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0日讯】各位听从你们好，我是凌沧州，很高兴来到希望之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来与你们交流。连接收听
就在三月十八号，我和另外二十七位中国大陆公民发表了一个《再见！宣传与谎言》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出来之后，海内外反响还比较热烈。这个声明主要是我们针对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状况有感而发。在这个声明中我们谈到了六十年来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宣传媒体，或者叫宣传喉舌吧，在新闻报导上比较片面，同时有一些对群体性事件、抗议性事件都不予报导，或者延迟报导，或者是片面、主观的报导。
我们特别举出了一些做假新闻的例子，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发了一些“亩产超万斤”的这种假新闻报导。再有比如说去年央视对三鹿奶粉的质量，说它有一千一百道检测关的报导。而且这些报导报完了之后，尽管国人都知道它是假新闻，但是这些媒体都没有就此对人民道歉。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媒体的诚信度都是值得我们大大怀疑的。
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十条再见谎言与宣传，走进良知与真相的十条操作性的手段。比如说第一条是：不再订阅和零买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如果有摆摊的或上门推销的，我们要向它转身。第二条是：不再收看或者收听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电视和广播，在这些电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我们把节目关掉。再有我们对一些网站屏蔽新闻或者不够客观公正的网站，我们尽量少用它的新闻服务、电子交易、电子邮件、搜索引擎。我们尽管使用那些屏蔽比较少一点的，相对比较客观公正一点的网站的新闻服务和搜索引擎。再有就是我们对于隐瞒重大事实或者报导失实的媒体，不接受他们邀请我们作嘉宾，或者现场观众，或者接受其采访。还有一条是对这些报导失实或者隐瞒重大事实的媒体上投放广告的商家的产品，我们也要予以抵制。最后就是我们提议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可以用博客、论坛、手机短信等等方式，转载一切合乎法律的文章，传播事实真相。这是我们《再见！宣传与谎言》公开信的主要内容。
一月份我们还曾经发表了一个《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当时是二十二位学者和律师联名发表的。那么这份公开信出来之后，也是国际媒体美、英、德、法、日、意大利、新加坡等等国家的报纸、电视台也都予以报导。
这说明在海内海外吧，人民对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状况都是非常关注的。而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追求。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比较聚集，各方能够形成共识的，除了即得利益集团，除了一些即得利益的顽固派不认同之外，我认为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知识份子，保守的或者激进的、温和的，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点，共识还是比较强的。
而我们很悲哀的看到，在中国目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比国际上的比起来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那么与我们自己地古代文明比起来也有一定差距。这一点使我们深感忧虑。
我有一句话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媒体，或者叫宣传喉舌，它不说人话，同时也不让人说话。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前一段云南的“躲猫猫”事件。“躲猫猫” 事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李荞明，因为上山去砍树被涉嫌盗窃林木给弄到看守所去了，来到看守所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死了之后呢，当地的警方说这是躲猫猫弄死的，后来又说是瞎子摸鱼给搞死的。但是在强大的网络民意压力之下，云南省宣传部开始危机公关，弄了一个网民调查团。而这个调查团能获知真相的渠道也非常有限，后来网民又人肉搜索出来了，就是这个网民调查团的主要成员，很多都是云南当地报纸的编辑，云南当地网站的编辑。首先这个调查团的成员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到了最后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云南省官方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说李荞明是被牢头狱霸致死的。
我们可以看看从开始的躲猫猫到瞎子摸鱼到牢头狱霸，不断的变化它的说法。而且我还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是周五的下午五点钟。我就不禁要问了：究竟是不是官员们真的勤政忙到非得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来发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周五的时候网民们都开始休假的休假了，忙自己的事忙自己的事了，网络的民意火的也会衰减？这个现象不是独一无二的，是有同类的事件在正值每当一个敏感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选择的新闻发布会要么就是快到年、节的时候、假日的时候，要么就是周五。这也可以看到，谎言在真相的面前其实目前已经是处于守势的状态，就是防守的状态。
