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各位聽從你們好，我是凌滄州，很高興來到希望之聲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來與你們交流。連接收聽
就在三月十八號，我和另外二十七位中國大陸公民發表了一個《再見！宣傳與謊言》的聯合聲明。這個聲明出來之後，海內外反響還比較熱烈。這個聲明主要是我們針對中國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狀況有感而發。在這個聲明中我們談到了六十年來中國的一些主要的宣傳媒體，或者叫宣傳喉舌吧，在新聞報導上比較片面，同時有一些對群體性事件、抗議性事件都不予報導，或者延遲報導，或者是片面、主觀的報導。
我們特別舉出了一些做假新聞的例子，比如說「大躍進」的時候，《人民日報》連續發了一些「畝產超萬斤」的這種假新聞報導。再有比如說去年央視對三鹿奶粉的質量，說它有一千一百道檢測關的報導。而且這些報導報完了之後，儘管國人都知道它是假新聞，但是這些媒體都沒有就此對人民道歉。所以我們認為這些媒體的誠信度都是值得我們大大懷疑的。
有鑒於此，我們提出了十條再見謊言與宣傳，走進良知與真相的十條操作性的手段。比如說第一條是：不再訂閱和零買報導失實或隱瞞重大事實的報刊，如果有擺攤的或上門推銷的，我們要向它轉身。第二條是：不再收看或者收聽報導失實或隱瞞重大事實的電視和廣播，在這些電台、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我們把節目關掉。再有我們對一些網站屏蔽新聞或者不夠客觀公正的網站，我們儘量少用它的新聞服務、電子交易、電子郵件、搜索引擎。我們儘管使用那些屏蔽比較少一點的，相對比較客觀公正一點的網站的新聞服務和搜索引擎。再有就是我們對於隱瞞重大事實或者報導失實的媒體，不接受他們邀請我們作嘉賓，或者現場觀眾，或者接受其採訪。還有一條是對這些報導失實或者隱瞞重大事實的媒體上投放廣告的商家的產品，我們也要予以抵制。最後就是我們提議一切有良知的中國公民，可以用博客、論壇、手機短信等等方式，轉載一切合乎法律的文章，傳播事實真相。這是我們《再見！宣傳與謊言》公開信的主要內容。
一月份我們還曾經發表了一個《抵制央視，拒絕洗腦》的公開信。當時是二十二位學者和律師聯名發表的。那麼這份公開信出來之後，也是國際媒體美、英、德、法、日、意大利、新加坡等等國家的報紙、電視台也都予以報導。
這說明在海內海外吧，人民對於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狀況都是非常關注的。而我個人認為在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過程中，一個最基本的追求就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追求。我認為在當前中國社會的矛盾比較聚集，各方能夠形成共識的，除了即得利益集團，除了一些即得利益的頑固派不認同之外，我認為無論是底層民眾還是知識份子，保守的或者激進的、溫和的，對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點，共識還是比較強的。
而我們很悲哀的看到，在中國目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比國際上的比起來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那麼與我們自己地古代文明比起來也有一定差距。這一點使我們深感憂慮。
我有一句話說：我們現在有一些媒體，或者叫宣傳喉舌，它不說人話，同時也不讓人說話。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比如說前一段雲南的「躲貓貓」事件。「躲貓貓」 事件大家都知道，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李蕎明，因為上山去砍樹被涉嫌盜竊林木給弄到看守所去了，來到看守所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死了之後呢，當地的警方說這是躲貓貓弄死的，後來又說是瞎子摸魚給搞死的。但是在強大的網絡民意壓力之下，雲南省宣傳部開始危機公關，弄了一個網民調查團。而這個調查團能獲知真相的渠道也非常有限，後來網民又人肉搜索出來了，就是這個網民調查團的主要成員，很多都是雲南當地報紙的編輯，雲南當地網站的編輯。首先這個調查團的成員的公正性就值得懷疑。到了最後在一個星期五的下午，雲南省官方搞了一個新聞發佈會，就說李蕎明是被牢頭獄霸致死的。
