报要先缴纳（最高）35 0 元保证金，报刊发行前要送警察局备案，并规定“淆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 ”等内容不准登载。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是太宽松了。如今办个旅行社还要交保证金呢，要是交点保证金就可以办报纸，那现在的新闻界可美死了。发行报刊要送交备案而不是送审，更不是必须执行宣传纪律，这也很宽松。对言论自由限制的规定是“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不行，虽然是弹性的可以任意解释的条款，但比媒体必须按照当局统一指令高唱主旋律要强得多。但这些规定在民国初年的国人看来是相当地黑暗了。
当然，专制离不开血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指斥国民党是用武力反对中央政府的“乱党”，下令予以解散。同时，对“乱党”所办的报纸或支持同情乱党的报纸予以查封。有的新闻史著作统计，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一共有60多 位新闻记者被捕，24人被杀。
但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只依靠枪杆子的杀气腾腾的专制统治者，他一手拿枪，一手拿钱，对许多报纸采取的是用金钱收买的策略。或给报纸资助、津贴，或给报人润笔费、车马费，或请记者编辑吃大盘子。如果那时候有桑那浴，估计袁世凯也会请报 人们去按按摩，松松骨。
当然，也有袁世凯收买不动的人。例如《国光新闻》，当时就猛烈抨击袁世凯的政府，影响很大。袁世凯派手下拿10万元支票到报社贿赂，报社拒之不受。
袁世凯并没有把报纸变成执政集团的机关报，报纸依然是民办。袁世凯创办御用报刊，也是差遣人走民办的路子。当时的《亚细亚报》是最重要的御用报纸，就是民办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袁世凯本质上是独裁专制的，但他还是顾忌影响的，没有魄力大刀阔斧地把所有的报纸统统没收，改造成权力的喉舌，牢牢占领舆论阵 地，制造千篇一律的舆论。
当时袁世凯想称帝，但报纸上可以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可以公开与中央意图对着干。特别是上海的舆论界，大都不支持恢复帝制。袁世凯先是派人携带巨额资金与各个报社谈，想用金钱换取报界对自己的支持，但是遭到了拒绝，因为报纸都不愿意违背民意。（他们敢于违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旨意，也拒绝金钱的诱惑。）袁世凯没有办法，就指派北京的《亚细亚报》到上海办报。上海《亚细亚报》刚刚出版，就 被反对帝制的义士投放了两次炸弹，吓得御用报纸也不敢办下去了。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洋人的租界也是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家的安全岛。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就是1915年在上海租界创办的。本来，《青年杂志》的主旨是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后来在苏联派来的共产国际人员的策动和影响下，又转为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了，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 主义刊物。
专制不得人心，尽管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尽管有许多鼓吹中国不适合搞西方那一套民主政治的文人的摇旗呐喊，袁世凯当皇帝的丑剧一上演，就遭到了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幸亏袁世凯那时没有成立主管全国宣传进行舆论导向的部门，幸亏媒体不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人民还能够听到真实的舆论，在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帝制的声 讨声中，袁世凯不得不取消了帝制，皇帝梦没有做成，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袁世凯死了，生前身后一片骂声，其邪恶和丑恶的形象在历史上定格了。但这样一个妄图恢复帝制的窃国大盗，一个极其反动的反动派，在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方 面却比今天宽松得多，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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