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古老吴越文化的野史杂传，首推《吴越春秋》。该书取材源于《史记》里的“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也借鉴了《国语》、《左传》、《越绝书》等史籍。鲁迅先生称它“虽本史事，并含异闻”。因此历代学者都未把它列为正史。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吴越春秋》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是中国历史演义的滥觞。
《吴越春秋》作者范晔，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介绍，他年轻时曾当过县吏，奉命迎接督邮。他耻于奉迎之事，拂袖弃职而去。此后他到了犍为资中，（今四川省资中）拜大学者杜抚为师，潜心学习《韩诗》。二十年不返家，也不写一信。家里以为他已过世，办了丧事。杜抚死后，他才回家。由于其才学出众，州里推荐他做官，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被推举为道征士。范晔是吴越人，深谙吴越历史，了解许多吴越的野史传闻，因而写《吴越春秋》得心应手。
《吴越春秋》敷演的是春秋时期，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兴亡治乱的历史。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要离杀庆忌、子胥报父仇、勾践卧薪尝胆，都形象地反映了古老吴越文化的特点。
有意思的是，有关吴越文化的特点，《吴越春秋》中通过吴越的国君作过精彩的论述。
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吴主寿梦与鲁成公在钟离相见。寿梦询问周公礼乐。鲁成公向他介绍了周朝的礼乐典章制度，还给他诵唱了夏商周三代的土风民谣。寿梦听后说：“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意思是说，我生活在边远蛮夷之地，只有把发髻扎成椎形的习俗，哪有这样的衣着呢？寿梦的话代表的是吴越文化，与鲁成公代表的中原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
勾践灭吴称霸诸侯后，孔子要向他陈述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宣扬中原文化。他带着雅琴雅乐，为勾践演奏。而勾践则“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携三百名敢死队去迎接。勾践叹口气说道：
“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
勾践的话概括了越文化（当然也包括了吴文化）的特点：越国的地理环境是“水行山处”，在江海湖泊中往来，在山上居住，即多山多水；交通工具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这表明吴越人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构成了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水文化；吴越人的性格是“去则难从，悦兵敢死”，即撤退之命难从，喜欢打仗，勇于牺牲。勾践的第一句话：“越性脆而愚”则明显是一句反语，也是拒绝孔子说教的托词。从他在孔子面前炫耀武力，和最后一句反问：“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可以看出他对越文化的自豪感。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形成的中华文化多元性产生的原因。下面，我们从尚武精神、复仇精神和开放精神以及吴越争霸等四个方面谈谈《吴越春秋》所反映的吴越文化。
尚武精神勇敢尚武，轻死重义，这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特点。春秋时期的吴越，地处边陲，国小力弱，竟先后称霸诸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人民具有尚武的精神。然而同是这种尚武精神，吴越人又有不同于中原的特点。
《吴越春秋》写了两个刺客的故事：一个是专诸刺吴王僚，一个是要离杀庆忌。
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要夺王位，请专诸刺杀吴王僚，专诸接受了任务。他询问了僚的生活习惯，知道僚喜欢吃烤鱼，于是就到太湖专门学习了三个月烤鱼的方法。刺杀僚时，将鱼肠剑藏在烤鱼的下面，走到僚的跟前，拿出鱼肠剑就刺过去。吴王的侍卫们赶忙用刀戟刺进他的胸膛，但他的剑仍牢牢地刺透僚的铠甲，刺透僚的胸膛。专诸的行为既体现出一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体现出他的冷静，他的智慧。要离杀庆忌之前，有一个羞辱椒丘䜣的故事。
齐国壮士椒丘䜣出使吴国。在淮河渡口，他的马被水怪夺去。他手握利剑，与水怪斗了几天，最后打败水怪，自己也失去一只眼睛。来到吴国后，他大肆吹嘘自己的勇猛。要离当场羞辱了他，他非常气愤，准备当夜就杀要离。要离回家后，大门不关，房门不闭，披头散发躺在床上，毫无惧色。椒丘䜣一手持利剑，一手揪着要离头发，说要离有三个该死的错。
要离反驳道：“吾无三死之过，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于千人之众，子无敢报，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二不肖也；前拔子剑，手挫吾头，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于我，岂不鄙哉？”椒丘䜣投剑而叹曰：“吾之勇，人莫敢眦占（用眼角斜视，表示看不起）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
