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酷刑和斗争会创造的反革命集团
一天走在路上好端端的从天上撒下来一堆鸟屎，不歪不斜的丢到我的头顶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鸟照顾我，按老人的说法是将有灾难降生，我把鸟屎擦去，当时也不怎么在意。可能是老天将降灾祸于我的预示吧，后来我追思了这次灾难为什么落到我头上的几条促成原因。
一，我得罪了梁指导员：因为我的队籍是属于十队的，所长张家德因为曾当过右派后平反的干部，没多大权，卫生所在行政上归十队管，我也常找些理由去十队转转看些老朋友们，那天是十队休息日，劳改队叫大休，我去十队，进了围墙只见有一人被吊起在高高的木架上，这人是被双手反绑反吊起来，并不断痛苦的叫喊，边上还有人将他的腿往下拽，肩关节被后翻都已超过了一百度。我定睛一看是小汪，虽然在平时我很不喜欢此人，但他的叫声却使我受不了，声声都刺痛了我的心，我大叫一声“把他放下来，这样会把人搞残废的”有人飞跑出去到队部报告梁指导员，于是我被轰出了十队围子，那天晚上这姓汪的又被反绑在柱子上喂了一夜蚊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这惩罚，但我的名字是上了梁指导员的黑名单了，不知道恶运哪天降临，那是不容易逃避的。
二，我得罪了孙干事。有一天卫生所派我押车去县里去卖自己种出来的草药，于是孙干事找到我给我一斤粮票和钱，要我为他在县里买一斤面条。我当时虽然在大事上脑子已经训练得很清楚，但是在处人方面却仍然很单纯的，毫无社会经验，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我未来的命运的。我在县里转了一圈，没有见到卖面条的，司机又催着上车，于是见到路边一个面店就买了一斤手工做的面回来。孙干事亲自驾临卫生所，一看我给他的面大怒，说这种面在我们小食堂天天吃的，还比这做得好，说完悻悻而去，于是我又为自己埋下了一条祸根。
三，我又得罪了二个病员。陶海根和另外一人都是病员，但将近康复，暂时留在病房做小劳动。有一天他们抓了一只小水鸟，活拔去一点毛，然后用香烟火烫它，小鸟痛得吱吱叫，他们却哈哈大笑说这是治病救人。我觉得太残忍，就把小鸟抢来扔进水里放了生，陶从此记了我的恨。那时我买了一只小半导体，在晚上值夜时就听听美国之音里的英语课学点英语，于是陶的检举信就上去了，说我收听敌台。
根根绳索都将向我套来，别看都是些小事，可是在那个把人的命运和生命都看成象可以任意踩死蚂蚁的地方，这些小事都可以致人于死地的。
那时毛为了铲除潜在的可以取代他权力的刘少奇势力，在全国规模发动了取名文革的内斗运动，劳改单位也不例外，梁指导员天天在大队忙着夺权，中队就交给孙干事了。一天晚上我上大夜班，我接薛华四班的时候，他给我一盆煮熟的鱼，薛交代是孙干事留下来给我们吃的。当天中队曾抽干中队围沟的水抓鱼，当时我也不很在意，是政府干部叫吃的，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过了几天，鱼可能还未完全消化，梁指导员来了，他进门就问前天你们吃鱼了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就照实讲了。第二天我怕有什么问题，即向薛华四通报了梁来问的事，薛又报告了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汇报的，孙干事就认定了他吃公家鱼是我向上汇报的，于是一天孙干事把我叫到他的管教办公室命令我立即搬回中队加入大田劳动，张医生去和孙交涉几次也没用，因为他终究比别人低一头。他只是安慰我说等指导员回来再说吧。
这样我又回到那令人畏惧的苦役磨命机里去了。这时我被安排到水田种水稻，从春寒料峭，到冬风凛冽，田里还结着薄冰，一早要赤脚下水到日没地平，布种、拔秧、运秧、栽秧、耘田、拔草、除虫、割稻、运稻、打谷、晒稻，清场，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上场后的日子都在水中泡着，一切都有定额的，科学家们发现可以不让人休息的办法，就是种双季、三季稻，后来因为气温不够，三季稻无收成又改为双季，特别在种第二季时，夏秋间的毒太阳能把人烤焦，因为是双抢，夏秋白昼也长，有时还要挑灯夜战，劳动时间特别长。每畦横的一公尺六颗，叫小株密植，人在水田里弯着腰，脸向水田背朝田的动物，一起一落，远着望去就象一排一排但前后不齐的磕头虫。