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1日讯】“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中国大陆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但对于失踪儿童的家庭，这首歌却带出很多辛酸的故事。
根据一些专家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每年有二十万的失踪儿童，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有0.1％。许许多多的父母为了找寻孩子，倾家荡产，踏上万里寻子路。
父母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遭受到难以想像的困难。当局甚至不让焦急的父母张贴寻人启事，理由是影响市容。而民警面对失踪的儿童，不闻不问；面对焦急丢失孩子的父母的询问，不理不睬。
买卖儿童的人口贩子，认为被出售的孩子以后能过好日子，穷人有了钱，买孩子的人解决了传宗接代的问题。他认为这买卖是三方得利，应该是种“善行”。
北京当局对贩卖儿童问题不置可否，是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不得不去面对一胎化政策，那么自然会引起民众对这个民愤极大的政策的冲击。
面对中共政府、地方民警的漠视，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该何去何从？
寻子店 悲酸故事说不尽
文 ◎ 梁珍、季达
彭高峰在深圳开设寻子店，悬赏十万寻找三岁半的儿子彭文乐。（彭高峰提供）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七点半，彭高峰三岁半的儿子彭文乐失踪了。那一刻起，彭高峰开始他的寻子之路，并将经营的超市改名为寻子店，挂上一幅大看板，写着：“乐乐，爸爸不会放弃你的，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找回来……”
根据一些专家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每年有二十万的失踪儿童，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有0.1%。许许多多的孩子父母为了找寻孩子，倾家荡产，踏上万里寻子路。
彭高峰，湖北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在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经营一家电话超市。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对他来说，永世难忘。
那天晚上七点半，四岁儿子彭文乐失踪了。彭高峰说：“当时孩子就在我和他妈妈的眼皮底下玩耍，离开我视线仅仅几分钟，就见不到人了。”
公安拒绝立案 北京上访被截回
彭高峰心急如焚地跑到派出所报案，但公安却说不符合立案条件一口拒绝立案，让他自己找。彭高峰发动全家四处寻找，几天下来都没有任何结果。他想去查小区的监控录像，但却没有人理睬他。
失去孩子的煎熬让彭高峰全家度日如年，彭文乐是几代人唯一的后代，又是男孙，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湖北老家赶来了，全家上下哭成一片。
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彭高峰提供）
“我的老婆身高一米六，原本是九十六斤重，现在只有七十六斤，完全靠打点滴维持。孩子奶奶则气得瘫痪在床。”心急的彭高峰坐不住了，一个星期下来，他决定去北京上访。
四月一日，彭高峰连同其他六名失去孩子的家长，从深圳乘坐火车到北京。
“我才看到北京西站四个字，就被他们把我们抓到已经事先安排的中巴车上。当时我以为是帮我们解决问题来的，但没有想到是深圳公安。”彭高峰至今想不明白他们上访的消息是怎么被走漏出去的。十个远道从深圳赶来的公安在北京火车口把他们截住。
彭高峰首次上访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他们被带回深圳，逐个询问情况。去的家长有的孩子已经失踪了一年、半年，唯独他的孩子才失踪一个星期左右。经过一轮折腾，他的案件总算立案了。十天后当局安排专人去查小区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证实孩子被抢走
深圳在大量使用监控录像方面，堪称开中国风气之先，《纽约时报》去年曾经报导深圳安装了两万台警用监控录像，令城市就像好莱坞电影《楚门的世界》、《全民公敌》的主角一样，不管人在哪里，都无所遁形。
“五个监控都拍摄到他，清清楚楚地显示怎么抢走我小孩的。”密布小区路口、店门前面的监控录像没有为彭高峰即刻找回儿子提供帮助，但记录下儿子被抢走的镜头。