但是通过这件事呢可以说明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并不乐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不乐观表现在几个地方：第一，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我指的是报纸、杂志、出版社、电视台、电台。这都一贯是官控的，官营的，从来没有说民间可以自由的办报的这么一个说法，自从四九年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权利就就消失了。
那么网络媒体是可以民营的，对吧？有民营投资，但是也不断的接受各种指令。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的言论空间空究竟如何？第一：论坛，第二：新闻网站的评论，第三：个人博客。在这三个主要的渠道里边，是不是贴子莫名其妙的消失，贴子莫名其妙的蒸发？我还有一句话说，每个，几乎每个网民都有言论贞操失守的时候，都有悄悄的被蒸发的时候。
我前两年写了一首诗，叫做《盗贼与强奸犯出没的互联网》，主要是我那天的博客上发了一篇小诗，叫做《为被践踏的红草莓》写的安魂曲，不到十分钟就消失了。我博客上有一篇叫做《网络垃圾站关于民意的贞德》，今天也消失了，又消失了。就这种言论状况我觉得真是令人非常郁闷啊，所以也是有感而发吧。
那么无论是从纵向的还是从横向的来看，我觉得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处于一个谷底的状态。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汉、唐、宋这些相对比较开明的君主制的时候，文人、学者、作家、诗人都有一定的表达空间。
这两天我在看林语堂先生写的《苏东坡传》，是重读。看来苏东坡时代对朝政的批判，而苏东坡写的言辞都很激进的。当然苏东坡是下狱了，但是是坐了四个月零二十天的牢。整个国家、整个朝廷都是非常热爱人才的，而且朝野有识之士对于一个当局、一个朝廷、一个政权是不是能够站得稳，是要建立在能够赢得民心的基础上，都还是有共识的。
我再说比如一六零零年代，当时明帝国也是风雨飘摇，外面有边患，内部有饥荒，有民众开始要造反了。而这时候大臣们对朝政的批评，对皇上的批评也是非常尖锐的。
所以当代中国大陆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当然提的是非常动人、动听，也感动了一批“愤青”。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看这个口号的实质是什么呢？你究竟要复兴什么东西对不对？我的一个意见是，你要搞中华文明的复兴，你先把汉、唐、宋相对的言论自由，言论宽松的空间给复兴了行不行？你连这个都复兴不了，那你复兴的是什么呢？你招是什么魂呢对不对？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热爱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个学者，从这个角落我来思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那么横向的看一看。当今世界各国，除了古巴、朝鲜这几个非常极权封闭的国家，一个是父传子，一个是兄传弟，在里面弄的可能都是人间地狱。那还有多少国家现在没有进行民主选举，没有言论自由呢对不对？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咱就不说啦，现在咱们四边的邻居们：韩国、日本，甚至过去搞了那么多年共产主义的俄国，我想新闻也是相对自由的。虽然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是也是相对自由的。至少它能让民间创办媒体，我认为民间创办媒体是个指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而且你再看看世界各国法律的文本，对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保护的力度，从法律文本上就确认了。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有一条：不得制定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条目。瑞典有它的出版自由保障法，专门为这个立个法。像德国等其它的西方国家，在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表述的非常详细，比如说它讲到：以文字、图片、口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保护。而中国的宪法上它是有一条，三十五条里面，非常简单，就是：言论、出版自由。
我个人是呼吁明确的把新闻自由写进去。同时中国在这近百年来的宪治文本里还有讲学自由、著作自由、刊发自由、刊行的自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写进宪法的。首先是有法律作为支持，宪法作为保障，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保障法，从法律上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然后才有这种执行的可能，才能看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曙光。
正是基于这么一些宏观的考虑，我们从微观切入，我们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把它们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病毒标本。我们来研究它，为什么这些主要的核心媒体处于一种经常官腔十足，而且做了假新闻也不道歉的这种状态？我们要研究它，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中国的这种新闻舆论是单调一律，而新闻是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它基本是属于是宣传。