两位人物都是勇士，但是他们的勇敢表现得却不相同。作者是有意识地对比着写。椒丘欣是齐国人，可以说是山东大汉吧！他敢于跳到水中与水怪斗上几天几夜，哪怕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洋溢着一种英雄的豪情。要离呢，身材瘦小，用他自己的话说，风都能把他吹倒。论打斗，他决不是椒丘䜣的对手。但他除了有胆量外，还有计谋，能以智取胜。椒丘䜣的勇敢多在外部气势，要离的勇敢多在精神内蕴。这多少表现出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的某些差异。
后来要离受吴王阖闾之托行刺庆忌（吴王僚之子）。要离为了能接近庆忌，取得庆忌的信任，让阖闾杀了他的妻子儿女。要离在船上刺杀庆忌的场面写得异常的惨烈和悲壮：
要离力微，坐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杀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摔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
庆忌“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要离要杀他，没有心计是不行的。于是他坐在庆忌的上风，靠风力用长矛钩掉庆忌的帽子，顺着风用全身力气刺向庆忌。书中的庆忌也是个了得的英雄。他被刺后，是那样的从容不迫。他三次把要离的头按进水中，然后把他放在自己膝盖上，赞扬要离的勇敢，忠诚，敬佩要离的胆略和豪情。临死时，还告诫侍从不要杀要离：“他是天下的勇士，怎能一天杀死两个勇士呢？”真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
大功告成后，要离却显得很忧伤。他本来的打算是和庆忌同归于尽，不想庆忌留下了他这条命。面对现实，他很难堪。他说：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要离刺庆忌，决不是为名利，人们看中的是德行，是道义。他认为自己再活下去，就没脸见天下贤士，于是他不顾左右的阻挡，毅然自杀了。
这些悲壮、惨烈的场面描写正体现了吴越人轻死重义，看重名节的道德观念，尽管这种观念中带着原始的野性。
另外，用船将伍子胥渡过江的渔父，赠食物伍子胥充饥的濑水浣女，他们救了伍子胥，先后自沉于长江、濑水之中，上演了一曲曲轻死重义的壮烈颂歌。
长江流域多水战。在船上格斗，主要用短兵器，剑就成了水战中不可缺少的武器。因此，长江流域的人皆有爱剑之风。而吴越人更是酷爱剑，剑成了吴越人尚武的象征。《吴越春秋》里就有越女传剑术和干将莫耶造雌雄剑的故事。
《干将莫耶》是一个悲壮动人的故事。干将是吴国一位著名的铸剑工匠，为了造出稀世宝剑，他的妻子莫耶剪掉头发和指甲，跳到洪炉之中。三百童男童女装炭鼓风，使金属熔化。莫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了干将莫耶之剑。吴越人生活在如此浓烈的尚武氛围之中，所以正如书中所说，人民“皆有带甲之勇”，“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也正如勾践所云：“（越人）去则难从，悦兵敢死。”吴越人这种尚武的精神到了魏晋南北朝，逐渐为尚文精神所代替。复仇精神张扬复仇精神，这是《吴越春秋》的一个重要内容。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于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败越王勾践于夫椒（今太湖附近）。勾践夫妇入吴充当奴仆，越沦为吴的属国。勾践为了报仇复国，忍受了常人都难以忍受的侮辱，为吴王清宫除道，驾车养马。他三年如一日，没有一点怨言。为了进一步取悦于吴王，他亲自尝夫差的粪便，终于使吴王赦免了他。
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任用范蠡、文种等贤臣。对内，他修筑城池，建造车船；练习攻战，繁殖人口，薄赋轻徭。对外，韬光养晦，麻痹吴国；结交齐鲁，联络荆楚。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最后一举击溃吴国，报了丧权辱国的大仇。自古以来，写复仇题材的作品不少，但能够写得如此深刻，如此壮烈的却不多。它体现了吴越人的特点。勾践与夫差之间的复仇、反复仇，是两个诸侯国之间的恩怨，而伍子胥的复仇则是下对上的复仇，是臣报君仇，这是不同寻常的。清人高士奇曾在《左传纪事本末》一书中评道：“子胥复仇，其事最烈，亦最奇。”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复仇事件：一是赵氏孤儿的复仇，写得异样的悲壮，也写得异常的高昂。然而其复仇对象是佞臣屠岸贾，而不是赵国国君。一是荆轲刺秦王，写得何等惨烈，然而它写的是燕王对秦王的复仇。“春秋”大义，士卿必须忠于国君，臣杀君，叫做弑君，大逆不道。楚平王无道，杀死伍子胥父不这样做，他把复仇的矛头直指楚平王。为报父仇，他要倒行逆施，而顾不得君臣之道了。那复仇的手段也是非同一般的。杀他父亲的楚平王此时已死，他不解恨，“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进而，他还要阖闾奸淫楚昭王的夫人；他自己以及其他吴国臣子奸淫了楚国大臣的妻子，以此来羞辱楚国。显然这样的复仇方式太过分了，恐怕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然而作者在叙述这个事件时，倾向性是十分明确的：赞扬了伍子胥复仇的正义性，赞扬了他的所作所为。从这反映出吴越人（还包括荆楚人）推崇复仇精神超过了对忠君信条的信奉。