“孩子不停的挣扎，并且挣脱他的手，趴在地下，他又把我小孩抢走了。”回忆儿子彭文乐被抢的画面，彭高峰至今心如刀割。他将这段录像上了网，画面中彭文乐被一个三十岁左右、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强行抱走。
但即使证明孩子是被抢走的，公安除了立案之外，依然没有作为。“我们去问了，以各种理由搪塞我们，说保密。还说不知道怎么破案。”
国际关注被偷走的中国小孩
今年七月十四日，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首映了纪录片《被偷走的中国小孩》（China’s Stolen Children）。这部由英国导演诺曼（Jezza Neumann）执导的片子，告诉世界正在中国发生的一个严重问题，而且，北京当局似乎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部长达一个小时的纪录片揭示了中国失踪儿童的严重问题，是在中国一胎化政策下相应发生的独特现象：孩子不断地被绑架，几万名儿童被出售。中国一胎化政策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偷小孩的现象盛行，据估计，每年有七万名儿童被绑架，在黑市上出售。
影片通过记录一对云南夫妇的五岁小孩被绑架及父母的寻找过程，来说明这个可怕的现象。这对夫妇雇用私家侦探寻找小孩。在云南很多小孩被拐卖，但地方当局甚至不让焦急的父母张贴寻人启事，理由是影响市容。
丢失孩子的父母在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焦虑是无法想像的。从最初丢失小孩的令人窒息的恐惧，慢慢接受现实的麻木，到无助地依赖他人的善意。
从根子上，中国人的观念认为一定要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会继承家庭的姓氏，当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会供养父母。而女儿要离家嫁人，照顾夫家。在一胎化政策下，迫使有些人狠心地把女婴人工流产（尽管现在是非法的了），甚至有时候为了继承香火，昧着良心买一个偷来的男孩。
中国人传统思想中一定要有个儿子，延续香火。一胎化政策下，女儿被遗弃，男孩成了买卖的商品。（Getty Images）
专业绑架者自白：善行vs.恶行
在这部颇受关注的纪录片中，一位绑架儿童专业户面无表情地讲述了他们的绑架手法。“我们侦查到有一家人，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在家。那天女人下地干活去了，我们用刀子把门撬开，然后用白布堵住小孩的嘴绑起来，然后把他装在麻袋中运走了。”从这位专业的儿童绑架者脸上，看不出任何愧色，他一边吸烟一边很有条理地讲述他的故事。
影片没有告诉观众后来这个孩子的下落，然而所有人都知道的是，故事背后还有一位心痛得几近疯狂的母亲。
然而也有买卖儿童的经纪人，却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坏事”。一位来自四川的儿童贩卖专业户表示，他也不知道贩卖儿童是不是一件“坏事”。有人因为贫穷而需要出售小孩子，也有人因为传宗接代的需要而想要购买小孩子。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市场问题，被出售的孩子以后能过好日子，穷人有了钱，买孩子的有了传宗接代的种子。
这位“经纪人”以一万三千元人民币出售了一个十个月的男孩，给了男孩母亲八千五百元，自己有四千五百元的“佣金”。他很明显地认为，这个三方都有利益的交易，应该是一种“善行”。
开设寻子店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在深圳开店的彭高峰，始终无法忘却失子之痛，开始了他漫长的寻子之路。短短四个多月，彭高峰去了宁夏、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潮汕等地区，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都是一些好心人反馈回来的资讯，我去核实，跑了很多冤枉路。”
过程中，最气愤的是遇到不少骗子。“每次出去，社会上还有骗子骗我。他们发短信，利用网上合成照片，说孩子在他们手上，要我马上汇款到他账户，我就问他，我小孩的手上有没有烫伤的痕迹，对方就支支吾吾，再无下文。还有打电话来恐吓的。”
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孙海洋和彭高峰相识。孙海洋的三岁多儿子孙卓，半年前被人用一部儿童车哄骗带走，至今杳无音讯。孙海洋变卖了老家的房子，印制了数万张悬赏寻人广告，将悬赏金额从十万元提高到二十万元。他又将自己经营包子店的店名改名“寻子店”，店铺四处张贴着儿子和人贩子的照片。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彭高峰提供）
孙海洋将自己的包子店改名“寻子店”。（彭高峰提供）
彭高峰受到启发，将经营的超市也改名寻子店。他制作了一幅面积为二十平方米的大看板，上面写着：“乐乐，爸爸不会放弃你的，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找回来……”