在去年下半年，它现在也报一些负面新闻，比如说垄南事件也报导了，像有些报纸《北京都市报》也整版重庆白宫的事情，也上了头版。但是呢非常可笑，可笑在什么地方呢？你一个新闻记者，你的职业至少要客观公正吧？你至少报导要均衡吧？你既要采访当事的这一方，也要采访当事的那一方吧？可是你看一看垄南事件的报导，一些记者的报导引用了当地新闻办的稿子，但是却几乎不或很少采访这些上访民众的声音。
再比如说，一个官方喉舌，一个通讯社，发布的“躲猫猫”的死者李荞民的报导，号称是采访了李荞民他老爹叫李德发。就说这个李德发说：感谢政府，感谢媒体，然后提出了要赔多少钱，目前还没有回复，他满意这个处理，希望这个事尽快完结，不要干扰了他们种田。
就这么一篇报导，我请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一定要记住这一篇无耻的报导。这篇报导想传递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呢？一，无非这个父亲是非常冷酷无情的，非常愚昧，孩子都死了就知道要钱，而且好像这个事情有别有用心的人希望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一样，他希望不要干扰他们种田。
我不禁要问了，究竟是谁干扰了这个种田？难道是网友干扰了李荞民的爸爸种田吗？也许李荞民的爸爸确实说了这些话，但是李荞民的爸爸肯定说了不止这些话，对不对？这个记者是断章取义啊。
同时可以看到西方媒体也报导了这个事，报导的视觉和观点就不一样，点位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新闻报导的微观上，还是创办媒体的宏观上来讲，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状况都不够乐观。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作为一个学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出来为这种状况说点话，冒一点点风险我们也在所不惜。
这两封公开信反响都很热烈，我也收到不少读者的电子邮件，对我们致敬啊、声援啊、鼓励啊、提出建议啊都有。这两封公开信BBC，还有日本的东京新闻、产经新闻，德国的《世界报》都报导了，都予以了诸多的重视。
今天博讯的编辑诗人蔡楚给我发一邮件，就说有人开始冒我的名，盗用我的名义，仿冒我的邮箱给人发呼吁联署《再见！宣传与谎言》信的病毒电子邮件。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手法是比较下作的。我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要么这事对某些人造成心理的恐慌，他们要来搅搅浑水。因为这个公开信没有后续签名这一说，我们没有征集后续签名的举措。所以通过这个发病毒邮件我也说至少一些人想通过这个达到他的目的了，这我不清楚。是不是败坏我们的名誉呢？或者说是败坏公开信的名誉呢？这个不太清楚。
有记者问说：你们这个公开信是不是象征意义的？作用大不大？我跟他说：戈尔有句话说“思想的力量比政治的权力活的更加长远。”我们这两封公开信既有象征意义，也还是能有一定的实际作用的。
我们作为公民，我们首先从心灵上解放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把自己作为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来看待。我们作为公民我们就要表达对国家事务对公共事务的关心。首先我们要公开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公开我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份诉求。
那么其次这两封公开信在大陆的网络论坛上不胫而走、迅速流传。您可以到GOOGLE搜索引擎去搜索一下，您会发现还有不少转载的，当然阵亡的贴子也不少，被删掉贴子的遗迹还在、标题还在，无非网页不能打开。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呼声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两封公开信是反映了我们和公民们的心声。而且我们这个创意也不是凭空杜撰的、闭门造车的，我们也是研究和浏览了很多网上的民意，我们也倾听了人们的心声，我们无非把这个心声放大了。我知道有很多听众与我们有非常多的共鸣，可以说于我心有戚戚呀。但是他们不见得有这种渠道能够让媒体来关注他们对言论自由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我们二十几位人士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面，我认为我们站在了时代潮流正确的一面。
如果被我们批评的媒体有信心、有胆量、不心虚的话，它们可以跟我们公开辩论嘛。我们是区区二十几个人，不到三十位公民。他们拥有着庞大的资源，庞大的机器，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口若悬河的人材队伍，有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他们的笔杆子，有他们的印刷机器，有网站、有报纸、有电视台。但是却像懦夫一样嘛，无人出来应战。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资讯吗？当国际媒体在报导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装聋作哑吗？他们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去，然后露出屁股来让世人瞻仰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实在话这些喉舌这些媒体更让我们鄙视，我觉得他们既没有诚信，更缺乏勇气。我们是不到三十位肉体凡胎，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是多么勇士，我们仅仅就是说了几句人话而已。而对于这些人的声音，我觉得一些谎言的制造者他们是害怕的，他们是恐惧的，他们色厉内荏。别看他们天天喋喋不休、口若悬河，依靠着强大的电波、强大的印刷能力在污染中国公众的视听，但是我想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是经不住公众的质疑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保守主义的，不是激进主义的一群人士。我们所做的是渐进的工作，我们提出的十个操作的策略都是从细小的层面来促进中国人民思考这些现状，来促进中国人民忠于自己的良心，来就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周边的舆论环境、新闻环境、言论环境。我们不指望世界一夜天翻地覆，世界也可能就是在渐进中来进步的。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观。
