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如果忘记‘六四’事件，中华民族就永远是一个弱智民族。”──马建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国际笔会美国分会”5月上旬举办“国际文学节”，马建应邀自英来美与会，并出席5月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中国社会与新文学”研讨会。
马建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满意地说：“《肉之土》（以下简称“植物人”）这本书在英国发行得不错，进了书店的第一展柜，评论也好。”
为了记载六四这段历史，马建花了整整10年时间完成这部长篇小说，故有“10年铸一剑”之说。
让记忆闪出自由圣火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仿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假如逆来顺受，作为一个人就没什么尊严。忘记过去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那么，“活在回忆中的植物人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活人。
”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的人生真理是：在反叛写作中用尽生命，并尽可能端正良心的位置，让人道主义和思想自由成为唯一的崇高，让记忆闪出自由之圣火。”
“植物人”一书扉页上写着“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母亲们的中国”。
故事的序幕从1986年12月“那场大雪”掀起，背景是导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八六学潮”（一般认为，“八九民运”是“八六学潮”的延续）。马建塑造的主角戴伟是个大学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头部中枪，当了10年植物人，10年后苏醒过来，发现整个社会大变样。一直照顾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坚定不移的中共党员，后来却成为法轮功学员，受中共当局迫害。
这时的戴伟才面对真正的死亡。……
这部小说融入了三种视角：母亲、儿子和以诗歌呈现的植物人的内心，“目的是尽量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生舞台”。小说主角面临绝境，母亲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而无法摆脱的政治影响，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也都被无法控制的政治所影响。
这对母子的故事，触及了六四事件后的经济社会，个人故事常会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灵魂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
1989年4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当时已移居香港的马建，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争自由要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他的热血为之沸腾，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个月，一直陪伴绝食学生。
可是，5月28日，他在山东青岛的哥哥摔成植物人住院，他匆匆离开北京，到医院看护哥哥，“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里听到的”。虽然躲过一劫，但也改变他后半生的命运。
马建在“自序”中写道：“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已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和政治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透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10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
作家用真诚触摸灵魂
“植物人”面世后，英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导、评论。英国《卫报》的评论称，“这是一本栩栩如生的、带有强烈感染力、又有些黑色幽默的书，是对那些反抗压制表达自由的人们的一种极大的怀念”。《Metro》报也以整版篇幅刊出对马建的专访报导，称赞马建呼吁不要忘记历史，并称此书“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认识现代中国必不可少的窗口”。
英国主流媒体之一的《金融时报》指出，这是全世界等了近20年、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按：正确说法应是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因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旅居加拿大的安田已出版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天安门情人》）。
马建凭此书成为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小说奖项得主。此前他的小说已有多次获奖纪录，如2001年，他以长篇小说《红尘》英译本入围美国克鲁雅玛（Kiriyama）亚太平洋图书小说奖；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围克鲁雅玛奖，并同时入围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2002年，《红尘》英译本再获英国托玛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他说，获“中国自由文化奖”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文领域获奖，也就是说获得了中文同行的认同，这是在外语世界获奖完全不同的心情。”
马建谈及创作“植物人”的社会背景说，六四后，北京当局“把抹去记忆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考核干部的标准，不忏悔反省就用新生活替代了旧生活”。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富有在于精神，他希望精神信仰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好处。但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法律早已规定，“我们只能成为共产党的理想产品，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接班人。我们从小就不准拥有个人意识，不准思想，更谈不上体验自由。……我们的一生注定了要么反叛，成为自由人，要么成为体制内的成员，甚至加入共产党，以明哲保身。”
他说，“六四事件”后，共产党迫于生存，给人民开放了生路，鼓励人民发家致富，让部分人先拥有了资本和财产。在争取身份认同的商业加专制的社会里，这条生路成为主流。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
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他尖锐指出，“这个和谐社会是用政治恐惧的砖堆砌的，是以丧失思想道德为代价的，这个伊甸园其实是座五星级监狱，是丧失自由而花天酒地的消费场所，是商业金钱和权力在唱主角的社会。文学艺术不再是唱配角，而是被抛弃在角落。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堕落，而是没有挣到很多钱，缺少安全感，但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生活，且大都感到生活质量很好，该有的都有了，甚至说话的自由。政府也只是紧盯着新闻出版以及一切反政府的言论流入媒体，流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继续麻木。……”
在一个死人社会里复活
基于上述想法，“植物人”一书主角戴伟在马建的构思中浮现，“我必须通过他的引导返回记忆，在匆匆前行的人群里，让他转过身，去发现记忆和经验以及生命的尊严，他也就从失忆变得懦弱，渐渐在反思中走向了自信。十年后当他从自己的肉牢醒来的片刻，便感到大众已变成了植物群体，他成了一个在政治广场倒下，又在商业中心醒来的唯一活人。”
为什么要写一个植物人？马建指出，他在书中描述的主角，肉体变成了一个堡垒。他躲在这里面，恰恰躲过了被改造、被洗脑，躲过了不断地写检讨来证明自己是错的。“在这部小说中，他恰恰是活着的人，因为他抓住了记忆。在记忆上，他是唯一活着的人。他在自己的记忆里，抓住自己的记忆不放，他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去反省。当他醒来时，他才发现他在一个死人的社会里复活。”
马建表达他的文学观说：“作家应走向文学家，而不是退缩为小说家，他不能背叛记忆时光，并与死亡共生，他能把苍白的过去呈现给现实，从而令生活充满人性。作家也应如诗人般对妥协、暧昧与懦弱划清界线，追求自由的文化，去抵抗专制主义中最残酷的思想专制，把被填平的记忆重新出土，在这模糊了思想价值的时代，写出具有怜悯和政治批判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小说故事。”
