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3日讯】厕所内的“反标”
1978年春，我当时是四川省第四监狱的“就业员医生”，被指派到何家嘴就业中队医务室做事。那里名义上有个“干部医生”负责，可他老兄是吃粮不管事，一天除了喝酒、看小说，百事不理，三天也不一定会来看一下。整个医务室从医生到护士到药房全由我“大权独揽”。
那天早上我刚起床在洗脸，有个叫戴康乐的“右派就业员”就跑来对我说︰“严医生你快去看厕所里出现反动标语了！”我去到公厕内一看，在白粉壁墙上用蓝色粉笔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打倒毛主席和华主席”。那时虽然文革是过去了，但华国锋正在“抓纲治国”，阶级斗争的弦照样绷得很紧。所以这几个字无异于现在本‧拉登突然现身纽约一样令人震惊。
此事不仅惊动了狱部，而且当时的宜宾专区公安处都在第一时间立即介入。在保护现场取证之后，立即展开拉网式的搜索追查。整个就业队实际已处于戒严状态，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外出。就业队门外也出现了武警巡逻，一派如临大敌之状。所有的就业员每天吃了饭就集中开会学习，互相检举揭发可疑的线索。当时公安处的一位向干事在会上说︰“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写这条反标的人就在你们这伙人中。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证据，但我们还要给你一个最后走坦白从宽之路的机会，就看你交不交代了。”一阵呵哄吓诈，但仍无结果，于是又开始核对每个人的笔迹。当然不能照着原文写，得分成三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打倒帝修反”。中国人确实聪明，能把反标变成革命语言。每个人右手写一遍，还要左手写一遍，那时最自豪的是几个文盲，他们天然就可自证是无辜的。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在专制下不识字最安全。
折腾了几天，仍一无所获。那天戴康乐又来找我查血压。他原本是个教师，五七年和我一样先成右派，再打成反革命，再当就业员。也许是这种近似的遭遇使我们很知心要好，他喊我“严家淦”（台湾总统），我则回敬曰“戴高乐”（法国总统）。我们两位总统几乎无话不谈。那天查完血压他问我︰“你说这标语究竟是哪个干的？害苦我们了。”我说︰“你是戴高乐总统，我不是福尔摩斯大侦探。不过我觉得写这标语的人，应该不是个有政治头脑和有政治目的的人。”他问我︰“何以见得？”我说︰“他既然在政治上与你为敌，还尊称你为主席吗？”他连连点头说︰“有道理！”
谁知第二天开会叫大家发言，他不知哪根神经短了路，竟然在会上把这话说了出来。不过没说是我说的，而说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话音才落，公安处的向干事一下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鼻子里冷笑一声说︰“哼，你认为他还骂得不恶毒？你看了还不过瘾是不是？那请你来设计一下，这条反动标语该怎么写你才高兴。”我知道闯大祸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那个人整人人害人的年代遇到这种事，大家都巴望找个替罪羊，自己就可脱身了。于是批判斗争的火力一齐指向戴康乐，好像反标就是他写的，他自己已经暴露出反动思想了，不是他戴康乐还能是谁？甚至还有积极分子说︰“戴康乐背后还有黑手，你老实交代！”我真担心他顶不住批斗，我这个黑手也要被揪出来了……
我当了一回侦探
正在我惶惶不安之际，有天傍晚戴康乐又到医务室来了。他人都瘦了不少，却坚定地对我说︰“老兄放心，整死我，我也不会把你扯出来！”说完转身就走，我当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正发呆，忽然有个稚嫩的声音喊我“严医生”，我一看原来是监狱干部杨某的儿子杨兵。这孩子十一二岁，高小快毕业了，样儿挺可爱的，因其家就在我们就业队附近，故常来找我，目的有二︰一是要吃钙糖片；二是要烟。前一事我尽量满足他，那时普遍享受公费治疗；后一事则常被我拒绝。我说︰“你好大点，怎么能抽烟？”那天他来，当然又是如此。我给了他几粒钙糖片，说︰“烟的事，说都不要说了，我都没烟抽了。”他问︰“为啥你都没有了？”我说︰“出了这么大的事，门都不许出，你没听你爸说呀？”谁知他一听，笑得拍手打掌，前仰后合。我很奇怪，便问︰“我们倒楣，你高兴个啥？”他仍一个劲儿地笑。我更觉蹊跷，便哄他说“你给我说为啥这么高兴，我再给你10粒钙糖片”。他说“不行，我要烟”。我说“你乱编两句哄我，我都给你烟呀？”他说“哪个狗儿才乱编”。为了怕我不信，便凑在我耳边说“本大人把你们整惨了”。这孩子已和我混得很熟了，我知道他说话没老没少，天一句，地一句，一个娃娃就自称“本大人”，那些孩子都叫他“杨二神经”。但今天他的话却暗合了我原来的推测︰这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标语。
在我“烟”和“钙糖片”的双重“引诱”下，杨兵很快就向我“坦白”厕所内的字是他写的，而且为了让我相信，还一字一板地念给我听︰打倒毛主席和华主席。这一下我心里踏实了。因为事发当时他根本不在现场，很快现场就被封锁保护起来了，反标的事就业队都只有少数人知道。杨兵绝对“乱编”不出来的。我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这孩子如此恶作剧，我们这些人却弄得来“吃不了兜着走”啊！
