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因为人有多个侧面。我也是如此。而过去的我，侧面更多。
我的朋友也许会觉得我能干，有办法，还有点强势。自己也觉得应该是个能干的人吧，虽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强势，也不喜欢听女强人这个词儿。自从走出校门之后，命运和机遇站在我一边，毕业不久，我的事业遂超出一些朋友、同学以及亲人，与时下的各色权势人物打交道，利用这个环境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商场，我遇到过严峻的挑战，但是当有人利用这个政权整治我的时候，我也能够利用其中的一些人来保护自己，用付钱的方式。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坚强的，见了些风浪。
商场上的成功，没有贿络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作资本经营的。但是我的生意不是依靠贿络成功的。我的下级可能因为办一些事情送出一些钱，但是那些都并不关乎生意的成败。
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也曾经处于可能收受贿络的位置，但是我从来不收。所以我有一个正直的名声（在知情者的范围内）。
赚了钱，我也不喜欢炫耀，或者纸醉金迷。一个出国多年的同学曾经对我说，钱改变了很多人，但是你还没有改变。我也没有因为争利与合作伙伴争执不休，还是能够做很大的让步。于是，我觉得自己挺清高，挺干净。
我也出钱作慈善事业，建希望小学。但是我从来不在接受捐赠的那些场合出现，不参加这一类宣传活动，也从没有利用慈善事业来帮助自己的生意或个人名誉。很低调。
还遇到过持刀胁迫者，想从我这里要一笔钱。我和秘书（女性）不慌不忙，看出对方不是悍匪，我斥之以义，对方竟然萎顿，从而被制住。
所以我的自我形象有很好的一面：能干、正直、坚强、比较廉洁、慈善而不求名。这也是良好的社会形象的在我内心的反映。
这些形象，完全掩盖了我身上的另外一个我：奴性。奴性似乎跟那些好词儿怎么也联系不上。我自己也一直不知道有这个侧面的存在。直到我因为信仰再次成为被整的对象，而且这次整我的，不是哪一个要利用政权的人，而是那个政权。这次我没有什么手段可以保护自己。是真金才不怕火炼。可是我被投入火炉，却曾炼出一个李鬼来。我不再是那个不错的人，而到底自己是怎么回事儿，要历经数年的曲折，我才明白。
就像一个进入迷宫的人，不知道自己转了几个弯；在有了向导以后，路子走对了，却也不知在什么位置，一直到走出迷宫。
现在我感觉象走出了迷宫，因为我看到了那个炼狱迷宫中的我的背影：一个奴性十足的人。
直接引导我看到那个背影的，就是《九评》。
如果还没回到我的真我，那是怎么也说不出口的：在这个专制政权面前，过去的我奴性十足！要知道，尽管做生意都要去求人恩准，可是命运使我遇到欣赏我的人，不用我求就支持我。有一次一个同学跟我一起请一个香港人吃饭，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了，我们一起开口请那个人帮忙。我可能真的脸上露出恳求的表情，过后同学说“这可是第一次看见你求人哪！”就是说我给别人的印象是不低头的。这么一个似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却暴露了奴性十足的这一面！ 情何以堪！
迷宫之迷，在于需要转多次身才能走出来。我直到最近才把奴性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这时我已经读了《九评》三年多了！这中间，转了几道弯。
第一道弯 迷惑
我是因为修炼，才被关押的。开始修炼的时候，我因为得法而欣喜若狂。可是面对整个国家机器的铁蹄的践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我自己没有发自内心的要站出来为大法说话，但是很多同修们却不顾一切忙碌着以公开的形式维护大法，不由得我不面对这个事实：我从法中得益甚多，我已经知道大法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却不愿为维护大法做一点什么，那怎么行？于是随缘而为的做了一些事。
我被非法绑架的时候，因为一个秘密而内心紧张：这件事最好不要被发现。