我用“凌沧州”这个名字出了两本书，一本叫作《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一本是《征服者帝国（中西文明的不同命运与选择）》。从这两本书里来看，我想听众们也能理出我的相思脉络。其实我很想写一部书就是《中国言论自由史》，研究中国言论自由衰亡的历史。当然如果这个《中国言论自由史》这本书这个名字肯定就出版不了了。
你们知道现在这个书号也是控制的非常严，我没听说过文明世界国家把所有出版社的书号都要汇总到一个部门去审查。他为什么要审查呢？它审查是想过滤掉什么呢？当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无非是想过滤它们不想出版的那些作者和书。这空前绝后。
所以我觉得作为作家和学者，但凡有点血性，但凡有点良知的人，你们怎么能不出来说话呢？你们说了又怎么着啊？对不对？我不还在这跟你们说着话嘛。那我以前出版的著作，用我的本名出版的著作，《文化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坦白》、《莎翁智慧》这一系列著作。其实这么多年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我的书，就是 “自由”，除了自由还是自由。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叙述的模式。
我觉得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是不可能认同任何钳制言论自由，任何践踏言论自由的体制和作法。就像丘吉尔说的：“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永不放弃什么？对我来讲是永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我觉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力量有几种途径：一种当然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
我研究中国的历史，我发现无论是东汉，无论是唐宋，还是明代，这些士大夫都是非常有骨气的，他们关心民众的疾苦，他们有的也不为征服者，不为奴隶主所收买、所折服，心灵绝不会被奴役。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天地有正气。浩然之气，这股浩然之气是一定要养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西方文明也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精神力量、思想源泉。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讲，它落后西方文明不止两千多年。在公元前五零九年的时候，希□就有民主的票选。
公元前五零九年的时候，罗马人推翻了他们国王的暴政，选择了共和体制，执政官一年一度的选。凯撒要想竞选大祭司必须通过票选。罗马最著名的作家、雄辩家、共和的热爱者西塞罗，因为得罪了权贵，逃出了罗马。他要回来的时候，元老院要用票来表决，公民大会要用选票来表决。这些选票历史上都留下了记录，赞成票是多少，反对票是多少。
所以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也说：中国古代它没有发育出这种用选票来表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有一个网络人士说：你读中国当代的历史书啊，四九年以后的这种历史教科书，这种历史研究著作，唯一的好处就是：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错误的选项，就说你看这个教科书就知道基本不是这么回事。
那比如说有一个谎言就是说，中国文明是近百年之后它落后了，明清才开始落后啦。这是天方夜谭，从政治文明上来讲，我们落后了两千多年。当然我们中国古人有灿烂的文化，这一点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像全面西化派讲我们中国古代就是专制啊、黑暗啊一无是处。这我完全不同意，我们古代的先贤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他们在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他们在文学上达到的成就，我觉得都是令一代一代人可以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的。
但是要如果说到我们中国古人对自由的这种热爱，虽然他们有很多自由的壮举也有自由的基因，这是我一直致力于挖掘和探讨的。但是在对自由理念的表述啊探讨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号称西方历史之父、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人，应该是跟孔子前后的人。当我们的百家诸子们写的东西还是片言只语，或者说是一种语录体的东西的时候，这些西方的作家在写一种史诗般的作品。
希罗多德的历史里边有一段著名的话，就是斯巴达的两位使者到波斯去，波斯的高官劝他们说：你们到我们国家来吧，我们会给你们高官厚禄。那这两位希□的使者，斯巴达的使者告诉他说：你只知道奴役的滋味，你不知道自由的滋味，如果你知道自由的滋味，你一定不仅用长矛，而且用战斧为自由而战。
你看这一本书里，看下来波斯人与希□人的冲突，波斯人与埃及人的冲突，波斯人与其它民族的冲突，一个核心的主题，我的理解核心的主题就是自由的理念。在这方面有清醒的探讨。包括亚里士多德到以后的西塞罗，再到孟德斯鸠、洛克等等这些希□的哲学家，罗马的思想家，法国的思想家，英国的思想家，其实他们对自由、民主、共和的这些理念探讨的非常清晰。
