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7日讯】谈论唐福珍是否索价太高，没有意义。索价太高，是一个谈判解决的问题；谈判不成，是一个诉讼解决的问题。
唐福珍，这个名字普通到很难令人记住，而一个惨烈的事件将使这个名字难以遗忘。
这个名字是普通的，这个名字后面的人，也是普通的,就像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的人，从出生直至死亡，带着一个普通的名字，过着普通的生活，拥有一张普通的面孔，走过人世一场。我想，唐福珍的希望大概也是如此。
这个名字是普通的，这个名字后面的人，也是普通的。一切是如此寻常易见，一个平民，原本就这样匆匆劳碌一生，不指望也不可能被刻记到任何地方，某种程度上，这种如蚁的状态，大概也可以是一种幸运。
然而，生活不可逆料，如蚁的命运也可能成为妄想。它能将人从来来往往的蚁民中提取出来，从而，一个“蚁民”的命运变成悲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境况，赋予生命的痛苦以“时代特征”。降生在战争年代，枪口就是最寻常的死所；降生在急风暴雨的政治疯狂年代，批判斗争就是最多见的戏份；在这个城市不断长大而权力几乎无所不至的特别的经济时代，拆迁就成为很多人的苦难。唐福珍，普通的名字，普通人，极端的死亡事件，正好就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很多普通人遭遇的象征。
唐福珍自焚而死，没有阴谋，没有煽动，没有幕后黑手，只有她那一幢房子值多少钱这个简单的背景。
唐福珍从来没有变卖房子的打算，但一个重大工程将要经过她的房子，所以她要被拆迁。中国有很多人被认定为“钉子户”，但我很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钉子户。真正的钉子户，是不可谈判的，他只要捍卫自己的“不迁权”。这样的人，在国外或许有之，在中国，谁曾见到不可谈判的拆迁户，有哪个上了拆迁名册的人能不屈服于“发展”的话语？他们只是争取自认为合理的补偿罢了。唐福珍同样如此。
据称有过商谈，据称是没有谈拢，于是唐福珍的房子要被强制拆除。“强制”，是暴力的另一个说法。强制拆除，就是暴力拆除。这就是说，唐福珍的房子，曾经有过拆迁补偿的商谈；而商谈未成，她的房子要因“违法建筑”被暴力摧毁。一个公民的房产，违法还是不违法，大概取决于拆除时是否需要采取暴力的，与房子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或者，公民本身就不太具有“合法建筑”的可能。你怎么能够使自己的房子合法呢？一个合法的房产，需要很多手续，而在农村，手续向来是不齐备的，而且经常是不可能齐备得了。就算拥有各种齐备的手续，就能说一个房产是合法建筑吗？我看并非如此。没有人拥有土地，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城市土地属于国家。土地所有权从集体移至国家，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从这家售与那家，你的房子正好在那块土地上，它在原来那个地方站立，就失去了合法性。你的房子是否违法，取决于它站立的位置是否被惦记。
发生过的拆迁冲突，谁知道有多少？城市在长大，在长高。无论长大还是长高，都不是迪拜那样，沙漠造楼，而是首先要对一些人的生活的场所进行清场。清场是不可商量的，只是以何种方式清场而已。再没有“高高兴兴迎拆迁”的故事，强制拆迁则日益频繁——有时是通过黑道或者地痞，有时是通过执法人员。唐福珍面对的，就是执法人员。
谈论唐福珍是否索价太高，没有意义。索价太高，是一个谈判解决的问题；谈判不成，是一个诉讼解决的问题。可以想见唐福珍面对强制拆除时的绝望。唐福珍及其家人的“暴力抗法”，当然不会有实际效果，他们的“暴力”在执法机器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的，所以“暴力抗法”，不过使暴力的施加变得“有理有据”。唐福珍最有效的暴力施用对象，只能是她自己，就像一切抗议的最后形式，是终结自己的生命，唐福珍以自焚表达了一声绝望的抗议。而抗议无效，抗议也不会被理会，所以唐福珍自焚成功！她的房子不可能维护得了，她的家人则被刑拘，唐福珍已死，否则大概也难逃惩办——自焚不仅是妨碍了暴力拆除的公务，而且制造了事端，抹黑了光明。
唐福珍自焚的火光，映现拆迁中人们的无力感和绝望感，是哀鸣，是失声的嘶叫，也是无泪的愤怒。
唐福珍，一个“蚁民”，盛世中的绝望者，发展中的绊脚石，在一大群拆毁她房子的执法人员面前点燃自己，自焚身亡。事件的背景，自焚的现场，都让人感受到机器的强大及冷酷。
──转自《现代快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