我們可以看看從開始的躲貓貓到瞎子摸魚到牢頭獄霸，不斷的變化它的說法。而且我還可以提醒我們的聽眾朋友們注意一個事實，就是這個新聞發佈會是週五的下午五點鐘。我就不禁要問了：究竟是不是官員們真的勤政忙到非得到了快下班的時候來發這個新聞發佈會呢？是不是有這種可能，就是說週五的時候網民們都開始休假的休假了，忙自己的事忙自己的事了，網絡的民意火的也會衰減？這個現象不是獨一無二的，是有同類的事件在正值每當一個敏感事件發生的時候，往往選擇的新聞發佈會要麼就是快到年、節的時候、假日的時候，要麼就是週五。這也可以看到，謊言在真相的面前其實目前已經是處於守勢的狀態，就是防守的狀態。
但是通過這件事呢可以說明中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並不樂觀，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不樂觀表現在幾個地方：第一，傳統媒體，傳統媒體我指的是報紙、雜誌、出版社、電視台、電台。這都一貫是官控的，官營的，從來沒有說民間可以自由的辦報的這麼一個說法，自從四九年以後就沒有了，這個權利就就消失了。
那麼網絡媒體是可以民營的，對吧？有民營投資，但是也不斷的接受各種指令。我們可以看到網絡上的言論空間空究竟如何？第一：論壇，第二：新聞網站的評論，第三：個人博客。在這三個主要的渠道裡邊，是不是貼子莫名其妙的消失，貼子莫名其妙的蒸發？我還有一句話說，每個，幾乎每個網民都有言論貞操失守的時候，都有悄悄的被蒸發的時候。
我前兩年寫了一首詩，叫做《盜賊與強姦犯出沒的互聯網》，主要是我那天的博客上發了一篇小詩，叫做《為被踐踏的紅草莓》寫的安魂曲，不到十分鐘就消失了。我博客上有一篇叫做《網絡垃圾站關於民意的貞德》，今天也消失了，又消失了。就這種言論狀況我覺得真是令人非常鬱悶啊，所以也是有感而發吧。
那麼無論是從縱向的還是從橫向的來看，我覺得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是處於一個谷底的狀態。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漢、唐、宋這些相對比較開明的君主制的時候，文人、學者、作家、詩人都有一定的表達空間。
這兩天我在看林語堂先生寫的《蘇東坡傳》，是重讀。看來蘇東坡時代對朝政的批判，而蘇東坡寫的言辭都很激進的。當然蘇東坡是下獄了，但是是坐了四個月零二十天的牢。整個國家、整個朝廷都是非常熱愛人才的，而且朝野有識之士對於一個當局、一個朝廷、一個政權是不是能夠站得穩，是要建立在能夠贏得民心的基礎上，都還是有共識的。
我再說比如一六零零年代，當時明帝國也是風雨飄搖，外面有邊患，內部有饑荒，有民眾開始要造反了。而這時候大臣們對朝政的批評，對皇上的批評也是非常尖銳的。
所以當代中國大陸提出一個口號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口號當然提的是非常動人、動聽，也感動了一批「憤青」。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去看一看這個口號的實質是什麼呢？你究竟要復興什麼東西對不對？我的一個意見是，你要搞中華文明的復興，你先把漢、唐、宋相對的言論自由，言論寬鬆的空間給復興了行不行？你連這個都復興不了，那你復興的是什麼呢？你招是什麼魂呢對不對？這個是我作為一個熱愛中國古代文化，熱愛燦爛的中華文明的一個學者，從這個角落我來思考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那麼橫向的看一看。當今世界各國，除了古巴、朝鮮這幾個非常極權封閉的國家，一個是父傳子，一個是兄傳弟，在裡面弄的可能都是人間地獄。那還有多少國家現在沒有進行民主選舉，沒有言論自由呢對不對？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咱就不說啦，現在咱們四邊的鄰居們：韓國、日本，甚至過去搞了那麼多年共產主義的俄國，我想新聞也是相對自由的。雖然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也是相對自由的。至少它能讓民間創辦媒體，我認為民間創辦媒體是個指標，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而且你再看看世界各國法律的文本，對於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保護的力度，從法律文本上就確認了。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裡有一條：不得制定鉗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條目。瑞典有它的出版自由保障法，專門為這個立個法。像德國等其它的西方國家，在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方面，表述的非常詳細，比如說它講到：以文字、圖片、口頭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保護。而中國的憲法上它是有一條，三十五條裡面，非常簡單，就是：言論、出版自由。