我想中国当代社会，如果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人，一定会发现中国社会其实现在是在向传统回归了。一个企业组织里面，或者在一个团队里面，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理念的话，你没有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的话，你的行为一定是弄不长的，你的成功的几率一定是渺小的。尽管有些团队、有些王国它能够依靠暴力或者谎言存在于一时，由于它没有强大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我觉得它最终还是一定要衰亡的，一定会衰败的。
所以我们，或者说我个人吧，在一次次进入我们古人的内心世界，探索像文天祥，像张煌言啊，像苏东坡啊，李白啊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古人是非常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年在清明节、中秋节我们也搞了一系列宣言。这些宣言其实核心也是两个字：“自由”。所以说的自由，我认为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路上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首先要追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思想自由、著作自由、刊发自由，到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等等等等。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路太漫长啦，我们应该有这种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思索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是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你们空谈自由，那国家混乱了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也必须理解人民这种希望安定、希望稳定的诉求，为什么？哪个国家都希望安定，都希望稳定。但是这种安定这种稳定绝不是建立在国民的这种撕裂上，建立在这种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贪污腐败上面，绝不是建立在钳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那只能是沙中之塔、水中之月，是虚幻的。和谐不能是这么得来的，绝对不能这么得来。必须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我觉得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可悲的。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这两封公开信仅仅是我们几十位中国公民的微弱的呼声，我们不会高估它的作用。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自由是希望大家来思考，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探索。我们公民的维权可以先从追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或者说我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处于一种低段位、低水平的状态，那么我个人觉得我们人民的幸福感是脆弱的是虚幻的。无论宣传机器怎么宣扬它的快乐指数、幸福指数，我觉得都是值得怀疑的。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的认识并不超越于各位国民，各位国民在网络上、在留言板上、在博客上对于央视等等宣传机器和喉舌的抨击远比我们来得幽默来得深刻。我们无非是吸取了各位的智慧，吸取了各位的力量。我们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希望，有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有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结局。
谢谢大家。
凌沧洲，北京作家，著名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曾任北京多家报刊的主编或副总编。出版有《文化人批判》《现代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一个特立独行青年思想家的坦白》《莎翁智慧》《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征服者帝国–中西文明的不同命运与选择》等著作。 2008年，凌沧洲更以系列公隍7d呼吁和文化宣言表明了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挚爱，在海内外媒体引起广泛关注。2009年1月，凌沧洲等22位中国学者、律师发起《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美、英、德、法、日、意、加、新及港台等地报纸、电台、电视台媒体迅速报导，在中国大陆网络上也广为流行和争鸣。3月 18日，凌沧州等28位中国公民再次联名发起了题为《再见！宣传与谎言》的公开信，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提出批评，并提议，他们将以不听、不看、不订阅、不购买的方式抵制这些媒体，对这些媒体以电话、传真、电邮、博客、论坛、手机短信等各种方式抗议、揭露；不再参加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媒体的活动，包括被邀请当嘉宾、做现场观众，接受其采访等。凌沧州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说：今年是中共执政六十年，对这六十年来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言论自由状况，他觉得应该有起码的检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