我向就业队的刘中队长“报告”了小孩的胡闹，想大家就此可以解脱了。谁知刘听后一脸“秋霜”，说“严家伟，你说话要负责啊！杨兵是我们干部的子弟，你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谁？”坐在他身边的公安处向干事更是阴阳怪气地说︰“转移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是阶级敌人的一贯伎俩，这是主席教导的嘛，阶级敌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我当时觉得自己没退路了，只有硬着头皮说“我相信党实事求是，而且只要对对笔迹……”。他们不等我说完，便很不高兴地呵斥道“下去！这些事情还要你来教我们呀？”我遵命转身“下去”，听见从背后传出带着冷笑的斥骂︰“嚣张！”。
这一夜我都无法入睡，因为我担心万一有个意外，我就成了“重新犯罪”了！第二天的追查会仍然是批判戴康乐，要他老实交代。大约11点左右，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就业队门口停下，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狱部的王管教，另一个好像是宜宾公安处的。他们走过来先给刘中队长等人打了个招呼，接着便说“严家伟到办公室来一下”。所有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到我身上，不知要出什么“爆炸性新闻”了。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办公室，尽管我没干什么，但那年头只要“专政干部”一叫你，你就会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有横祸飞来。这就是在人权无保障的情况下，人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们不像是要对我采取“果断措施”的样子。王管教说︰“这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哎呀，杨兵那个娃娃一天神经兮兮的，而且也还小，才12岁嘛！我们会教育他。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许在下面去对任何人讲，听见没有？”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连忙答应着。那位公安处的干部，似嫌王的语气太温和，又“威严”地补上一句“说出去造成影响，一切后果你自负！”这是什么鬼道理？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吧！
“杨二神经”
次日，刘中队长把这场“厕所风波”平息了︰“一个小孩乱写乱画，大家不许再提了！”我想，杨兵要是个“就业员”或“阶级敌人”的儿子，事情恐怕绝不会如此轻松地过去。
几天后，我一个人正背着身子在清理药品，突然“哇”一声有人从背后把我抱住，我回头一看正是杨兵。我心里还有点紧张，以为他要来找我生事吵闹。谁知他抱着我“哈、哈、哈”地笑个不停，用头在我身上撞过去、擦过来，好像我俩才做了一场顶有趣的游戏那么开心。面对他如此的天真可爱，我心里反而自责起来，觉得自己用“警探”式的手段去对付一个孩子，实在很不光彩。
那年代穷得一无所有，我只有抓几粒钙糖片给他吃，然后摸着他的头问他︰“老师骂你没有？”他说“老师只骂了我几句，老爸把我打惨了。”我说︰“你爸爸打你也是为你好啊，这种事都能拿来开玩笑呀？你幸好是个娃娃，要是个大人，那可要坐牢、杀头啊！”我以为他听了会吃惊、害怕，谁知他一下兴奋起来，作了个“革命样板戏”英雄亮相的姿态，用似像不像的京剧台词念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于是我觉察到这孩子的精神有问题。根据自己粗浅的医学知识，这是精神分裂的症状，也就是说，其人的精神活动不能正确判断外界环境，以至使二者之间处于分裂和不协调的状态。再说直白点，就是俗话说的“不知利害”，不知什么事做得做不得，因而往往干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
不久，我被调回监狱医院上班，便很少再见到这孩子。可是他们可以“封”得了我的嘴，却封不了杨兵的老师、同学、邻里这些“革命群众”的嘴。据说那天杨兵的班主任把他叫去问他:“你在何家嘴厕所墙上写了字没有？”按常人而言，不是抵赖就是害怕，他却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说︰“哈！你怎么猜得到是我？”好像他的谜语被人猜破了一样欢喜，气得老师说不出话来。此后，“杨二神经”的外号更不胫而走。也时不时听到其他孩子讲杨兵又闹了什么“笑话”等等。事不关己，且我人微言轻，也只有一笑而已。
麻仓大火，午夜惊魂
时序如飞，转瞬到八十年代中期。杨兵由于一贯被视为“表现不好”，因此既不可能上公安警校，连个司法技工校也入不了，只有在四监狱（对外名称︰宜宾麻纺厂）当一名大集体工人。
