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9日讯】二、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杜鹃啼血不为悲
一九六六年大陆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等而言，乃是“文化大劫难”），至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宣布结束，年限几达十四年之久。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血案，修订后的北京《大兴县志》中如此记述：“1966年8月……‘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风骤起，大批文物、古迹惨遭破坏，‘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被抄家、游街……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终于酿成惨绝人寰的‘八‧三一’事件。8月2七日至9月初，全县13个公社48个村庄杀害地主富农分子及家属325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不就是在这个讲话中，他说不怕发生战争，因为中国有六亿人，打死三亿还有三亿。这个讲话在文革中也流传过，作为“反帝反修”的“伟大文件”。
当时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使用的手段有：活埋、刀劈、棒杀、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无所不用其极，人间至惨事……
– 明朝神宗朱翊钧的定陵，皇帝、皇后的棺椁毁弃，尸骨被焚，骨灰被扬；
– 明朝大将袁崇焕墓碑被毁；
– 四川地主刘文彩历史被造假；
– 周瘦鹃，男，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研究人员，作家。于一九六八年跳井身亡。
– 卞仲耘，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 储安平,男，原光明日报主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一九六六年被抄家批斗后失踪，当时储安平五十七岁。
– 傅雷，男，上海居民，著名翻译家。不堪“文化大劫难”强加的屈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在上海寓所中，和妻子一起自杀身亡。
– 顾圣婴，女，一九三七年生，一九五八年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举行的“斗争会”上，当着上海交响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顾圣婴被拖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她被拳打脚踢，被罚跪请罪，被肆意凌辱。有男人狠狠地抽她耳光。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由于上海的“潘汉年案”一九五五年被逮捕，一九五八年被判刑二十年，送往青海“劳改”。此后顾圣婴赡养母亲和因病致残的弟弟。被这样“斗争”后，当晚，顾圣婴和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他们的骨灰没有留下。
– 翦伯赞，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副校长。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翦伯赞被释放回家。毛泽东指示，要把他当反面教员养起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翦伯赞夫妇一起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
–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一八九九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八月二十四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 李广田，男，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三日，死于昆明城郊一名
叫“莲花池”的水塘中。李广田被认为是自杀的。李广田的家属说，李的尸体被发现时直立在水池中，但是后脑勺上，有很重的打击伤痕，是被谋杀的。
明朝末年将军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来又在昆明被清兵镇压。将军吴三桂的爱妾，著名美人陈圆圆，就在这个“莲花池”中自杀。九十年代，经济改革，“莲花池”边开了很大的饭店，卖云南特别的食品“过桥米线”。饭店有花园风格的建筑，有新立的石碑，记载陈圆圆的身世事迹。却没有地方有任何文字记载李广田的死亡。
李广田是中国在一九五八年拍摄的著名电影《阿诗玛》的编剧。该剧的主要演员杨丽坤在一九六六年也受到严重迫害。年仅二十四岁的杨丽坤，在一九六六年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批斗”。她被塞进不能直立的舞台下面关押，并且多次遭受毒打，终于精神失常，一直
没有彻底恢复。在二零零零年去世时只有五十八岁。
– 林昭，女，一九三二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四级学生。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零年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加判死刑枪毙。她的家人没有收到死刑判决书，只被索取枪杀她的子弹费。
– 刘文辉，男，一九三七年生，上海人。一九五七年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一九六二年他被指控为有“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晖新村十一号。
“文化大劫难”开始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反驳中共中央在那年八月八日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他与弟弟刘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写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张信纸。刘文忠在1966年国庆节休假时去杭州向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最著名的学校匿名投寄了这篇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逮捕。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刘文辉被判处死刑枪决。