开放精神吴越是春秋时两个落后的小国。他们能先后称霸诸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所具有的开放精神。他们远离中原，远离荆楚，经济、军事、文化相对落后，但他们没有自我封闭，而是积极主动地吸收别国先进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大胆启用各国的贤才。《吴越春秋》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在吴国，寿梦二年，寿梦任命了楚国外逃的大夫申公巫臣之子为礼宾官员，并让他教练军队，学习先进的射箭驾驶战车之术。此后又任命巫臣之子狐庸为宰相，掌握吴国的大权。后来阖闾重用楚国逃臣伍子胥。伍子胥在吴国推行了一整套富国强兵的措施，阖闾又启用了大军事家齐国人孙武训练军队，使吴国迅速强大起来，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成就霸业。
在越国，越王勾践重用的两个大臣范蠡和文种皆为楚国人。他们一个主管军事，一个主管内政。勾践倾听他们的意见，渡过一个个的难关，使越国由弱到强，最后消灭了吴国，称霸诸侯。
从吴越大胆启用楚国人才我们也可看出，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当时的发达以及他们的开放精神。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孙武训练宫女的故事，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吴国的用人之道。伍子胥了解到齐国人孙武善于用兵，将他推荐给吴王。吴王为了考验孙武演练兵法的能力，将后宫的宫女交给他训练。开始，这些宫女嘻嘻哈哈，不听号令。孙武杀了两个担任队长的吴王的宠姬，吴王未能制止住孙武的行为，非常痛心。孙武杀了两个宠姬后，严肃了军纪，宫女们训练得非常卖力，因此也训练得非常好。吴王知道了孙武演阵带兵的厉害，但宠姬被杀，心中闷闷不乐。
伍子胥劝导他：“今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乎？”吴王听了伍子胥的话，消除了怒气，为了强国，为了称霸，他大胆启用杀了他宠姬的军事家孙武，体现了他用人的气魄。
吴越地处长江下游，滨临东海。江河纵横，湖泊连缀，出门则“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因而吴越争霸的战争大多在江海湖泊里进行。吴楚、吴齐之间的争霸，许多战争也是在江河里发生的。《吴越春秋》描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情况。
吴王僚二年，僚曾派公子光伐楚。楚军击败了吴国的水师，夺得了吴先王留下的称之为“余皇”的主舰。公子光害怕无法向僚交差，于是又夜袭楚军，夺回“余皇”而返。这是吴楚的第一次水战。吴王阖闾为了称霸诸侯，首先修筑了阖闾城（今苏州市）。伍子胥筑城时，充分利用了阖闾城河网密布的特点，除筑了八个陆门之外，还修建了八座水门，水陆交通极其便利。
吴国的水师皆从这些水门出入。吴国除了重视水师的建设，建立了强大的水军外，还先后三次开挖运河。一次是阖闾为了攻打楚国，特命伍子胥开凿了“胥溪”，使战船从阖闾城直抵长江，再上溯到楚。一次是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年），“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掘江通淮。”（见顾观光辑《吴越春秋》逸文）这条河从广陵（今扬州市）向北挖掘，直通淮河。一次是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吴为了讨伐齐国，在宋国和鲁国之间，挖了一条称之为”阑沟”的运河，北面连接沂水，西面连接济水。
几次运河的挖掘，使吴国强大的水师可直入齐鲁。吴国能够称霸中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这几条运河。夫差九年（公元前506年），吴国联合蔡国、唐国攻打楚国。开始，三国水军驻扎在淮河北岸，然后挺进楚国，“夹汉水为阵”。楚国统帅子常先渡汉水排阵，结果战败。从小别山到大别山（皆处汉水之滨），三次败北。十月，双方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市东）会战，楚军再败。楚军退到汉水边。吴人乘楚军吃饭之时，大军进攻。最后在雍（水名，今湖北省京山西南）击溃楚军，直抵楚都郢。
《吴越春秋》更是详尽地描写了吴越两国水师战斗的情况。
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乘吴王伐齐之机，派范蠡、庸率水师屯兵东海之滨，打通长江沿线，断绝了吴国水师的归路。并在吴都郊外的如熊夷（今苏州市西南横山附近）打通了松江，袭击吴国都城，焚烧了姑婿台，夺走吴国大船而返。夫差二十年（公元前476年），越王向吴国发起总攻。双方水师在松江（即笠泽，水名，由吴江县东流与黄埔江汇合）会战。吴国把主力驻扎在北岸，越军驻扎在南岸。越王将军队分为左、右两部分，于黄昏时命令左军秘密地沿松江逆流而上，行军五里，等候吴军的到来;又命令右军悄悄地渡过松江，行军十里而等候吴军。到了半夜，越王命令左军、右军，一边击鼓一边渡江，在江中等待吴军的进攻。吴国水师听见鼓声，非常惊骇，以为越军要从上游和下游两边夹攻。于是吴王也将水军分成两部，包围越军。越王命令左、右两军击鼓进兵，向吴军挑战，而自己亲率中军六千人偃旗息鼓偷袭，打得吴军措手不及而大败。越军乘胜前进，攻下吴都城外城的水门，从城西包围了吴都。最后又从三江口到翟水穿过城的东北角攻入城里，夫差自杀。吴遂灭亡。
勾践消灭吴国称霸诸侯时，他的水军拥有装有戈戟的战舰就有三百余艘，可见其当时水军的强大。齐桓、晋文称霸，靠的是强大的战车和步兵；夫差、勾践称霸，靠的是强大的战舰和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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