栽秧时因为我老是栽不直，也许因为我故意学不会，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愿弯腰和下跪，因为弯腰，我马上就腰痛，可能是以前挖土时我的腰受过伤，而下跪我立即膝痛，可能我的膝关节的骨结构和别人的不一样。于是我就担任运秧人，双手紧握车把，恭着腰，推着独轮车从东田装秧到西田倒秧，东西西东的在那窄窄 的田埂上来回奔跑，可恶的是那牛虻，叮一口无比的痛，人在推车双手不能放车把，这是因为田埂很窄，车放不下来，好多牛虻呼呼地围着人转，能让人发狂，有几次把我叮得翻了车。要下水去把秧重新装上，但又无处放平车，要别人来相助，耽误了指标，我怨自己的皮为什么不能长得厚一点象牛一样，真是害人又害己。
到收获时，体力劳动的强度很高，指标是分到组的，一人最少割二亩地，还包括打捆挑运到场基，因为是小株密植，稻长得棵矮行距小密度高，很难割，人人都弯着腰，叉开腿，从右到左再从右到左的努力往前割，腰不行了，就跪着以双膝盖为脚，有时手割得发软了，或稻株太粗，一下割不断镰刀就能往上滑，所以猛一下割去，刀往上一滑，就把手指割去一截，那也只能到田头找巡回医生包扎一下后回田里继续割。我弯腰时间长了就支持不住了，又割到了几次手，跪着也不行，只好坐着割，于是天天加班，特别是双抢期间，今晚割完运走，明一早就得犁田放水，不允许拖，所以只好小组全体出手相助，回想当时正是苦不堪言啊。
看来大队和农场的文革已进行到武斗阶段了，梁指导员回到中队把队里的年轻壮劳力组织起来，一人一根粗木棍，在院里练打，梁指导员对他们训话说，一旦党和政府需要，他们就要出去打，如果牺牲了，那是光荣的，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没有要到我，因为我在他心里是极端反动的。这对我来说反而好，我心想如果哪一天真要拉出去开打，打死了人，罪行由这些四类分子的就业人员背着，是阶级敌人对革命人民的阶级报复，而革命成果则由梁指导员这样的革民群众接收。如果被别人打死，那是罪有应得，与指导员无关。我一向很佩服梁的厉害，我觉得梁对毛泽东那一套学得很精的。后来武斗没有发生，时局逐渐平静下来，梁又回到中队，继续统治这二百多人的就业队，棍子队解散了，棍子收回到工具房，一切又恢复原状，看来梁这一派没有在文革中捞到什么油水。
共产党的批斗手段
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梁开始安排中队的阶级斗争，先将各小组的组长召集到队部，了解各组动态，小组成员的情况，然后指定各小组的斗争对象。
毛的所谓的阶级斗争根本不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只是一种制造恐怖的统治手段，方法是在一定的人群中按比例来定斗争对象，然后进行斗、关、杀，完全不根据事实的，人们觉得冤，觉得不公平，然后让所谓的群众从鸡蛋里挑骨头，甚至无中生有的、指鹿为马、无限扩大、上纲上线。在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的双重压迫下，最后让人承认有罪，以此制造最大效果的恐怖。当然他不会让人叫一声冤的，甚至到杀头时，也不会让你叫一声来创造冤枉气氛或英雄形象的，要不就扎住人的咽喉或干脆用刀割断。
有个人原来在九组，九组是年老体弱的弱劳力组，他的体力较好，在劳动中他的功效也较高，当然他在组中要高人一头的了，平时声高气粗，小组会发言多数是他包了，在组中评工分也让他最多，那些老弱都评他为组先进，后来他被调到二组，二组是壮劳力组，他进了这个组，只能陪居末座，一切都要自惭形秽，所以声音也响不起来了，这次二组的二个斗争批判对象之一，当然非他莫属了，这好象不合理，要知道如果他仍在九组，肯定他是批斗别人的积极分子，可这是事实。
我组中队进入了批斗阶段，第一名被批斗的是道阿三，他是有家属的，住在队里的家属房，队里只有二人有家属。另一人姓陶，叫陶广明，这二人都是和我一起从淮南轮窑厂来的，所以当时搭了二个草棚给他们，不和我们一起住通铺的。二个草棚离开干部们的家属房不远，按理说平时老道的劳动表现不错的，也从不犯错，这次被放到批斗的位子上有点出人意料，后来据小道消息说有一天指导员家的鸡跑去道家门口吃了道家老婆晒的粮食，道家老婆不但打走了指导员家的鸡，而且还骂了几句难听话。后来在小组揭发中还知道了有一次道顺手牵羊偷走了指导员家门外的一颗白菜，这是在批斗中道承认的。
