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0日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朋友转发来一组照片，题为《悲惨世界：央视都不敢公布的照片》。令人震惊的十多帧彩照捕获了当代中国赤贫地区的一些孩子的悲惨形象，其真实性难以置疑。看完之后，好几天，那些画面一直盘旋在脑海，如梦魇一样挥之不去。
就在这时，我关心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克莱齐奥来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学院典雅的演讲厅发表了获奖演说，题为《在“悖论的森林”里》。“悖论的森林”一语，出自瑞典作家斯蒂格‧达格曼（Stig Dagerman），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克莱齐奥于去年获得“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颁发文学奖。令人惊异的是，克莱齐奥的演讲，竟然好像就是针对那些中国照片有感而发──尽管他并不熟悉中国当代贫困乡村的赤贫，但他熟悉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的赤贫，因此，他谈论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例如演讲词的结语：
“……文学的教化与反饥饿的挣扎或抗争是有关联的，是密切地相互依赖的。失去了一端，另一端就不能成功。两者都需要行动，两者都在鼓励我们去行动。因此，在这开始不久的第三个千禧年，在我们共享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孩子──不管其性别、语言或宗教，都不能被抛弃到饥饿中，都不能被忽视，都不能从盛宴中赶走。每个孩子的身上都寄托着人类的未来。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这个王国属于每个孩子。”
克莱齐奥受到达格曼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他引用了达格曼发现的这样一个“关于作家的基本悖论”：
“奇怪的是，例如，作家在付诸行动时，一方面，他觉得地球上似乎没有什么比文学更重要的了，另一方面，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视若无睹：人们正在饥饿中挣扎，他们因此必然会把月底挣到了什么东西视为最重要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他遇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悖论：当他真心希望为那些饥饿的人写作时，他发现，只有那些吃得饱的人才有闲暇注意到他的存在。”
达格曼最后是在悲观绝望中自杀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和悲剧现象？克莱齐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根治饥饿和扫除文盲，是人类历史的两大当务之急，是我们远远没有完成的两大使命。”
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这些素朴而伟大的真理，必须以不同的语言和意象不断重复。君特‧ 格拉斯早就在题为《未完待续》的诺奖获奖演讲中谈到“根治饥饿”的问题。他以幽默的口吻揶揄诺贝尔基金会没有颁奖给“根治饥饿的科研项目”，他接着勾勒了一幅幅与饥饿形成反讽对比的画面：先进医学发明的人体内脏移植和高科技太空技术，以及“有助于延缓其主子寿命”的新式武器的开发。诸如此类可资对照的画面，在中国自然唾手可得：当年中国最大的“主子”最后几年常去上海换血，换“同类型年轻人的血液”，以及今年的奥运排场，“神七”上天……。正如格拉斯所言：要根治饥饿，政治认识与科学认识应当达成共识，假如政治家推诿责任，文学家就应当承担责任。
从克莱齐奥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话来看，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在古希腊就有人意识到了，就有了人文精神的萌芽。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弘扬了这一希腊传统。克莱齐奥和格拉斯都谈到他们崇尚的拉伯雷和斯威福特等伟大作家。
克莱齐奥指出，最伟大的法语作家、幽默大师拉伯雷，是为饥饿的人代言的喉舌，早就以市井俚语嘲笑过权势者和神学院卖弄学问的假学者，却同时觉察到“革命的悖论”。“如果说，这位作家手中的笔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美德，那就是，它从来不会用来赞美权势者，即使是模糊的涂鸦，也不会献给权势者”。
克莱齐奥表示：“文学是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是用来给大多数人仍然感到异样的观念和意象添加燃料的──这个观念是令我们每个人感到恶心的源头”。
无疑，克莱齐奥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每个人”，是指那些有起码的道德良知的作家和读者，其涵盖面，尤其是在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宽泛，因为对于不少中国“知识精英”来说，他们早就习惯于并且仍然把文学用作附庸权贵的奢侈品。假如有良知的作家想给弱势群体的观念和意象添加燃料，他们便会横加指摘：文学与政治无关呀！现在正是百年未遇的太平盛世呀！不要老是看到中国的黑暗面呀！于是，正如格拉斯所讽刺的那样，讲述历史的悲剧社会的伤口的故事，这也到此为止，再也没有“未完待续”了！