一夜，大约两三点钟，我正熟睡，只听外面人声鼎沸︰“失火了，快去救火！”我推开窗一看，只见麻纺厂麻仓方向火光冲天，消防车呼啸而来。医院一方面派人去救火，另一些人（包括我）作好救治伤员的准备。直到次日晨才将明火扑灭。整个麻仓被烧，估计损失达数十万元。
第二天明火虽被打灭，但在堆积如山的黄麻下面，火仍在蔓延，灭火仍十分困难。医院叫我去现场，做点儿对受轻伤人的临时治疗。我正提着诊疗箱在工地上巡回，杨兵突然走到我面前，这时他已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他对我说︰“严医生，我这回恐怕不判死刑都要判无期啊。”我吓了一大跳，连忙说︰“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他说︰“我昨晚守夜值夜班，严重失职嘛。”接着又问我︰“失职会不会判死刑？”我心里立刻升起一团疑云，但立刻又否定了，怎么可以如此乱怀疑人呢？但我确实不想和他去谈这个“敏感”话题，于是转身便走，边走边说︰“我不知道，你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见。”
“我才是福尔摩斯！”
这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当政时，是近60年中中国政治上最开明宽松之时，所以当局也没有像上次查“反标”那样一口咬定是犯人或就业员干的，不过他们心里怀疑、排查的重点当然仍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可是过了十多天，“专案组”却一无所获，一筹莫展。
那天下午，医院突然召集开会。李院长兴冲冲从狱部开会回来，满脸笑容地对大家说︰“好了、好了，案子破了，你们猜，哪个干的这坏事？”大家都望着他问道︰“哪个嘛？”李院长把茶盅重重往桌上一放说︰“哪个？那个龟儿子杨二神经杨兵干的……”这一下会场上七嘴八舌地议开了︰“这龟儿子神经病吃多了呀？”“他为啥会去放火嘛？”“这个神经发大了，命都要出脱啊！”“怎么破的案？”这时医院的一把手、政治协理员（即党支书）大声说︰“大家听李院长讲，不要乱哄哄的，什么神经病？不要乱说！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现行纵火犯。”
李院长喝了口茶接着说︰“本来专案组没有任何人怀疑他，做梦都没人想到是他。他自已跑去问专案组的人‘你们这么多天了，怎么还破不到案呀？’人家问他‘你有线索吗？’他说‘火就是我放的！’人家以为他在开玩笑，连忙制止他说‘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别在这开玩笑’，他说‘开什么玩笑？火就是我放的’，接着原原本本把他当晚守夜巡逻如何避开另一个守夜巡逻的人、如何用打火机、如何引火点燃、事后如何将打火机丢在粪池内，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讲了出来。专案组马上叫犯人下到粪池去，果然找着他说的那个打火机和其他的作案工具。专案组的人都大为诧异，问他︰‘为啥要这样干？’，他说︰‘我就是要试试你们破不破得倒案，看来你们就是不行，没有一个是福尔摩斯，只有我，才是福尔摩斯……’”。李院长讲至此，大家都笑得东倒西歪了，只有我心里感到阵阵悲凉。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肯定是精神分裂症，但那个年代，中国连“精神病学司法鉴定”这个词都还鲜为人知，谁能去、谁敢去为他辩护？更遑论作出公正的鉴定。
最后的要求︰要一瓶香水
最后的结果，自不必多说了。枪毙杨兵那天，据说是为了教育群众，震慑敌人，特别弄到监狱附近执行。“看客”如潮，像看球赛、看奥运一样地兴奋。我却没有这个“雅兴”。事后有人当笑话一样告诉我︰行刑前，问杨兵最后还有什么话说，他说︰“要支烟抽，还要一瓶香水”。问他“拿香水来干什么？”他说“拿来洒在身上，免得遗臭万年”。讲的、听的都在笑，我却笑不出来。
人们应该还记得，1981年3月30日，里根遭到一名企图“以刺成名”的刺客的刺杀，一颗子弹仅离里根心脏3英寸。这名有精神病史的26岁青年叫约翰‧辛克利，他暗杀里根的惟一目的竟是为了引起女影星裘蒂‧福斯特的注意。后来经过公正、科学的精神病学司法鉴定，辛克利没有被起诉，而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杨兵烧了一个麻仓，固然经济损失不小，但能和对总统行剌相比？辛克利，是因精神分裂而想以此引起女影星的注意，而同样患精神分裂症的杨兵，则是想当一回福尔摩斯大侦探——但他不可能像辛克利那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生活在伟大的中国。
还记得一年多前，大陆网易网站搞了个民意测试，题为︰假如有来生，你还愿投生中国吗？几天内，近三分之二网民都说了“NO”！理由是，中国人没有人权和尊严。官方立即叫停，相关编辑饭碗被砸。
杨兵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了，他那天真的样儿还不时浮现在我眼前。在此，我想对他说一句︰“假如有来生，请你别来中国了！”
2009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一周年时完稿
首发《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第5期（7月30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