与我同仓的一个小姑娘同修，很单纯，个子高高大大，她几乎与我完全不同。她说的话，狱警说太高层次了，听不懂，拿来打趣她；我从来不说那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仓里墙报贴上诬蔑之词的时候，我如芒在背，不知怎么才好。她趁她们放风的时候，把墙报往下扯。我觉得这样才好，也一起把墙报扯下来，并且用办墙报的毛笔在墙上写“法轮大法好”。
我们俩都被戴上了脚镣。给她带的要重一些。
叮当作响的脚镣拿到我面前来时，我的腿开始颤抖，用尽全身力气想要停下来，到最后也不知狱警发现了没有。我不敢说话，一开口声音也将是颤抖的。我是很害怕吗？我问自己。是的，我还没有在社会上处于被惩罚的位置过。我不清楚维护大法是不是一定应该那样做，否则我为什么不那么理直气壮呢？
她却微微笑着。带着脚镣走动时，一看见狱警，她就要微笑着把头扬起来。不过她并不反感我，不知我们前世是什么缘分，她跟我很亲。
那时我不知道她对不对（也许是因为不想否定自己）。只知道自己的心态不稳定，也羡慕她的坦然。
关了几个月以后的一天夜里，我被带去审问。要我讲出一些事情来。我不吭声。但是我坐在椅子上，两手、两腿都不住的颤抖。颤抖的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控制不住。我被告知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做的事情。我还是不说话。手和腿都继续的颤抖。最后给我出示了一份笔录，把关于我的部分和另外一个名字给我看。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心想也不用坚持了，我这么苦苦支撑，其实没有秘密了。反正我只是出了钱，其他也不知道。我开口认了。但是手和腿还是继续颤抖。
我被带回仓里的时候，审问者说：怎么样，说出来轻松多了吧！
我筋疲力尽，但是身子不再颤抖。那以前，我确是心里一直怕那件事情被发现，说出来以后，确如其所说，轻松了一些。
这些过程，一直在我印象中。有时我会想：迫害者怎么知道我说出来轻松了一些？
读完《九评》不难理解迫害者的熟练：既然国人都被恐吓、洗脑，那么众人都会在迫害者面前表现同样的特征—惧怕与打击者对立，一旦处于被专政的位置，就意味着蝼蚁不如得命运；因而本能的谋求与打击者统一，满足打击者的要求就会放松一些。
这个经历，我过去的生活中从未有过。我从来就没有站在被打击者的位置。可是我却常常目睹被打击者的可怕境地。由于我不想处于被打击的位置，所以我看不到那些维护大法的正当举动的意义，反过来也使得我不能理直气壮的维护自己的信仰。
奴性在被打击的时候，寻求被饶恕。服从与配合是寻求被饶恕。在彼时彼地的我，是寻求摆脱被打击的地位，与打击者统一。
可是与打击者统一，我就得放弃大法，这是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做的。我的两难，真的把我困住了。我困的心里很苦，可是我也苦得逆来顺受，即使在心里，我也没有骂过那个强行剥夺我的信仰的那个政权。
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为了“转化”学员而被劳教所造出来。我被送到劳教所以后，这种说法包围了我，而我，一颗在看守所苦了一年的心，立即抓住了这个救命的稻草：原来可以继续修大法而又可以与政府的要求相一致的，那么妥协是可以的啰？我简直是大喜过望：立即就可以从困境之中解脱出来了—-不用再在灵魂的挣扎之中煎熬。我还被出示了书中讲了什么什么证明我们过去那样做是不对的。
从此，就开始接受那一套老生常谈：“政府为了你们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你们对得起国家吗？”国家被绑架，而我们却以爱国的姿态被欺骗、压迫以至于屈服于邪党的淫威。
第二道弯 洗心
关到快两年的时候，我被放了。心里对政府可是一点怨气都没有。也不真的自责。对来表功的恶警，还有一点感激之心。毕竟自己要求被接纳，如愿了嘛。临走前，我被暗示应该报告一些情况，我没有回答。
回家后，我被找过谈话，问海外的同修有没有打过电话来，讲了些什么。我说想法不一样，讲不到一起。丈夫和我换了手机，海外的同修再打电话时，就不是我接了。
2005年，一位狱中认识的老同修，给我送来一张光盘。她很智慧，如果她说这是《九评共产党》，说不定那时的我也就没有兴趣看了。她说，我只有这一张了，很珍贵的，你带回家去看吧。那时我觉得自己还在修，也把继续讲真相的学员看作同修，自己不去做。但是给我的资料，看不进去。我却打开了这张光盘。是希望之声的录音。一个女声，很平和的读着《九评》。
我听着听着，觉得脑中有一层污垢被洗刷干净了，一下子醒过来：原来我维护的，是恶魔！完全不是我从小被灌输的所谓美好的东西！于是，我的思想不再矛盾，只有坚定的维护大法，才是正确的；任何与邪恶政权的妥协与配合，都是与魔鬼交易，出卖灵魂。