手上有上千个失踪孩子名单
彭高峰还和孙海洋等这些有相似经历的家长联合成立了寻子联盟，互相交换讯息。短短几个月，手上已经有上千人的名单。
“现在我手上丢失小孩的名单上千个，全国各地的父母都和我联系，来一个登记一个，社会上有很多志愿者，也在寻找孩子。”
但这条路能走得通吗？“困难重重，每年中国失踪二十万儿童，能找回来只有0.1%，有的家长无可奈何，不得不选择放弃。”彭高峰几近绝望。
中国失踪儿童分布图。（绘图／新纪元）
被拐儿童解救出来 公安不理睬
在找孩子的过程中，彭高峰开始关注这些被拐卖儿童的去处。前不久他得到线索，带着一个记者去广西暗访，以买主的身份和当地的一个农民、同时也是人贩子交涉。“我说我需要一个男孩，他说他已经卖掉一个小孩，要我等几天。”
聊天中，这个人贩子告诉他，自己的两个小孩都是买来的。包括以三千块钱买得一个四、五岁女孩，以及用一万块钱买得十个月男婴。
彭高峰随即去当地报警，民警不管，后来迫于记者在场的压力，不得不去解救，但是解救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又以没有找到家长为由，把小孩还给人贩子。
“警方说要等DNA和孩子的家长对上了，才准去接，这怎么可以？这两个小孩现在随时都有危险，会不会转手卖掉？”
彭高峰披露，这些被拐卖的儿童即使被解救，也没有出路。一方面福利院不收，另外一方面，警方也根本不理不睬。
他披露，拐骗儿童通常有几种形势：
一、以玩具、食物等诱骗；
二、以小孩拐小孩，带到很偏僻的地方后动手；
三、抢，有的孩子被强行抢走，有的小孩则是被变相抱走。
失踪的儿童去了哪里呢？彭高峰称，广东被拐卖的孩子大部分被卖到潮汕地区，这个地方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彭高峰曾经看到央视采访一个族长，问他没有男孩，买一个孩子，可不可以接受？他当着全国人民面前，公开回答，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只要能够传宗接代就可以接受，否则这家就抬不起头。
还有就是作职业乞丐或者卖花童，特别是被拐卖的女孩。人贩子将孩子人为的致残，博得别人的同情，成为乞讨工具。深圳还有为数不少的卖花童，一见人就抱着腿哀求要人买花。“他们都不是自愿的，后面都有人操控的，如果卖不掉花，就要挨打挨饿。”彭高峰现在看到这些卖花童，都有种异样的感觉。
前不久，山西黑砖窑工厂奴役工人的丑闻曝光于天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报导，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的众多青少年被连拐带骗地卖到这些砖窑，身价低到只要四、五百元。这些孩子每天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稍有懈怠即遭到监工抽打，有的童工即被打至残。黑心工头甚至将两名不能痊愈的奴工扔到坑里活埋了事。
而媒体报导还指出，不少孩子甚至被走私到海外充当劳力或是雏妓。
据知中国拐卖儿童非常猖獗。某些地方，比如山东临忻等地，还有儿童贩卖市场，买家像挑牲口一样挑选合意的孩子。
“我的孩子应该是卖给别人当儿子。”彭高峰估计道，现在买一个男孩的价钱一般三岁以下是三万元。
有失踪儿童的父母自费印制寻子扑克牌，通过民间力量寻找孩子。（网络图片）
推动为失踪儿童立法
问彭高峰是否痛恨这些人贩子？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痛恨人贩子的同时，也痛恨我们麻木不仁的政府。小孩丢失了，为什么必须二十四小时后才立案，而且必须有明显证据才成立，广西莫红涛不给立案，丢失五个月，不符合立案条件，作为疑似人口遗失档案。”
为什么公安不立案不作为呢？彭高峰说：“立案与不立案，干的工作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这关乎立案率和破案率的关系，立案率直接和他们的政绩挂钩，好破的案子他很快帮你立，被评为优秀派出所。如果是不好破的案子，很难给你立。”
“就像我的案子，民警万一查到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他们都不会去解救，他们明知道孩子是拐卖，他们只要把DNA输入，很快就可以解救这些孩子，但这些有劳而没有利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干。如果不是媒体高度关注，这种不讨好的事情公安不会管的。我为了这个事情，全国各地都去了，见了很多，都是一些孩子，警察都不过问，很残忍的，没有人过问。”
彭高峰和其他志愿者现在最希望的是推动为失踪儿童立法，打击买卖儿童，保护这些弱小的生命。目前法律对买方不打击，买方没有罪，就等于提供市场给无业游民拐卖儿童。
他又表示，其实杜绝拐卖儿童一点都不难，但必须政府出面。“其实很简单，建立全国儿童和父母的DNA数据库，当发现来历不明的孩子，一对DNA就可以知道了，另外警方只要花点时间跟踪儿童不就找到源头了吗？”