我個人是呼籲明確的把新聞自由寫進去。同時中國在這近百年來的憲治文本裡還有講學自由、著作自由、刊發自由、刊行的自由，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應該寫進憲法的。首先是有法律作為支持，憲法作為保障，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保障法，從法律上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然後才有這種執行的可能，才能看到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曙光。
正是基於這麼一些宏觀的考慮，我們從微觀切入，我們從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把它們作為一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病毒標本。我們來研究它，為什麼這些主要的核心媒體處於一種經常官腔十足，而且做了假新聞也不道歉的這種狀態？我們要研究它，研究來研究去發現中國的這種新聞輿論是單調一律，而新聞是處於高度壟斷的狀態，它基本是屬於是宣傳。
在去年下半年，它現在也報一些負面新聞，比如說壟南事件也報導了，像有些報紙《北京都市報》也整版重慶白宮的事情，也上了頭版。但是呢非常可笑，可笑在什麼地方呢？你一個新聞記者，你的職業至少要客觀公正吧？你至少報導要均衡吧？你既要採訪當事的這一方，也要採訪當事的那一方吧？可是你看一看壟南事件的報導，一些記者的報導引用了當地新聞辦的稿子，但是卻幾乎不或很少採訪這些上訪民眾的聲音。
再比如說，一個官方喉舌，一個通訊社，發佈的「躲貓貓」的死者李蕎民的報導，號稱是採訪了李蕎民他老爹叫李德發。就說這個李德發說：感謝政府，感謝媒體，然後提出了要賠多少錢，目前還沒有回復，他滿意這個處理，希望這個事儘快完結，不要干擾了他們種田。
就這麼一篇報導，我請研究中國新聞史的人，一定要記住這一篇無恥的報導。這篇報導想傳遞給讀者什麼樣的信息呢？一，無非這個父親是非常冷酷無情的，非常愚昧，孩子都死了就知道要錢，而且好像這個事情有別有用心的人希望這個事情沒完沒了一樣，他希望不要干擾他們種田。
我不禁要問了，究竟是誰干擾了這個種田？難道是網友干擾了李蕎民的爸爸種田嗎？也許李蕎民的爸爸確實說了這些話，但是李蕎民的爸爸肯定說了不止這些話，對不對？這個記者是斷章取義啊。
同時可以看到西方媒體也報導了這個事，報導的視覺和觀點就不一樣，點位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從新聞報導的微觀上，還是創辦媒體的宏觀上來講，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狀況都不夠樂觀。出於這些方面的考慮，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作為一個學者，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出來為這種狀況說點話，冒一點點風險我們也在所不惜。
這兩封公開信反響都很熱烈，我也收到不少讀者的電子郵件，對我們致敬啊、聲援啊、鼓勵啊、提出建議啊都有。這兩封公開信BBC，還有日本的東京新聞、產經新聞，德國的《世界報》都報導了，都予以了諸多的重視。
今天博訊的編輯詩人蔡楚給我發一郵件，就說有人開始冒我的名，盜用我的名義，仿冒我的郵箱給人發呼籲聯署《再見！宣傳與謊言》信的病毒電子郵件。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手法是比較下作的。我不管他出於什麼動機，要麼這事對某些人造成心理的恐慌，他們要來攪攪渾水。因為這個公開信沒有後續簽名這一說，我們沒有徵集後續簽名的舉措。所以通過這個發病毒郵件我也說至少一些人想通過這個達到他的目的了，這我不清楚。是不是敗壞我們的名譽呢？或者說是敗壞公開信的名譽呢？這個不太清楚。
