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三章 参观日(17)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我们逐一握手并交换名片。之后，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在那，我遇到其中一位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他为一名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的国会议员工作，喜欢发点小牢骚。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他此次的旅行，然后，就像两个布尔什维克一样，在洗手间仅用几句暗语就弄明白了各自秘密党员身份似的，我们不动声色地达成共识：我们对所谓的“中国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的理论根本不买账。“我想知道一切是否都是真实的，”他说道，他的声音透着一种对这类“波特金村”式宣传（编注：波特金村（Potemkian Village）是俄国凯瑟琳大帝时代的故事，部下为了取悦她，专门为她建立了一个样板村庄，里面有提前布置好了的村民、景观，以显示在女王大帝治下的升平世界。这很像袁世凯称帝时，其部下为他一个人编的《顺天时报》；当然更接近我们现下经常听到的所谓“盛世”、“最好的时代”之类的喧嚣。）的焦虑。他从口袋中拿出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有报导称，硅谷精神已经传到了北京，并得到发扬光大。

我仔细阅读了文章。当我第一眼看到这篇关于叙述中国的网路产业技术革新已经超越美国的文章时，直觉告诉我，又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被同化了。洗手间里这位新同志想要知道的是：如果网路可以拯救中国，而你们正在打造它，那么我可以帮助你们免上圈套？我扫了一眼厕所隔板的底部，确认没有其他同事在场。“也并不完全需要，”我说。我正打算对中国最近进行网路迫害的事件做一个分析说明，但我可以看出来，他时间有限。所以我邀请他一起吃晚饭，但大使馆把代表团的行程安排得很紧，他无法脱身；就这样陪该团过程中的这段违规行径就此打住。我们握手后回到各自的座位上。使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他没有当场接受我的邀请。

我们所做的一切开始发生作用。洗手间的同行变得中立起来，刚才在那里的一番交谈没有必要向他的上司提起。对于其他同样精明而又悲观的代表团成员来说，这次中国之旅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正在改变，美国商界通过他们的中国雇员、法制交流和网路正在悄悄而富有成效地改变中国社会。

与民选官员交流要比与他们的雇员交流容易得多。这些雇员就像教师的助手，热中于在考试中挑刺，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会对议程纲要做详细准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民选官员只关注那些遭到挑战的利益，并临场决定他们需要什么。

二○○二年六月，明尼苏达州长范图拉（JesseVentura）带领本州一百零五位商人来到北京，这也是美国大使馆所接待过的最庞大的商务代表团。我没有机会直接采访州长本人和他的随从，但从媒体的报导上可以判断，范图拉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之大让人始料未及。明尼苏达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曾经非常频繁，荷美尔公司（Hormel）和3M两大企业在九十年代也曾努力在中国打开市场。看起来，关于中国的某些事物引发了范图拉对中国未来的更大信心和决心。“中国有着世界上20%的人口。从商业的角度出发，你不会想失去五分之一的市场。”州长先生如是说道。他的助手称此行为商务活动之母。

范图拉是唯一在国会演讲和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州长。因此，他来到中国后，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高规格的接待宴会。在他二○○○年的证词中，范图拉向国会承认他对中国了解不多；两年后来访时，他还是对中国了解很少。从北京君悦酒店的窗户望出去，他对整个城市的现代化感到惊讶。“我曾以为会看到人们穿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式的服装，”他说。正相反，他发现“这里的每个人跟我们一样，有着各式各样的漂亮衣裳。”

这些观察，加上几桩非常顺利的商务合约以及一些美国驻华商界所做的商业简报（范图拉在中国期间至少参加了三场美国商务代表处举办的活动）使范图拉感到十分欣喜。他断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是本世纪最盛大的事”。

为了让每个人都听明白他的话，他在美国驻华商会发表最重要的演说中用雷鸣般声音宣布：“在中国，机会不仅仅是在敲门，而是在撞击，几乎就要把门给撞倒了。如果我们不做出回应，那简直连傻瓜都不如。”他无意中重复了林肯”G斯特芬（Lincoln Steffens）八十年前关于苏联的臭名昭著的声明：“当未来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自然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美国商人和民众不要告诉中国应该在商业上怎么去做，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去影响他们，否则他们是不会听的”。总之，范图拉说：“我认为中国人在政治和政策上比美国人要高明。”如何去轻声地影响他们呢？范图拉的言行跳出了我们原先设想的框框：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雇员是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许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范图拉－－天真，但他在北京时的妥协和对东道国的慷慨赞扬却又合乎我们设定的准则。而其他人，比如一位前国会议员（看在朋友的情谊上，我在这里不便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不需提及），他到北京后，随即在一家私人公司举行的晚宴上轻蔑地把法轮功修炼者指称为“一群疯子”，与当时中共政府的口径一模一样（此时被迫害死于精神病院和劳教所的法轮功修炼者人数已数以百计）。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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