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5日讯】我是在民国八十二年考进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班的。考取博士班当然很开心，不过又不好意思太张扬，因为我考的是三民主义研究所，全世界除了台湾绝无仅有。事实上，我的确从在国立政治大学三研所硕士班就读起，就老是面临周遭亲友的质问。他们总是问，三民主义是学问吗？值得你穷经皓首吗？要不就问，你是中国国民党员吗？你想当官吗？
我天生反骨，厌恶一党独大，爱好自由，该怎么来面对自己内在价值的挣扎呢？首先，三民主义作为台湾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历史偶然遗留的问题，因为当日本放弃台湾主权后，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随即有效地统治了这块土地。其次，将三民主义学术化一直是党国意识型态教育努力的方向，因为这样才不会使《国父思想》或《三民主义》的教学与〈宪法〉保障思想与学术自由的价值相冲突，而台湾学界至少已成功地为三民主义找出作为国家发展理论和社会科学科际整合的研究取径，而这则正是我的学术兴趣所在。第三，三民主义内含并指向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普世价值，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建国理论，三民主义的意理本就不应当由国民党一党垄断，当我取得三民主义的博士学位，我也将拥有三民主义的诠释权。第四，再怎么说，这里毕竟是中华民国教育部核定通过设立的学术机构，不是国民党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一切照学术规矩来，要受到学术社群全体的检验，任凭你政治忠诚度多高，专业研究和学习表现不佳，还是毕不了业。第五，国立台湾大学，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学，并且由傅斯年校长在两岸分裂后嫁接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这里居然有一处学术自由不存在的角落，我们就让它有。第六，如果“三民主义”的名称让人望文生义，折损了三民主义研究所的价值感，我们就当顺天应人，换掉招牌。
我在台湾已经完成民主转型的时代里，在台大三研所整整花了九年的时间来攻读博士学位，我尽可能地向这里的每一位老师学习他们的学问和人生经验，自由地参与我感到兴趣的学术活动和研究、以及关联到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许多公共事务，充分地运用台大的资源填满我人生最后一个学生阶段，并且从中累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我曾经在《国立国父纪念馆馆讯》发表〈以台湾为思考本位的三民主义论纲〉，尝试对三民主义进行本土化的批判和典范革命，我也努力使周遭的人事因认识我和肯定我而对于三研所有所改观；我以自身为证明，刻意颠覆三研所给人的忠党爱国刻板印象；我更援引参与政大三研所长期改名辩论的经历，参与台大三研所的改名，在《台大校讯》撰文鼓动风潮，协助陈春生所长争取校务会议中的学生选票。我两度获得国父纪念馆三民主义研究人才进修奖助，赢得中山思想论文首奖，民国九十年当选台大优秀青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年代台湾宪政改革之研究──民族主义与民主转型的观点》在李炳南教授的指导下，获得当年二○○二年度财团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会暨纪念陈同仁先生台湾研究博士论文奖首奖。我那年少时曾经迷惘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而遭到国民党政府依〈戡乱时期预防匪谍再犯管教办法〉管教与监视一生的父亲兼台大学长，出席了我的毕业典礼。
毕业时，我是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法学博士。
民国九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十时于台北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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