更难的事情，这种冤屈不知道往哪里倾诉？“就像一个气球一样，长期压你，把老百姓都逼迫到没有办法。问题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去北京更不合适，奥运期间去北京，北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便衣警察。你去那里，连有关部门都去不了。”
“到底有没有人管我们的事情？”这是彭高峰和其他失踪儿童父母心中永远的疑问。◇
一辈子的心痛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书中这样写：拐卖儿童是超越谋杀的罪恶，比如我的小孩，在地震中一下子没有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你会疼痛很久，会恢复过来，继续下一步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是小孩还活在世上，他牵动你一辈子，你永远没有办法摆脱。”——失踪儿童父亲 彭高峰
四川大地震中不少孩子在灾难中死去，也有不少孩子失踪。(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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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卖儿童 民间救助vs.官方漠视
文 ◎ 季达
对于失踪儿童的个案，大陆公安不理不睬，甚至连立案都困难重重。（Getty Images）
在中国，平均每天有一百九十二个儿童被盗卖。这场在中国孩童间流传的“瘟疫”，病根恰恰是政府的一胎化政策。在官方的刻意漠视下，民间的协助是寻子父母唯一的希望。
“宝贝回家”是中国的一个网站，专门向社会传达失踪儿童信息，帮助家长寻找失踪的孩子，也帮助流落在外的孩子寻找亲人。网站的创建人，吉林通化市张宝艳，几年前曾经历过一次孩子“失踪”的虚惊，因而开始了她关注失踪儿童的历程。
张宝艳发现通化市会不定期出现很多行乞的孩子，他们大部分在五岁到八岁之间，在地上垫块胶布，以手代脚在地上行走，但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健全的，他们来得突然，人数也多，不久又会突然间都不见了。张宝艳觉得这些孩子是被人操纵的。
“宝贝回家”的另一位创始人秦艳友也有这样的感受，他曾经见到几个孩子一起在街上走，其中两个孩子的胳膊都是从小臂处齐断掉的，“其实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说过，很多孩子不见了，是让人拐走了，然后把孩子弄残疾来获得大家的同情心。当时我不相信，觉得人不能这么残忍吧。后来我在大街上看到的很多孩子恐怕真是这样的。”他对中国的媒体说。
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就可以看见不同的孩子在身体相同部位有着相似的残疾。在这个网站上，有数千名失踪儿童的相片和详细资料，再加上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使得不少家长找到了他们失踪的孩子。
央视漠视澳洲华侨的求助信
“我的孩子叫黄嘉铭，一九九七年一月出生，华裔澳大利亚人。二零零七年，我带着儿子回到祖国探亲，没想到却发生了让我痛不欲生的事情。就在零七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天下午，在宁波市中山广场儿童乐园，儿子才刚刚走出我的视线两分钟，就不见了。那以后的四百三十个日日夜夜，我翻遍了宁波的大街小巷，走遍了浙江全省。期间也曾出现过孩子的线索，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只要找不回孩子，我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这种痛苦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甚至想到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绝望极了，千里迢迢的把孩子带回自己的祖国来，却把孩子丢失在这里，我的精神要崩溃了。
六月二十九日，爸爸打电话说在央视音乐频道一个赈灾的歌曲MTV上，他发现了一个和黄嘉铭极度相像的孩子，当我上网的时候，“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者也给我发来了央视的视频，我看了节目心都要蹦出来了，我敢确定，那就是我丢失了四百三十天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灵魂，我活下去的全部勇气和希望。
在此，我非常非常诚恳的请求中央电视台，能够将这首歌曲MTV的制作资料透露给我一部分，我只要整个晚会五十二分零零秒到零四秒之间那部分学校孩子敬礼的镜头的资料，哪怕仅仅告诉我是哪个学校。请体谅一个丢失孩子母亲的痛苦，请理解一个千里回国探亲却在祖国丢失了儿子的同胞的悲哀，请可怜一个无助的普通人的求助。”