批斗了二天，尽管弯腰、套马桶、金鸡独立都试了，好象再也挤不出新的东西来，于是决定三上吊，我们组为首操作批斗的人叫黄锦彪，他是中队理发员，是指导员临时安排到我组主持批斗的大将，此人心狠手辣，办法奇多，是属于和中央主持特务部的康生一类人物，梁指导员伯乐识马，将他安插到我组一定是带有重要任务来的。三上吊开始，道被用一种特别方法反绑起来，然后吊上了房梁，道的脸马上就转成了灰色，过一会道的气若游丝，指导员进来了，道见到指导员就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指导员，您要我死吗。指导员一声不吭的转身出去了，一会后有人传达命令把道放了。
第二个人被斗了三天，也被搞得死去活来，这天收工回来，分组会之前，梁指导员先召集全队训话，除了说批斗会进行很顺利也取得很大成绩，要继续进行到底外，着重说了我们中队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个，一定要狠斗，把他彻底揪出来等。我知道今天正戏上场了，我有预感，这次梁搞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我，前面十多个人的被斗都只是彩排，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法，毛家门徒的传统，任何运动前总是先从周围或薄弱部开刀，先练练兵并造成声势，然后切入正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人肉盛宴时，先上冷盘和开胃菜后再上正菜。还是一种心理战，这几天人人都提心吊胆的，怕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并且在批斗别人的会上踊跃发言，检举揭发，上纲上线，给别人扣大帽子，以此显示自己是好的。而那些自己知道有可能被斗的，更是胆颤心惊等待被宰杀，造成心理防线的崩溃，准备好了一旦开斗就赶快彻底交代以就缩短那种痛苦的折磨。
那些打手们也已练好陷城攻地的本领了，就等主子一开口他们就会蜂拥而上。接着，各小组各就各位，气氛一下就变得萧杀起来。大家坐定后，黄金忠大喝一声：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站起来，于是我连滚带爬的下了坑，站到走廊中央。然后是低头！交代！一片吼声。于是我开始交代自己在劳动中是如何偷懒，偷工减料的。可是又引起了一阵更强烈的喊声，不老实！狡猾！给他挂清醒桶，于是一个粪桶就挂到我的颈子上。粪桶就是放在工棚门口供众人小便的盛粪桶，里面已经盛了四分之一的小便，由于经年累月的使用，又从不清洗，里面已积上厚厚的一层粪石，奇臭无比，头在粪桶里臭气直熏到脑，粪桶二边有二个耳，连着竹片的柄，是用来穿扁担挑粪桶用的，竹柄的边是不加刨修的，比较锋利，所以低头弯腰颈上挂着粪桶，还要悬空不准桶底碰地，不长时间竹柄边已割破颈皮深入肉里去了。他们大喊：交代反革命事实，交代你们的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名单、每人职务，等等等等。这样折腾了二个小时，直到吹熄灯哨才鸣金收兵。而我却不准睡，在油灯下继续写交代，并有值夜班的人看着。
我是看透共产党在运动中这套逼人写交代或写检举的手段的，很多人在斗争的过程中，由于深度的恐惧肉体折磨，都会不顾利害关系，一心希望快点结束斗争，于是绞尽脑汁来写，认为交代越深刻，检讨越过头就越易过关，可以缩短折磨期，实际上折磨期的长短是要看主宰人的目的的：
第一，如果主宰的目的只是发动群众，营造斗争气氛，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恐惧，或者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阶级斗争任务，或是为了树立他个人在那里的威权，压压当时当地的所谓歪风，那么不管被斗人写多写少，写多少遍，斗争会不到火候是不会轻易让人过去的，该收兵的时候自会收兵，而相反的是被斗人写得越多，那么斗争的材料越多，柴越多火焰越高，反而造成收兵困难，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要知道共产党召开的斗争会绝大多数只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不大可能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