然而，反讽的是，中国赤贫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使得许多人仍然难以摆脱“东亚病夫”的阴影。最近，中国教育部不得不透露：中国现有15岁以上的青壮年文盲1.14亿。这是几十年开放改革的又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成果”！
格拉斯告诫作家：“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摀住的伤口，他们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窥视，发现了食品柜里吃剩的骨头，发现有人甚至贪吃神圣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语建议：在英国贵族的厨房里，不妨把爱尔兰儿童‘烧、炙、烤、煮’，好好享用。”因此，在格拉斯眼里，拉伯雷和斯威福特均属于这类作家：“他们乐于与那些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讲坛诉说的失败者搅在一起……。”
像克莱齐奥和格拉斯一样，诺奖家族中的多丽丝.莱辛，同样属于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贵族”。这与他们青年时代自身的苦难经历是分不开的。去年，年迈的莱辛不能来瑞典，发表了书面获奖演讲词（笔者的中译题为《远离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们》）。莱辛一开始就谈到为了温饱而遇到的一个环保问题：在她长期生活过的五○年代的津巴布韦，人们因为要吃饭、要烧柴而不得不滥伐森林。接着，莱辛谈到八○年代的津巴布韦的一所“学校”：它有四间大砖房和半间房子的图书馆，教室里有黑板，老师经常把粉笔放在口袋里以防被人偷窃。学校里没有地图或地球仪，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练习本或圆珠笔。莱辛着力描绘的另一种“饥饿”，是穷孩子对图书的饥饿。莱辛不仅是“扫除文盲”的倡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她加入的一个小组织，曾先后得到挪威和瑞典的资助，其主要工作是想方设法收集图书，然后把图书或邮寄或直接开车送到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的贫困乡村。
国际慈善机构和莱辛这样的人道义工提供的无私援助，滋养了一代津巴布韦黑人知识分子。今天，不少津巴布韦诗人、艺术家和自由记者聚集在“饥饿诗歌冲击房”（The House of Hunger Poetry Slam）网站，出于“对自由的饥饿，对被聆听的饥饿，热切希望以词语来塞满这个房间的饥饿”，他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诗歌冲击，正在促进津巴布韦走出政治危机。
像几位津巴布韦流亡诗人一样，克莱齐奥、格拉斯和莱辛，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流亡作家。克莱齐奥在演讲中还谈到索尔仁尼琴、索因卡等许多杰出的流亡作家，但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个流亡的悖论：他们被迫逃亡了却并没有逃亡，他们仍然在充当历史的见证。在克莱齐奥看来，但丁、莎士比亚、威廉. 福克纳、老舍等作家的某些作品，均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见证的文学。尽管这种文学无法改变世界，却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悖论的森林里另外的树”：“这种‘悖论的森林’，如斯蒂格‧达格曼所比喻的，正好是写作的领域，艺术家不能企图从这里逃亡，相反，他或她必须在这里‘安营扎寨’，以便检查每一个细节，测量每一条道路，给每一颗树命名。”
读了克莱齐奥的演讲词后，我再次凝视着“悲惨世界”的那些照片：衣着滥缕的孩子，或含着眼泪端着一碗稀粥；或正往一口破烂的铁锅里倒破袋里的粮食；或一手往嘴里塞窝窝头，一手捧着课本阅读；或在雪地上背着沉重的柴禾，口里正在吹气呵护冻僵的双手；或伏在桌子上写字，特写的半张脸和一双冻裂染血的小手，配得上罗立中的油画《父亲》……多人集体照中，一位“学校”老师在黄土断墙边正带领坐在石块上的学生朗读课文，墙上残留着“好好学习”的标语；同样构成反讽和悖论的另一帧照片，是一个衣着破烂不堪的六、七岁小姑娘的背影，她手牵一头牛，面对两个差不多同龄的背着书包上学校的学童，画面背景的土墙上，残留着“忠于毛主席就是……”的文革标语……。
中国历来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文学传统，但更高的文学境界，是那些“岁晏有余粮”的饱者和闲者关注饥者之食，劳者之事，为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代言鼓呼。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应当“未完待续”。
在中国“悖论的森林”里，那些无名的缺乏养分缺乏阳光照射的树，那些在幼稚的年轮就濒临枯死的树，正在等待救援，同时也在等待有使命感的当代中国作家为他们命名。
央视都不敢公布的照片…(你有勇气看完吗？？？)
（图片来源http://laiba.tianya.cn/laiba/CommMsgs?cmm=27320&tid=2636823917872703602&ref=stickytopics）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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