这是一封刊登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的求助信。中国中央电视台并没有给这位澳洲华侨更多的帮助，因为“电视台编辑也不知道资料的来源是哪里”。
信件来源请参考：http://www.baobeihuijia.com/bbs/dispbbs.asp?boardid=16&ID=9725&replyID=9725
成功案例：失踪十六年寻回家
“宝贝回家”网站是中国一个纯粹的民间网站，据介绍目前在中国有六千多名志愿者，也有很多幸运的案例。
十六年前，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年仅五岁的毛洪与同伴在院子里玩耍时失踪。“我知道是人贩子把我卖了，”十六年之后，已经找到自己家的毛洪说：“我一直知道福建家里的爸爸妈妈不是我真正的爸爸妈妈。”毛洪隐约记得被人贩子带走那天，他是跑到院子外面的商店里买爆米花，不知怎么就跟一个中年男子走了，上了公共汽车后，他哭了起来，喊着要妈妈。男子用什么东西在他脸上捂了一会，他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火车上了。
“我被带到一个房子里，那里有很多小孩，我哭着要回家，那里的大人就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放到一口很深的井里，说你再哭就淹死你。”毛洪回忆说。后来，毛洪就被卖到了一户人家，长大了他才知道那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个小镇。
据贵阳《都市报》的报导，初中二年级读完后，养父母带着十五岁的毛洪去山东济南学做生意。一年不到，毛洪就离开了养父母。他去过很多派出所，还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做过寻找父母的广告，在网络上的一些寻人网站和论坛里也发过很多帖子，但一直没有消息。
一个在北京的朋友告诉他，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个寻人的资讯，失踪人的名字就叫毛洪，失踪时间跟他很近。毛洪立即到网上去查，果然看到那个寻人资讯，并得到了一个贵阳市的位址。
五十岁的毛长安一看到毛洪，眼泪就掉下来了，“真的是我家的毛洪……”妈妈闻讯赶来了，扒开毛洪的头发，看到他太阳穴边的一道伤疤，抱着毛洪就哭开了。
八十六岁的奶奶扑上前来，抱着毛洪，叫了一声：“儿啊……”便泣不成声。
每天失踪一百九十二个儿童
毛洪是幸运的。毛洪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已经五岁，起码已经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家住的城市，但大部分被拐卖的儿童，却可能从此下落不明。
英国《观察家杂志》（Observer Magazine）今年初报导说，在欧洲国家儿童失踪案只是零星发生的，而在中国这种事情却越来越普遍。
在中国，平均每天有一百九十二名儿童失踪，消失在他们的床上或街道中，这甚至超过英国全年失踪儿童总数的两倍。
这篇文章说：如果每天有一百九十二人死于同一种病，你会认为那种病是瘟疫，那肯定是瘟疫。而像盗卖儿童这样的“瘟疫”，在中国却没人谈论它，尤其是北京当局更是讳莫如深。北京当局不承认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没有认真地去追究原因。一胎化政策让人一心想要一个男孩，造成自一九七九年该政策开始实行以来超过四千万女婴流产，而男孩的售价可以是一般人半年的工资。这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男女比例失调。
像盗卖儿童这样的“瘟疫”，在中国却没人谈论它。（法新社）
文章认为，北京当局对贩卖儿童问题不置可否，是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要回答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领域——造成如此多的儿童被绑架是因为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那么自然会引导人对这个民愤极大的政策的冲击。
《观察家杂志》的估计数字相当保守，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估计，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二十万儿童失踪，而一些民间机构的统计，则认为目前中国大约有六十万件仍在进行的寻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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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保护些什么？
中国是最早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的国家之一，且看看此公约的基本保障有什么内容?
