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德国也一样，正处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不久就要革命的肃杀气氛中。杜拉克来到汉堡，是在十七岁、快要十八岁时的事。
当时的他是有什么就读什么，乱读一通。英国、法国、德国的文章，他都读。不过，后来他读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文献愈来愈多。某天傍晚，他接连读到两本书，决定了他其后一生的命运。
这两本书是英国的政治理论家、保守主义之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所写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年出版），以及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杜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所写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87年出版）。
在当时纷乱的社会中，别说是自由与平等了，就连群体关系与人性，也都渐渐流失。在这样的日常环境中，杜拉克身为十八岁大一学生的心，与主张“政治应该扮演的角色，是让法国继续下去与变革下去”的保守主义祖师爷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产生了强烈共鸣。
同样的，杜尼斯的主张“人需要一个能找到自我定位的共同体，也需要有角色能够扮演角色的社会”，也让杜拉克的心为之憾动。即便杜尼斯主张的“让田园共同体复活”不太可行，但只要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应该就会需要一个能够与他人产生连结的共同体。
在法兰克福脚踏两条船
要说它是当然也是可以，自觉已经在港都汉堡待不下去的杜拉克，搬到了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去，也转学到名校法兰克福大学（Frankfurt University）。由于他能讲英文，工作也换到了美国体系的证券公司去。而且半年过后，他就发表了确信景气上升的论文，刊登在一本经济刊物中。
然而，杜拉克这篇使用了最新理论模型与数据的论文才发表不久，就碰上了股票暴跌、全球大恐慌的事件。那是一九二九年，杜拉克十九岁时的事。自那时起，他就一概不使用理论，尤其是数学模型来做预测了。
原本工作的证券公司倒闭后，杜拉克前往自己原本经常投稿美国经济短评的晚报《法兰克福纪事报》（Frankfurter General-Anzeiger），成为经济记者。杜拉克人生的重大转折，就是出现在这段期间。他很快获得这份报纸拔擢为负责国际问题与金融问题的评论委员，每天写一篇评论，也有时候是一天两篇。这是他二十岁时的事。
根据杜拉克自己的说法，这并非因为他格外优秀，而只是因为在一千万人因而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欧洲很多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工作者都战死了，所以才会起用他这个年轻人。
即便如此，当时的他也下定决心，只要是身为新闻记者所应该知道的事，自己就不能不去知道。不只如此，在德国也很有名的新闻编辑艾力奇．唐姆劳斯基（Erich Dombrowski），也在报社里给了他彻底而严格的训练。当时，唐姆劳斯基每半年都会举办一次检讨会。在后来的七十多年中，杜拉克一直都保有在每年夏天举行“自我检讨会”的习惯。
逃离极权主义
二十一岁时，杜拉克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还以依然在学的身份代替主任教授讲过课。顺便一提，在杜拉克代上“国际法”课程时曾在台下听讲的学生之一，就是后来成为杜拉克夫人的德国女子桃乐斯．舒密兹（Doris Schmitz）。桃乐斯是德国缅因兹（Mainz）当地出身的，原本希望研究物理，却在母亲半强迫的劝说下，进入了法律系。
后来在伦敦，有一天她在皮卡迪利圆环（Piccadilly Circus）的地下铁长长的电扶梯上和杜拉克错身而过。杜拉克搭往上的电扶梯，桃乐斯搭往下的电扶梯。两人为了追上对方，都改搭反方向的电扶梯，结果再度错身而过。这种戏剧性的重逢，让两人陷入爱河。在了解培育出现代社会的哲人杜拉克的时代后，请各位可以去看看桃乐斯．杜拉克所写的回忆录《直到与你相逢为止》（Until I Met You, 1996年，野中知世译）。
在法兰克福时代，杜拉克拒绝了成为纳粹干部的记者同事对他提出的入党邀请。此时的杜拉克虽然是持有护照的外国人，却也参与不少德国保守党的宣传活动。纳粹后来掌权后，曾允诺让杜拉克成为报社总编辑兼党细胞，但想当然尔，他又拒绝了。
不但如此，对于社会的继续与变革已有深切问题意识的杜拉克，曾针对法治国家概念的催生者之一、议会主义者佛烈德里耶．尤里乌斯．休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写过评论，并于一九九三年四月获得知名出版社莫尔（Mohr）出版为法律行政丛书第一百号，这可是破格的待遇。那本书的书名是《佛烈德里耶．尤里乌斯．休塔尔──保守的政治学说与历史的变迁》（Friedrich Julius Stahl: Konservative Staatslehre und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法治国家，正可做为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一种机制。
纳粹当然不会喜欢有人著书谈论法治国家，因此身为信奉立宪政体的保守主义者暨基督教徒，杜拉克体认到自己无法在德国担任教职，也无法以撰文为业，于是前往英国。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很想离开让他作呕的纳粹所在的欧洲大陆。@
摘自 《一本读通克拉克》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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