有記者問說：你們這個公開信是不是象徵意義的？作用大不大？我跟他說：戈爾有句話說「思想的力量比政治的權力活的更加長遠。」我們這兩封公開信既有象徵意義，也還是能有一定的實際作用的。
我們作為公民，我們首先從心靈上解放了我們自己，我們自己要把自己作為自由人，而不是一個奴隸來看待。我們作為公民我們就要表達對國家事務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首先我們要公開我們的立場，我們要公開我們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份訴求。
那麼其次這兩封公開信在大陸的網絡論壇上不脛而走、迅速流傳。您可以到GOOGLE搜索引擎去搜索一下，您會發現還有不少轉載的，當然陣亡的貼子也不少，被刪掉貼子的遺蹟還在、標題還在，無非網頁不能打開。
就說明我們的這個呼聲是得到了很多人的響應，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兩封公開信是反映了我們和公民們的心聲。而且我們這個創意也不是憑空杜撰的、閉門造車的，我們也是研究和瀏覽了很多網上的民意，我們也傾聽了人們的心聲，我們無非把這個心聲放大了。我知道有很多聽眾與我們有非常多的共鳴，可以說於我心有慼慼呀。但是他們不見得有這種渠道能夠讓媒體來關注他們對言論自由對新聞自由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我們二十幾位人士是站在了歷史正確一面，我認為我們站在了時代潮流正確的一面。
如果被我們批評的媒體有信心、有膽量、不心虛的話，它們可以跟我們公開辯論嘛。我們是區區二十幾個人，不到三十位公民。他們擁有著龐大的資源，龐大的機器，他們也有他們的這種口若懸河的人材隊伍，有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和他們的筆桿子，有他們的印刷機器，有網站、有報紙、有電視台。但是卻像懦夫一樣嘛，無人出來應戰。他們難道不知道這個資訊嗎？當國際媒體在報導的時候，他們就這麼裝聾作啞嗎？他們就像鴕鳥一樣把頭埋到沙子裡去，然後露出屁股來讓世人瞻仰嗎？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說實在話這些喉舌這些媒體更讓我們鄙視，我覺得他們既沒有誠信，更缺乏勇氣。我們是不到三十位肉體凡胎，我們也不覺得我們是多麼勇士，我們僅僅就是說了幾句人話而已。而對於這些人的聲音，我覺得一些謊言的製造者他們是害怕的，他們是恐懼的，他們色厲內荏。別看他們天天喋喋不休、口若懸河，依靠著強大的電波、強大的印刷能力在污染中國公眾的視聽，但是我想是經不住時間的考驗的，是經不住公眾的質疑的。
我覺得我們其實是保守主義的，不是激進主義的一群人士。我們所做的是漸進的工作，我們提出的十個操作的策略都是從細小的層面來促進中國人民思考這些現狀，來促進中國人民忠於自己的良心，來就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改變周邊的輿論環境、新聞環境、言論環境。我們不指望世界一夜天翻地覆，世界也可能就是在漸進中來進步的。這是我們的世界觀和哲學觀。
我用「凌滄州」這個名字出了兩本書，一本叫作《羅馬與長安-中國歷史的謊言與真相》，一本是《征服者帝國（中西文明的不同命運與選擇）》。從這兩本書裡來看，我想聽眾們也能理出我的相思脈絡。其實我很想寫一部書就是《中國言論自由史》，研究中國言論自由衰亡的歷史。當然如果這個《中國言論自由史》這本書這個名字肯定就出版不了了。
你們知道現在這個書號也是控制的非常嚴，我沒聽說過文明世界國家把所有出版社的書號都要匯總到一個部門去審查。他為什麼要審查呢？它審查是想過濾掉什麼呢？當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無非是想過濾它們不想出版的那些作者和書。這空前絕後。
所以我覺得作為作家和學者，但凡有點血性，但凡有點良知的人，你們怎麼能不出來說話呢？你們說了又怎麼著啊？對不對？我不還在這跟你們說著話嘛。那我以前出版的著作，用我的本名出版的著作，《文化人批判》、《每一個字都可疑》、《坦白》、《莎翁智慧》這一系列著作。其實這麼多年如果用兩個字概括我的書，就是 「自由」，除了自由還是自由。只不過在不同的語境下，不同的表達方式，不同的體裁，不同的敘述的模式。
我覺得一個熱愛自由的人，一個追求自由的人，是不可能認同任何鉗制言論自由，任何踐踏言論自由的體制和作法。就像丘吉爾說的：「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永不放棄，永不放棄什麼？對我來講是永不放棄對自由的追求。我覺得我們吸取的經驗、力量有幾種途徑：一種當然是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