– 刘少奇，一八九八年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劫难”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一九六六年八月失去权位，一九六七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八年十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一九八零年二月被已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死亡。
– 罗广斌，男，四十三岁，四川省文联作家。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在被关押处跳楼身亡。
– 缪志纯，男，江苏省沙洲县凤王公社医生。他的妻子孙惠莲，是同一公社的药店职员。缪志纯因医术出众遭人嫉恨，孙惠莲因家庭出身“地主”，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 文革开始不久，得知将被“揪斗”的消息。 因不堪受辱, 夫妻投河自尽于常熟慕城附近。
– 钱新民，男，二十多多岁，南京大学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在“清查5.16”运动中，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
– 容国团,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劫难”的迫害，自杀身亡。
– 妈妈上官云珠，一九二零年三月二日生于江苏无锡长泾镇，原名韦均荦。她一生拍过三十部影片，主要有：《天堂春梦》《国色天香》、《花月良宵》、《鸳鸯泪》、《太太万岁》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劫难”初起时，她因为生癌刚刚动过大手术没有介入运动，但是红卫兵进行了野蛮抄家。到了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电影厂不再放过她，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指使下，造反派对她施行了残忍的刑讯。当时她还处于恢复期，人的大脑尚不完全清醒，处于迟钝状态，因不堪折磨，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从家中四层楼上跳下身亡。死时年仅四十八岁。
姐姐姚姚，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生于上海。姐姐和我同母异父，她的父亲是三十年代的著名文人和剧作家姚克。一九六六年，姐姐还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学习声乐。一九六八年妈妈的死对她是一次莫大的打击，而后不久，她的男友又因不堪忍受所谓抓“516”分子的打击，于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在隔离关押地割腕自杀，学校立刻对姐姐实行隔离审查。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她对身边的世界几乎失去了信心，妄图与新结识的男友从深圳偷渡，结果男友被抓，姐姐则遣回上海，旋即产下一子（在产院就送与他人）。以后一直没有工作，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被浙江歌舞团接收，为了赶办调动手续，四处奔波。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南京路江宁路口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当场死亡。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 沈知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乐系主任，一九六七年被指为“美国特务”，自杀身亡。
– 孙克定，女，三十多岁，原来是上海人，冶金部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情报室工作人员。她的丈夫吕国林是该研究所的副所长，原新四军五师的老战士。“文化大劫难”中的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孙克定卷入运动中的两派，遂被对立的“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一派绑架至该研究所内的生产车间，关押“审查”，并且被拷打致死。据医生检验，孙克定
死后全身伤痕累累并到处是肿块。“文化大劫难”后，拷打的指挥者余某某被判短期缓刑。
– 翁超，男，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土木工程师，上海同济大学四十年代初毕业生，一九六八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卧轨自杀 。
在“文化大劫难”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人们都在恐惧下普遍断绝了自己的社会联系，以求自保。但翁超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好朋友，依然试图和他保持联系。他们当然不敢见面，当时普通家庭也没有电话，这位朋友坚持隔三月或半年地给他写信，报平安兼问候，也不指望他回信，直到一天，他收到翁超妻子的来信，才知道他早于一年多前抛开妻子儿女而去了。
– 无名氏9480,北京包头章胡同东头1号居民，是个四十余岁的男子，是某个单位的职工，长期病休在家。红卫兵到他家抄家，说他藏有枪支，逼他交出。他说没有，红卫兵就动手打。然后，他说埋在地下，找不到，他又说在顶棚上，也找不出，把院子里拆得乱七八糟，仍然没有找到枪。这个中年男人一再被打，支持不住就死了。
包头章胡同，在北京宣武门之南，是个东西走向的小胡同位置处于米市胡同和果子巷之间（这两条胡同都是南北走向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及红卫兵兴起“破四旧”之后，在这条胡同里，至少有一位居民被红卫兵打死，有两位居民在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
– 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因写下《出身论》等文章，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
– 东北医科大学之王冠卿被非法投入监狱；
– 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两小时后，张志新被送往大洼刑场被枪决；
– 轰动江西全省的李九莲，抨击文革被视为“政治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李九莲因所谓“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被拉到赣州西郊执行枪决。她在一小片粗劣的灰黄色手纸上写下了“
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的啼出血来，
又有何用？
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
还能得到一声回响，
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
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 一九七八年，为李九莲两肋插刀鸣冤叫屈的江西女性教师钟海源被活体取肾；