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第三十五条（防止诱拐、买卖、交易）
签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之国内、两国间或多国之间之措施，防止儿童受到任何方式或任何目的之诱拐、买卖或交易活动。
第三十六条（避免其他各种形式之剥削）
签约国应保护儿童使其免受有害其福祉之各种形式之剥削。
第三十七条（禁止刑求及剥夺自由）
签约国应保证：
一、所有儿童均不受刑讯或残忍、不人道，或有损儿童品格之处置或刑罚。也不得对十八岁以下之罪犯科以死刑，或不可能获得释放之无期徒刑。
二、所有儿童均不受非法或用恣意之方法剥夺他们之自由。
三、对丧失自由之儿童，除应以人道和尊重其人性尊严对待外，并应考虑其年龄之需要作适当之处理。对丧失自由之儿童，除非认为丧失自由之儿童与成年人相处较为有利，否则应与成年人隔离。又除非有例外之事情发生，儿童应该拥有与家人通信、见面与接触之权利。
四、所有被剥夺自由之儿童，有迅速受到法律以及其他适当协助之权利，并有权就其自由被剥夺之合法性，在法院或其他具有权限之独立、公平机构提出抗辩，并要求作迅速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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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失踪儿 美国香港总动员
文 ◎ 梁珍
二零零六年九月，德克萨斯州一名两岁男孩凯文失踪，接获报案后，五十名警察、两架直升机在附近数公里展开搜索，随后向当地五千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第二天，一百多名志愿者加入搜救。第三天，小凯文终于被寻获了。
中共国务院发布的“二零零六年美国人权纪录”称，美国儿童失踪数量惊人，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八十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这个数字不假。不过，其中七十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的，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
美国．投入巨大警力和社会资源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田方萌曾经在〈美国如何寻找失踪孩子？〉一文中比较两地的不同。田方萌指出，“孩子失踪这样的事情也只能依靠政府解决，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十分强大，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家长联系警方，或是提供警方更多线索。”
他写道：“拐卖儿童的事件在美国几乎没有，一是因为美国不存在人口贩卖的市场。二是因为美国为寻找失踪儿童投入了巨大的警力资源和社会力量。”
他举例道：二零零六年九月，德克萨斯州一名两岁男孩凯文．布朗失踪，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在凯文家附近展开了搜救行动。随后，五十名警察开始在数公里范围内大面积搜索，还动用了两架直升飞机，其中一架配备热感应装置。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没有发现凯文的踪迹，于是启动了“全国儿童警报系统”，向当地五千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引发当地社区的关切。第二天，一百多名志愿者加入搜救行动，他们走入茂密的丛林，还打捞了许多野外池塘。第三天，直升飞机终于在一个池塘边发现了凯文。
除了接到报案后紧急行动，美国还设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Missing and E◇ploited Children），开通多种语言全天候的热线救助服务。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标准化的寻人布告，也可以请求该中心出动配有警犬的专业搜救小组。美国几家电信运营商也加入了这一系统，失踪儿童家长可以通过短信向手机用户发出求救资讯。
香港．设有专门协寻机构
即使在同属中国国土的香港，对待失踪儿童也和大陆有着天壤之别。香港警方专设保护儿童政策组负责调查失踪儿童案例。据香港警方零七年公布的数字，零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名十六岁以下人士报称失踪，较前年二千七百七十三人减少约一成，大多数失踪儿童均可寻回。
但如果孩子回了大陆丢失，就困难重重。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五岁的香港智障少年庾文翰在过罗湖关的时候丢失了，外界估计很大可能是在大陆丢失了，虽然香港要求深圳公安出动警力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回来，即使如此，庾文翰的母亲还获得政府的一笔赔偿费。