我研究中國的歷史，我發現無論是東漢，無論是唐宋，還是明代，這些士大夫都是非常有骨氣的，他們關心民眾的疾苦，他們有的也不為征服者，不為奴隸主所收買、所折服，心靈絕不會被奴役。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天地有正氣。浩然之氣，這股浩然之氣是一定要養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西方文明也給我們提供了足夠的精神力量、思想源泉。我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從政治文明的角度來講，它落後西方文明不止兩千多年。在公元前五零九年的時候，希□就有民主的票選。
公元前五零九年的時候，羅馬人推翻了他們國王的暴政，選擇了共和體制，執政官一年一度的選。凱撒要想競選大祭司必須通過票選。羅馬最著名的作家、雄辯家、共和的熱愛者西塞羅，因為得罪了權貴，逃出了羅馬。他要回來的時候，元老院要用票來表決，公民大會要用選票來表決。這些選票歷史上都留下了記錄，贊成票是多少，反對票是多少。
所以林語堂在《蘇東坡傳》裡也說：中國古代它沒有發育出這種用選票來表決問題的方式。所以有一個網絡人士說：你讀中國當代的歷史書啊，四九年以後的這種歷史教科書，這種歷史研究著作，唯一的好處就是：就是給你提供了一個錯誤的選項，就說你看這個教科書就知道基本不是這麼回事。
那比如說有一個謊言就是說，中國文明是近百年之後它落後了，明清才開始落後啦。這是天方夜譚，從政治文明上來講，我們落後了兩千多年。當然我們中國古人有燦爛的文化，這一點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像全面西化派講我們中國古代就是專制啊、黑暗啊一無是處。這我完全不同意，我們古代的先賢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他們在藝術上達到的成就，他們在文學上達到的成就，我覺得都是令一代一代人可以從中吸取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的。
但是要如果說到我們中國古人對自由的這種熱愛，雖然他們有很多自由的壯舉也有自由的基因，這是我一直致力於挖掘和探討的。但是在對自由理念的表述啊探討方面，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差距的。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號稱西方歷史之父、希□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是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人，應該是跟孔子前後的人。當我們的百家諸子們寫的東西還是片言隻語，或者說是一種語錄體的東西的時候，這些西方的作家在寫一種史詩般的作品。
希羅多德的歷史裡邊有一段著名的話，就是斯巴達的兩位使者到波斯去，波斯的高官勸他們說：你們到我們國家來吧，我們會給你們高官厚祿。那這兩位希□的使者，斯巴達的使者告訴他說：你只知道奴役的滋味，你不知道自由的滋味，如果你知道自由的滋味，你一定不僅用長矛，而且用戰斧為自由而戰。
你看這一本書裡，看下來波斯人與希□人的衝突，波斯人與埃及人的衝突，波斯人與其它民族的衝突，一個核心的主題，我的理解核心的主題就是自由的理念。在這方面有清醒的探討。包括亞里士多德到以後的西塞羅，再到孟德斯鳩、洛克等等這些希□的哲學家，羅馬的思想家，法國的思想家，英國的思想家，其實他們對自由、民主、共和的這些理念探討的非常清晰。
我想中國當代社會，如果研究中國當代社會思潮的人，一定會發現中國社會其實現在是在向傳統回歸了。一個企業組織裡面，或者在一個團隊裡面，如果你沒有正確的理念的話，你沒有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的話，你的行為一定是弄不長的，你的成功的幾率一定是渺小的。儘管有些團隊、有些王國它能夠依靠暴力或者謊言存在於一時，由於它沒有強大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我覺得它最終還是一定要衰亡的，一定會衰敗的。