〈注：以上的一些资料，取自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
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
我们没有忘记你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天怒的唐山大地震：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相当于四百枚枚广岛原子弹当量的七点八级强烈地震。仅二十三秒钟，一个一百零六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唐山夷为废墟，此次地震累计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唐山地震以其造成的惨重损失和影响，被列为二十世纪中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灾难。
伴随以一个多月后中国现代人民的“伟大领袖”的灭亡，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起天怒的唐山大地震，就此草草收场，一个牛鬼蛇神的时代暂时落幕了。（部分选摘自台湾论坛网文，出处待查）
在大陆，我小时候除了内参没怎么看过以外，的确看了相当的反思“文化大劫难”的书，小说、诗歌自不待言，那被称为“伤痕文学”，还有很多所谓纪实性书籍，包括提到“二月逆流”等，爷爷在“文化大劫难”中被投入监狱十一年，据说建院（今天的甘肃省人民医院）的几个元老有的跳楼，有的反正是过世了，爷爷居然算是幸存者。我是说爷爷订了《十月》、《收获》、《当代》、《文汇报》、《译林》（记不清有没有《译林》了）等大型月刊、季刊，甚至还有《龙门阵》。我就看啊看，指望看出一些门道来，报效祖国，崇高理想，这都是共产党灌输给我们的不是么，可是为什么现实中做一个好人却那样难？爷爷去世后，老一代人的在信封上写毛笔字的习惯日渐式微。一位本来可以在我今后更加懂事和明白世理后给予我更多智慧帮助的老人走了，爷爷——他不啻也是“文化大劫难”的见证人：昔日英武潇洒的国民党少校医官，这就是爷爷一九四八年以来留在北平的命运。几乎我们家的文化血脉就这样掐断了。家谱，天伦，旗袍，四合院，这些抽出来的任何一个词都不复存在，这样悲惨的遭遇是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我们本来，可以拥有更加美满、亲人团聚的生活，半个世纪前，共产党如一只大大的毒蜘蛛，吐出来的丝网住了所有的中国人，而那渗着人命、人血、人心的惨痛又是它的美味佳肴，百年红朝一旦休，今天，是它的宿命到了。我但愿全天下受过共产党迫害的人们齐一条心，不是为所谓冤冤相报，而仅仅为看清共产党的本质，为什么那麽多人用人性敌不过党性？用热血青春和痴愚抵不住它的冷血魔力？为什么要跟党走？它是那麽那麽邪呀。它看到了人性所有的弱点，并放大之，最终彻头彻尾扭曲了人性，人们爱金钱、爱美女、爱享受、爱名声、喜欢有高尚的追求、爱国家富裕、爱民族繁荣、爱举世太平、爱这爱那，共产党全部都体察到了，是它那狡猾的心机使它知道，于是它投人所好，尽可能的用它凃了蜜汁的谎言美化人们的理想目标，而后，使人们在这样的假象中迷狂，最终我们民族沾了最难清理的毒素，以一词以蔽之：党文化。任何来自大陆的人走出去，言必称同志，“一九五九年，中共头目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党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志，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的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窜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 改革开放后，人们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亲叫不听话的女儿‘小同志，你听着’，朋友聚会‘来来来，同志们，干杯’，求人帮忙‘都是革命同志嘛’。这种看似不当回事的叫法，却是党话对人民生活潜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们乐于叫‘同志’，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们就在同共产党的志，就在坚持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摘选自大纪元社论【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上〉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
这，才是我们民族最深重的悲哀啊。哀我中华。哀中华道统之不复。哀民生之多艰。此悲哀无言可诉，此痛哀只为中国人。民族有血滴在历史上，民众却有那麽些看上去还不错的人选择跟邪灵走，这让我有多么哀痛。思维早早就超越所谓当前地震，还有很多的事，人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和将要发生，谁来看顾我们的民族？谁来承担重负？谁来解体中共？唯有我民族，可为世界扫除魔障，即使历遍辛苦，也不宜放松。
四川刘文彩，那真是赫赫有名。在于恶党宣传机器一手作用。庄园文物十七台蜡铸模型《百罪图》都是大有破绽的。最最可笑可恨是全中国人都去看过。这等于欺骗天下。有学者说，所谓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叫共产党的词来形容之，则为：“革命浪漫主义结晶”，那就是撒谎和造假么，还这么无耻的说这么好听的字眼，真是灌中国人太多迷魂汤。美国亚特兰大有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他似乎算是一位亲中国还是亲中共的总统了，一九八二年卡特创立了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里面的陈列都是史实和现实，没听说有“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的地委宣传部部长批示。发生在中国大地，为什么民众就能接受，跟国外一比，明知也荒谬，就在人众的麻木中，中共小人得计的继续阴谋害囯与民。
学者指出，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一万七千元；可一九六四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果真如此，则共产党为何要这样做，它的价值取向是为了谁？是为了维系它在人世间的生命力么？从这个举措看，它丝毫不为民众考虑，然而接下去的谎言会让人们一再原谅它和抱有持续的幻想，因为太匪夷所思，因此世人默认了它所有的作为，似乎这样可以超越痛苦和遗忘一切，然而，共产党的存在本来就是极不正常的啊，没有人能与共产党抗衡，没有。它的残酷凶暴，大陆人凡是受过的，是最清楚了，而那些被洗脑的瓜娃子（四川话，傻孩子的意思吧）又无不沾沾自喜，以为得了一个王位和王国，可能甚至还有佳人，也不知为啥那麽痴迷，我是说邪党把人的思维变异的那样厉害，我真的欲哭无泪。这次新唐人举办的逾全球六十五万观众的神韵晚会，必将踏上中国的国土，那，真如男中音曲乐所唱的：只有真相能得救。我也很欣赏世界七大女低音之一杨建生歌中所唱：魔难陪我驾长车。
（请见后续：渔歌相伴不回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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