热中文学创作的马建表示，透过文学来描述历史，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对时代的记忆。作家必须沉思，用真诚去触摸灵魂。“我尊重历史，但不会去重复历史。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即便为此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
“六四”坦克辗碎中国人灵魂
马建痛心地说，当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很多人变成“会赚钱的植物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价值。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六四后被模糊了。
“六四的坦克不仅仅是压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多的是把中国人的灵魂辗平了，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模糊了，让大家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想法只能和中共想法一体，而且这种模糊还在继续。只要专制存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就不会建立起来，因为很多人在谎言、虚构的现实里面活着。报纸、食物很多都不可信，政府也是不可以信的，要在怀疑中生活。没有一个价值观念可以相信，也不能让你获得安全。”
马建强调，“在这部小说中，我想说明这么一种逻辑：当社会的经济在发展、不断地往前走的时候，人们的善良、道德那一面却始终没有任何发展，我认为这种畸形的社会越发展越危险。”
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爱国愤青”，马建认为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六四”之后长大的，他们对这段历史可以说没有什么记忆，而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把这段历史的记忆传给他们。也就是说在中国，它是一种“断代”。这些“愤青”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判断。与10个人讲话，讲的内容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着共产党的标准说话”。
马建认为八九学生与当代“爱国愤青”都没能在思想上走出中共的控制。学生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即使他们想要民主，也还是按着共产党的模式去做。“我觉得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一种力量，还相信共产党会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是，当时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们知道，20万军队向天安门推进是为了包围他们，消灭他们。”
马建认为当年“八九”的学生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基本是受害者，这段历史经验财富没有传给下一代而形成断代。在小说中，他表现了这种断代和学生们对历史真相的无知，马建“按专制逻辑”分析，认为“两方面都有错”。一种是专制控制了人的记忆，也控制了人的未来，所以这批学生基本上是受害者。历史过去将近20年，“我们再看这代人，当然可以很清楚得出一个结论：学生的无知不仅是他们造成的，也是社会造成的。我在小说里也是要表现社会让他们‘断代’，也是让他们失败，使他们变成了和共产党很接近的一种方式。比如他们互相夺权，互不信任，最后走到被镇压边缘，他们竟然也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马建觉得奥运是一个大的考验，它不但要把中国人放在一个文明舞台上表演，也把共产党的操作方式暴露在国际舞台上。
“同时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无知，对自己历史的无知。”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他认为，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富豪本身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使它的成员变成了富有者，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我希望中国奥运能像南韩奥运一样是民主的开始。我当然希望中国的读者们明年可以看到我小说的中文版。我也希望他们能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把这些记忆经验、人生经验传给下一代，而不要跟下一代说：你要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升官发财。那样，我们会把社会变成一种没有价值观的社会，将来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在被问及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时，他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在奥运会后不会像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好。中共当局把经济与奥运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并且拘捕异议人士，造成大量的‘奥运灾民’。谁去救这些灾民？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河水不清的污染，更多的是人们心里对中共的抵触。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和人民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他说，“民主是人类共同的目标。看看中国周边的国家现在大多数是民主国家。台湾的模式可能更接近中国的未来。我想我们这一代会有机会看到中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一搞民主就会乱。我说这是污辱中国。”
马建最近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讲时，被问及为什么要写“植物人”这部小说？他说是揭开六四历史真相，提醒人们别忘了寻求真理，摒弃谎言，享受自由，从而唤醒人的尊严，让戴着假面具生活的日子早点消失。
情感与记忆使人强大
他说，在专制社会，人们只有两种生活选择：谎言和真实。而作家应该选择真实，起码也是真实的提醒者，希望自己的行为与良心保持一致，要说真话。文学的生命长过统治者，长过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和审查制度。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拥有未来。他希望透过这部小说表达社会是座牢狱，人本身也是自己的肉牢，人们最终被控制在复杂的生活里，渴望超越自我、克服个人恐惧、冲出自我的牢笼。同时表达对小人物的同情，“因为政治对生命的压迫无处不在，专制和命运从未分离”。
马建指出，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整个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都垮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保住了政权，而且很快发展经济，成为强国，但在文学领域的思想监控，超过了刚开放的20世纪八○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政治恐惧和自利之上的。今天锁进监狱的中国作家就有四十多人，当局直接干预生活”。
“历史回到我们中间，未来又成为不可预测的。全国上下伴着一切向钱看的快乐，幸福仅仅局限在由穷变富的生活中。他们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体验谎言。人们变得自私，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中国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总会进行严厉制裁，已把社会砸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只有陷入自我的隐蔽所。”
马建向《世界周刊》提供一幅他拍摄的1989年北京作家上街支持学运的“历史照片”时感慨地说，“鲁迅文学院的游行队伍在见到我拍照时都非常兴奋，但现在这些作家们都沉默了。”他希望读者在看完这本新书之后，能够喜欢“植物人”的故事，而且对过去十几年间，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多一点感受，他将会非常高兴。
他更希望读者可以对这个故事中的情感作出反应，对故事主角的梦想、希望、日复一日的反思感同身受。“身为中国人，我希望读者可 以试着对共产党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饱受摧残的下层市民。那些在盛世之下，活不出光彩的小人物。在小说中，记忆成为摆脱孤立的力量，它超越了生存的脆弱，也是唯一的自由人，在肉体死亡的掩护下，去拥抱崇高的精神境界”。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8/06/01）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