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一千万名战死者、两千万名负伤者以及六百万名俘虏，再加上后来发生的大恐慌所引起的大量失业后，社会已经不需要这种“经济至上主义”了。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已经不成其社会了。社会已经厌倦了为经济而生、为经济而死、为经济而战、为经济而休战等事情了。
然而，当时用来跳脱经济至上主义的，只有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名的极权主义而已。亲手争取到民主主义而对它有所偏爱的英国与法国，仍坚持于民主主义，而对于是否要发展为极权主义感到犹豫。
但是对于德国与意大利而言，民主主义只是国家统一下的副产品而已，两国都按捺不住地拥抱国家社会主义。二者都是由几个小国统一起来，而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形成民主主义的。日本也是，幕藩体制后，随着明治中央集权政府的成立，取得了参政权。
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军国主义，不是压迫，也不是暴力；这些都只是附属品而已。它的本质更为深沉，是一种要跳脱经济至上的主义。这是杜拉克的分析，也是当时他眼中所看到的全球状况。
在纳粹德国的时期，工厂里最有权的不是厂长，而是身为资深党员的警卫；商店里最有权的不是老板，而是可直通柏林的新进店员。
国家社会主义，是要跳脱经济的秩序。在大众悲切呐喊着要拒绝经济至上主义与它所带来的一切时，这是因而出现的答案之一。至于这样的答案好不好，就是杜拉克的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所探讨的主题。
二十三岁的杜拉克
一九一四年，杜拉克四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少年时期的杜拉克所看到的，是父亲阿道夫与友人汤玛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间所谈论的“文明的末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马克思斯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间的争斗。
一九三三年二月某天晚上，杜拉克亲眼清楚地目睹其后的欧洲与世界的模样。地点是祖国奥地利的邻国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那是杜拉克二十三岁的时候。杜拉克当时是法兰克福的一大晚报《法兰克福纪事报》的经济部记者，十分活跃。由于大战后的壮年者不足，杜拉克也帮忙写评论。还有经济刊物也经常找他写外稿。
同时，杜拉克又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法律系的无给助教。有给的经常性讲师也已经唾手可得了。而且那一阵子，他仍持续代替老教授讲授国际法。博士学号，他在两年前已经取得，题目是〈准政府（叛乱者、流亡政府、近乎独立之殖民地）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此外，科隆的报社也准备找他担任国际版的编辑。而且不久他马上就能到科隆大学或附近的伯恩大学担任兼任讲师。无论如何，杜拉克绝对能以国际法学家之姿在德国学术界发展下去。
大街上，右派与左派的社会主义仍在激战。但一月底的国会中，在前一年十一月的选举中席次减少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由于保守势力的支援，已经少数党之姿取得了政权。
1933年2月下旬的那天，大学里出现一批纳粹政权下代表新秩序权力者的“纳粹政委”（国家社会主义人民委员）。他们很快召开了扩大教授会议，把包括助教在内的全体教职员集合在一起，宣布新方针。他们一一指着系主任的脸威胁，说“谁有不满，就送到收容所去”。
杜拉克很明白，在极权主义下，无论是右派或左派，都无法撰文或教书，也无法担任研究者或记者，根本生活不下去。
刚好就在那阵子，杜拉克意识到，事态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势必得公开说出自己的信念与立场不可。于是他写了立宪政体论，交由杜宾根的知名出版社莫尔出版。
那天晚上，杜拉克完成了最后一校的工作。他打算隔天把校好的稿寄还给出版社，自己就此搭火车离开法兰克福。先不管要去哪里，到了这种地步还写什么立宪，也不可能再在纳粹掌握权力的德国待下去了，就算你是持有护照的外国人也一样。总之，先回到维也纳好了。
然而，此时却有人前来找他，是以前的记者同事莱茵霍德．汉修（Reinhold Hensch），他是派驻到市公所的市政负责人，也是资深纳粹党员。传闻中，他也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奉党的指示，我现在负责管理法兰克福的所有媒体。我原本想把《法兰克福纪事报》交给你编辑，但今天跑到报社去，才知道你递辞呈了，惊讶之余才来找你。”
“我把社长赶走了，犹太人很让人困扰。总编辑我也开除了，他既是红的（共产主义者），太太又是犹太人。如果你现在愿意接手，未来将不可限量。你还要回维也纳去吗？别辞了，来帮我吧。我们很想来场社会改革。”
追求能跳脱“经济至上”的主义
身为“社会性存在”的人，需要一个能发挥社会功能的社会。那么，社会要想发挥功能，有什么条件呢？第一，社会里头的人们，必须全员都有定位；第二，全员都要有可扮演的角色；第三，社会里的权力必须要有正当性。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社会，并无法满足这三项条件。
主张“自由追求利润，人人都能丰足”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造成了无数贫困受虐的人；主张“这些无产阶级只要能取得生产工具，就能展开千年的无上幸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只是带来僵硬的阶级社会而已。
这两种经济至上主义的双胞胎，都失败了，都无法为人民带来自由与平等，也都无法给他们定位与角色。而且，权力也没有正当性。
取而代之、由汉修所代表的大众所坚持、以“跳脱经济至上的主义”之姿存在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也不会是工业社会中组织原理的解答。虽然它并非解答，但已无去向的世界，应该还是会委身于法西斯极权主义之下吧。@
摘自 《一本读通克拉克》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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