我立即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开始学法炼功讲真相。但是，我的心没有那么快洗去过去苦难的阴影，做起事情来，尽管已经知道是应该做的，要理直气壮的做，可是我还是紧张。于是，我离开了中国。
第三道弯 自由
自由世界像一面镜子，大法给了我火眼金睛，找出了藏在我心中的魔鬼。是邪党的作祟，使得我曾与魔鬼交易。同样也是邪党植入我心底的恐惧，使得我必须背井离乡。
看着法拉盛街上一张一张从来不怕美国政府、不怕美国警察的脸，我会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那些恐惧的种子。
第一件事。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家居住的小街，街坊基本上都是社会的底层百姓，很多人是没有正式工作。妈妈所在的工厂条件不太好，才把职工宿舍安置在这条街上的一个破旧的大杂院里。小街拐弯过去有一户人家， 靠卖针线谋生。营生的家当就是一副竹编的挑担。一家人，夫妻与两个小孩，沉默寡言，没见过他们的笑容。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但是突然一天，他们被抄家了，听大人们说他们是“暴发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得到的解释很不清楚：我挤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破破烂烂的东西装了一板车，一个人就可以拉走。不过有一件东西引起了人们的骚动，议论纷纷起来—-一罐子猪油，说是有二十斤。听妈妈说没想到卖针线可以挣这么多钱。也是，我家的猪油最多就是一小碗。虽然惊叹其猪油之多，我却还是没弄明白暴发户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为什么一罐猪油就惹来这么大的祸。但是整个场面让我惊恐：除了抄家的人和围观的人，看不到当事人，那一家人好像已经被巨大的专政铁拳碾的无影无踪了一样。
第二件事。我在小学一年级时，无意中看到了我爸爸被批斗。我爸爸农民出身，当兵去过朝鲜，在厂子里是个干部，抓生产。爸爸很老实，就知道实干，没给家弄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家不像有个干部的家庭。我在一个台阶上走过的时候，望进台阶下的工厂小学教室的窗户，看到我爸爸站在讲台上，面对着群众低着头，在挨批斗。我心里又辛酸又恐慌，不忍再看看爸爸那个样子，赶紧走开。爸爸没跟我讲过这些事，也没有听到过爸妈议论这事儿，我也没敢问。
第三件事。再大一点的时候，还是在那条小街上，发生了一件至今都令我难忘的事。中午街上往往是静静的。有一天我从学校走回家吃午饭。突然，听到呼喊：有人逃跑了！朝那边去了！大人们都紧张起来，从屋里走到街上来，屏气翘脚往河边看。小街的后面就是沱江。冬天退水之后，中间的沙滩显露出来，一群囚犯在沙滩上挖沙。是他们之中的人逃跑了。不多久，呼喊声已经完全消失了，有人说已经抓回去了。妈妈的脸变成苦瓜一样，一跺脚，重重叹一声，说“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呀！”。我的心跟着为这个不幸的人紧了起来。以后我常常都回想起那个失去了自由的想要逃跑的人，被打的生不如死。可是我那颗已经被驯服了的心，已经承认了他的命运，我都没有想到要为他祈祷，祝福他的命运好起来！
我的周围的大人们都是顺民。他们一般不是专政对象。也不清楚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甚至也没有想弄清楚。政治余波也会波及到他们，但是也不去多想。我后来尽管读了书，上了大学，但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环境已经造就了我。我跟父辈一样，不知道中南海有多深，“领袖”有多伟大。虽然颂歌脱离生活太远，我们没有觉得其歌颂的是真实的，但我们也决不怀疑。到了北京，听见北京的同学们把“领袖”们的事随口就说出来，我总是感到惊讶。好多年也是如此。