中国．政策疏失耽误救人
相比之下，二零零四年，湖南怀化的五岁男孩戴特株在家口门失踪，其家人随即展开了长达三年，耗资五十万的寻子行动。仅寻人启事戴家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五百万份之多。戴特株的祖父戴子初因为寻找孙子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可还没有找到孩子。
戴家已经算是较为殷实的小康之家，倾家荡产尚且如此，普通家庭更是无力寻找孩子。
田方萌批评中共公安部门“儿童失踪不足二十四小时，警方不能立案”的规定耽误救人，而且很多警方还要求戴家出示拐卖证据。
他最后感叹道：“在位者应当明确意识到，儿童失踪案件乃是危及政府威信的大事——你连人家小孩都不管，谁还敢在这个国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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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寻成功 宝贝回家后…
文 ◎ 梁珍、季达
深圳一岁孩童莫金昌失踪前的照片。（莫善何提供）
失踪被找回的孩子如凤毛麟角。即使被找回来，孩子的心灵创伤和肉体伤害还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平复。而孩子遭拐卖后家庭造成的损失又能向谁追讨呢？
年仅一岁半的莫金昌失踪了三个月后被找回。他被找回的概率几乎等于中了六合彩，带给家里人的快乐远比中六和彩还要大。
“老天帮助了，老天有眼呀！”虽然莫金昌已经回到家中半年多了，莫金昌的奶奶在接到记者电话时，仍然抑制不住的开心。
莫金昌是深圳宝安区西乡三围社区莫善敏的四子，但前面三个孩子中，两个都是女孩，第三个又是智障儿，莫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莫金昌身上。
特别是莫的奶奶，单亲家庭抚养大儿子，一出世就把莫金昌当掌上明珠。
莫金昌被解救后在河南福利院的照片。（莫善何提供）
摩托车光天化日下抢人
莫父的弟弟莫善何，一位在广州警校就读的大学生，向记者讲述了莫金昌被拐卖的经历。
去年十二月十日下午四点半，仅一岁半大的莫金昌跟随父亲后面回家，即将要进入家门时被一陌生男子强行抱上摩托车带走了。据称这个男子已经在附近待了好长时间，一直在找时间下手。
莫父发现儿子被抢了，马上追上去，但已经不见踪影。莫父随即报警，但警察很久才过来，之后也不理不睬。莫家只好发动全家到处张贴寻人启示，悬红四万寻子，又向媒体曝光，广东及香港的多家媒体都报导了这个事件。但孩子还是没有找回来，莫家还经历无数次遭受骗子勒索等遭遇。
而当地派出所不满他们向媒体曝光，还派人驱赶记者，又出言恐吓莫家。
志愿者帮助下寻回
后来他们又将孩子的照片上网，还和其他家长成立寻子联盟。期间得到志愿团体“宝贝回家”的帮助，他们的案例被广泛发到网络上。
就在他们快失去信心的时候，今年二月底“宝贝回家”致电莫父，河南一位报社记者把一个被解救出来的孩子的照片传到该网，要他赶快上网核对一下是否是莫金昌。
莫父一眼就认出自己的儿子，随即在三月一日前往南阳相认。
原来抢走莫金昌的是住在他们附近一个区的陈姓潮汕籍男子。陈在潮汕没有找到买家，就抱着孩子去了河南南阳，试图卖给一名女中巴司机，后被该司机和其家人在十二月底设计擒获。
深圳公安否认孩子丢失
河南警方向全国发出孩子资料，但深圳警方却答复没有这个人，错过相认机会。
南阳警方只好把莫金昌安置于南阳市福利院，直到河南记者将资料上网后才得以团圆。
莫善何气愤的说：“我们家的案例在媒体广泛报导，深圳警方居然还答复没有这个孩子。”
他感叹孩子能够找回来完全是天意。“一环扣一环，缺少一环都不行。如果没有那对正义的夫妇，没有那个正义的记者，没有志愿者的帮助根本不行。孩子的解救完全是靠民间力量，网友的力量。大陆政府又是这样的，对民生不是很重视。整天都说把人民放在前面，但都不是这样。”
莫善何现在也成为帮助寻子的志愿者，每每在街上看到乞讨的儿童、卖花童等来历不明者都会拍下照片，发到网上，希望能够帮助其他的父母。
孩子受惊吓半夜哭醒
孩子找回来了，但留给莫家的还有一连串问题。
因为不适应北方天气，莫金昌找回来时脸上全部都是冻疮，脸肿的像个包子，至今脸上还有疤痕。最紧张的是，家人发现莫金昌和以往不同。每天半夜都会惊醒好几次，哭得很厉害，手脚用力的拍打床板。“我估计他受到恐吓，人贩子承认曾经打过他几次。”莫家准备带孩子去看精神科。
另外，卖鸡为生的莫家为找孩子已经花费了数万元，现在莫善何又失业了，家徒四壁，其中的损失又向谁追讨呢？
“我们向人贩子申请赔偿，法院不支持。说我们没有受到损失。要赔偿等公诉案件完了之后，还要自己花几千元请律师。”莫善何无奈的说。
然而比起其他还在寻找失踪儿童的父母，他们不知幸运多少倍？◇
失踪儿童 宝贝回家网站
http://news.sina.com.cn/z/lostchildren/index.shtml
──本文转自第83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
http://mag.epochtimes.com/085/1.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