所以我們，或者說我個人吧，在一次次進入我們古人的內心世界，探索像文天祥，像張煌言啊，像蘇東坡啊，李白啊他們的精神世界的時候，我發現我們的古人是非常偉大的，是值得我們敬仰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去年在清明節、中秋節我們也搞了一系列宣言。這些宣言其實核心也是兩個字：「自由」。所以說的自由，我認為中國人在追求自由的路上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首先要追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思想自由、著作自由、刊發自由，到我們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居住自由、遷徙自由，生育自由等等等等。我覺得在這方面中國人的路太漫長啦，我們應該有這種緊迫感、危機感和使命感，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來思索這些問題。
我覺得我們不是餐風飲露不食人間煙火的這種，你們空談自由，那國家混亂了怎麼辦？我覺得我們也必須理解人民這種希望安定、希望穩定的訴求，為什麼？哪個國家都希望安定，都希望穩定。但是這種安定這種穩定絕不是建立在國民的這種撕裂上，建立在這種貧富不均、社會不公、貪污腐敗上面，絕不是建立在鉗制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上，那只能是沙中之塔、水中之月，是虛幻的。和諧不能是這麼得來的，絕對不能這麼得來。必須開放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只有這樣才能長治久安。我覺得認識不到這一點是可悲的。
聽眾朋友們，我們的這兩封公開信僅僅是我們幾十位中國公民的微弱的呼聲，我們不會高估它的作用。我覺得中國的民主自由是希望大家來思考，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探索。我們公民的維權可以先從追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開始。如果我們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或者說我們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處於一種低段位、低水平的狀態，那麼我個人覺得我們人民的幸福感是脆弱的是虛幻的。無論宣傳機器怎麼宣揚它的快樂指數、幸福指數，我覺得都是值得懷疑的。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覺得我們的認識並不超越於各位國民，各位國民在網絡上、在留言板上、在博客上對於央視等等宣傳機器和喉舌的抨擊遠比我們來得幽默來得深刻。我們無非是吸取了各位的智慧，吸取了各位的力量。我們對未來抱著美好的希望，有我們中華文明五千年燦爛的歷史，有我們越來越多的人認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會有一個比較樂觀的結局。
謝謝大家。
凌滄洲，北京作家，著名文化學者，資深媒體人。曾任北京多家報刊的主編或副總編。出版有《文化人批判》《現代人批判》《每一個字都可疑》《一個特立獨行青年思想家的坦白》《莎翁智慧》《羅馬與長安–中國歷史的謊言與真相》《征服者帝國–中西文明的不同命運與選擇》等著作。 2008年，凌滄洲更以系列公隍7d呼籲和文化宣言表明了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摯愛，在海內外媒體引起廣泛關注。2009年1月，凌滄洲等22位中國學者、律師發起《抵制央視，拒絕洗腦》，美、英、德、法、日、意、加、新及港台等地報紙、電台、電視台媒體迅速報導，在中國大陸網絡上也廣為流行和爭鳴。3月 18日，凌滄州等28位中國公民再次聯名發起了題為《再見！宣傳與謊言》的公開信，對《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官方媒體提出批評，並提議，他們將以不聽、不看、不訂閱、不購買的方式抵制這些媒體，對這些媒體以電話、傳真、電郵、博客、論壇、手機短信等各種方式抗議、揭露；不再參加報導失實或隱瞞重大事實的媒體的活動，包括被邀請當嘉賓、做現場觀眾，接受其採訪等。凌滄州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說：今年是中共執政六十年，對這六十年來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言論自由狀況，他覺得應該有起碼的檢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