第四件事。小学生的时候，听校工宣队的讲所谓“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还记得那个讲话的人是个女人，如泣如诉的讲着惨无人道的酷刑的细节。我听得非常难过和恐惧，很像把耳朵捂起来，却又不敢。如果说这样的残酷的故事，讲的是过去“旧社会的”，那么数年后，当江青等人下狱以后，我的家乡开了一个控诉大会，讲的都是“新社会的”里发生的事了：我的家乡武斗很激烈，分成两派，把兵工厂的大炮运出来对着江河两岸轰，听我妈妈说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们去探望外婆，我早作了炮灰了—-一颗炮弹落到房子边上，我的小床被轰到屋子中央。大会上都是些未亡人，异常凄惨的讲述亲人如何被钢焊等活活打死、追到悬崖边跳崖摔死的事。那天下着大雨，是一个十万人大会，扩音器在广场上播放着女人的哭泣。我和同学们打着伞。我们至今也不明白要让我们听这些血泪的控诉，我们也没有关心怎么“新社会”发生自己人互相残杀的事。那么可怕，我们敢关心吗？也许那是同学们的心声。
恐惧就是这样积攒着。被打击者象蝼蚁一样的可悲命运也许在那时就成为我惧怕的。
有一句诗，记得是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我来说，黑夜也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是我不知道我这眼睛是黑色的。直到《九评》出来，我才知道我的眼睛也是“黑色的”，黑夜的黑，而不是黑眼珠的黑。
再转一道弯之后，我又知道了，那是我甚至不知道寻找光明，就如同现在的许多中国人一样，置身于世上不可思议的苦难中，却要拯救全世界，以为是最光明的地方。走出小城以后，虽然社会已经不把外国看作水深火热，而是开始崇洋媚外，但是我本人却深陷于各种机会之中，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大法照亮我的灵台，讲真相给我磨砺之后，我才看到那周遭无边浓浓的黑暗。
第四道弯 蓦然回首
一天我打电话劝三退。一个农村男性在电话里面说：你们说那些都是假的。 “我为什么自己付费大越洋电话来说无意义的话呢？你觉得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他也不回答我，还是继续重复着那句话。他的思维逻辑怎么那样呢？
一个熟人，做生意的，来美国时我劝他退团。他说我还要在国内做生意的。另一个朋友也是这个回答。我说谁也不知，就是你知我知神知。而这也就够了。还是不敢退。他们怕的是什么？
有一个同学，是我的老乡，四川人，在一家金融机构任高管，以前也在跨国金融机构任过职。他是党员。我劝他退出的时候，发现他竟然是维护邪党的一员，很承认的那一类。他应该已经经历过了两种体制的不同，他也来自于草根阶层，看起来也是富有同情心，为何看不到众人都看到的腐败、而维护一个践踏人权的专制政权呢？
当然被灌输的那些洗脑的毒素是根本原因，可是我还是会常常思索，具体是什么特质，导致了这样一些现象。我想我对于自己的反思，是与所有这些现象有关联的，可是具体是什么，又说不清。
最近我得了一个故事。一个身为前夫的男人，因为有外遇被前妻发现后离婚了。不过在前妻建议下，他与外遇结婚了，再婚很满意。但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他还是和前妻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前妻也结婚了。在俩人都不背叛自己的婚姻的情况下，俩人还互相关心着。在人前，他还会说前妻曾给他带来了不可缺少的意义。前妻也对于这个结果比较满意，好过反目成仇啊。
可是两年前他突然变了。对前妻不太耐烦了，也不再关心了。
一天儿子对前妻不礼貌，被批评了之后，儿子把爸爸指责妈妈的话都告诉了前妻。前妻怒不可遏，质问他为什么不讲事实。前夫说：我一直都觉得你欺负我。前妻吃了一惊，原来留下的一点温情也荡然无存。她问他，那你还为什么讲我好话？前夫说：那也是事实，但是你欺负我也是事实。前妻无话可说。
在我看来，前夫的感受无疑是真实的。也许前妻真的是很任性，而前夫比较温和，就形成了一个欺与被欺的关系。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前夫离婚这么多年，直到两年以前才变脸呢？
我突然想到：奴性！这个词儿一跳出来，我也就明白了自己的历史：被邪党造就为奴的历史。
那位前夫如果不是有后妻对照，也想不起来自己以前受欺负的实质；而多年受压抑的生活养成了他愿意跟前妻和解的思维习惯，这个习惯保持了那么长时间。生活美妙了以后，才感到以前过的日子不好了。当然前妻有她的对前夫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否则，前夫也不会感激了那么久才开始意识到过去的不公平。
我的在法中修的过程，修出了一个新的自己，回头看到了一个抛弃的党奴的躯壳！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人性中被深植的奴性，不仅仅在面对打击的时候表现出来，而是时时处处的表现出来：当我围观别人被抄家、关注逃犯被虐待时，我只有惊恐与怜悯，而没有正直的思考与为他们善良的祝愿，是为奴性；被灌输不忍卒听的酷刑与血腥的武斗时，只想躲避，而没有正常的思考与疑问，甚至没有反感，也是为奴性；自己的人生走到了信仰的这个阶段之时，奴性使得我在面对专制暴力时，不知应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确信无疑的真理：与暴力站到一边的内在奴性要求，使得我在应该维护大法的时候，仍然不敢站在与这个政权不一致的立场上。
当然，我如果没有“觉得”那个政权的“好处”，我也会清醒一些。自幼就培植出来的奴性，使得我读了很多书，确也没能识破这个欺世大骗局。那些谎言堆积出来的“新中国”，直到“九评”问世才被粉粹。
每当我看到西方的正直善良之政治家，为营救大法弟子而奔走之时，我就为他们的正义的天性而感叹：试想，一个当今中国人，无论他是男女老少，贵贱贫富，遇到一个陌生人，告诉他一件不公平的残忍的事，期待他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来施以援手，多数的反应都会进入下列种类：最多表示同情、或者表示爱莫能助、或者怀疑、漠不关心、回避、甚至说活该。仅有高智晟律师等极少数良心英雄，愤而为正义呐喊。可是这些西方的政治家，他们却能够在听了对方的故事之后，心生义愤、同情，毫不犹豫的为之努力。这是一种我们民族多么需要的真心啊！
我们中国人，唱着激愤的歌长大，我们敢对着一切我们看不惯的、反对我们的、与我们竞争的个人与群体。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被爱国的号召所激奋、调动。可是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对着那个造成我们的不幸、我们父辈甚至祖辈的不幸、造成我们邻居、同学、朋友的不幸、造成我们世界第一的外汇却仍然在国际上颜面无光的政权激愤？
我们有些在国内的人感觉很好，激烈的反对一切批评政权的声音；有些海外的华侨也感觉很好，觉得中国人地位高了，为此而需要护着、哄着那个政权“继续做好一些”，对着反对迫害的抗议者激愤。可是，为什么被垮塌的“豆腐渣”工程所埋的孩子们，层出不穷戕害生命的毒奶粉，无休止的迫害民众，这些真正导致中国在国际上尽失颜面的脓疮，不能使人奋而发声呢？我们不应该都来看看自己是否有着正常的人性的反应，看看邪党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作了什么手脚吗？
我们有多少同胞把那种不正常的斗争当作理所应该的来认可？多少人不敢在形式上与专制政权决裂哪怕是私底下的？又有多少人在被打击时只求与铁拳统一、只求被铁拳所接受？ 只要一站到铁拳打击的方向就心惊胆战？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的被绑架者，是在命运被行凶者掌控之下变成奴性之人；而我们中国人是在出生之后就被当作奴性之人来驯养、来对待。
为什么我长期以来看不到自己的奴性？反而以为自己是一个勇敢者？因为我们自出生之时呼吸的就是这样的空气，举目望去都是这样的人，我也长大成这样的人，奴性已经像天性一样。而这个奴性却又不是对谁都软弱，只在专政的铁拳面前软弱，自然不容易看出。
奴隶，是身份，是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奴性，是内心的一种特征。是奴隶之人不一定有奴性，但是奴性之人即使命运使之成为高官或是富商，也还不改奴性。奴隶在身份上只隶属于其主人，奴性之人则可能只对特定对像表现其奴性，例如我曾经只对于那个铁拳便显出奴性，而那个前夫对于强势的前妻维持了数年的奴性。也许中国人大多数都对那只铁拳表现奴性，但是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奴隶的身份的改变取决于奴隶主人。奴性之人的性质的改变却取决于自己。能不能睁开眼睛面对残酷的现实？能不能汲取滋养天良的正义精神？对于共产邪恶培植出的奴性，《九评》是良药，是唤醒良知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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