其次如果主宰人的目的是出于侦讯，是为了榨取口供，是为了定罪，为了向上报功等等，那么交代越多，他们的线索越多，需要核实的东西越多，重新去内查外调，特别是有人受不了折磨而乱咬，审讯面更扩大，如果被咬的人再咬，那么斗争期就没完没了了，要知道主宰人的胃口和贪欲是无止境的。
特别在后一种情况，或是上了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案子，很多人相信共产党的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一套，其实这一套是共产党在审讯一开始时的例行公事，所谓政策攻心。其实审讯员无权来判人刑的，他们只是使用一切他们所能做到的手段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材料而已，所谓的建议从宽从严也只是建议而已，最后量刑的轻重，还是取决于主宰人的政治需要，当然有些重要案件当事人帮助政府破了案，或者使政府意外的得到巨大收获，而该人在案中又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么也许可能得点好处，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中，交代越多，罪恶越大，特别是主宰人一心想处你于死地时，你无异于往自己头上压石头。我见到有人在被宣布死刑时大叫说：你们不是对我说过坦白从宽的吗。于是宣判人就会说：从宽不等于宽得无边，根据你的罪已可判十次死刑了，现在只判你一次，难道还不宽大吗。这种人临死还觉得共产党不守信用，觉得自己冤枉，后悔坦白太多。只是他们不了解这八个字的真谛而已。劳改队流行这样一句话，说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是从血的经验中得出来的。
第二天晚上，斗争会继续进行，这次除了弯腰挂粪桶外，后来又加了‘飞鸟饮水’所谓飞鸟饮水就是弯着腰，颈上套粪桶的同时，还要把双臂伸直后举，桶底不可碰地，这种姿势是很难持久的，头一晕就能倒栽进粪桶而喝尿。可是我再也交代不出新的情况了，本来他们所提示的情况都是过去我曾和某人某人的言谈，这些人都是我过去在淮南时的老朋友们，曾在一起喝酒聊天，现在都在农场别的大队，看来他们已早于我受到痛苦遭遇了，所以黄金忠们所提出的事，都是对方交代的一些过去朋友们一起时的言论一类，我就都一一认了，然而要我交代的组织，纲领，职务等简直是子虚乌有，坦白说我连懂也不懂什么是纲领。在他们得不到所要的东西后，又用另一种刑法，他们将我双臂反剪到背后，用麻绳将我的双腕扎在一起，然后将绳穿过屋顶横梁将我倒拉上去，我的脚尖却可以踮在地上，再在我背上加红砖，一直加到八块，因为疼痛，所以人会晃动，这就叫‘海鸭浮水’。在这期间，当时我真的希望梁指导员能出现在门口讲句放了，可是直到斗争会结束他也没出现，于是我知道了，我是属于上述情况的第二类，看来梁的目的是要借我的人头创造出一个大案来向上报功了，为了制造出一个破获反革命组织的功劳，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第三天的斗争会，用的是‘杨八姐射月亮’就是用二根细麻线套在人的二个大姆指关节上，那细麻线和我妈妈扎鞋底的线一样粗，然后二根细麻线分别连上粗麻绳绕过屋顶横梁往下拉，这样人就被吊起来，只有脚尖碰地。黄金忠声称如我愿意，他可以陪我玩到底，玩的花样还多得很。我开始射月亮只射了一会儿，大指关节处的皮就被勒破了，麻线深入到深部，我想时间一长，我双指的未节可能被拉掉，如其被搞残甚至被搞死在这个封闭式的小范围内，死了人梁一点责任也没有，他可以推说是就业人员之间的互斗，如果被搞残了，那么我如何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呢，所以不如把我的事马上升点级，干脆将事情闹到大队去，以后怎样以后再说。主意一定，我说我要坦白了。他们七手八脚将我放下后，我还是几句老话，于是他们就怒叫起来，说再把他弄上去，前后左右一下围上来四个人，我说让我把大棉袄脱了，这样你们的操作不更方便点，他们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把棉袄一脱，伸手就把左右二位一推，这二人倒到二边坑上一下起不来，然后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转身起手一推，这二人齐齐的往后倒下在地，我大步跨过前面地上那人，向门外奔跑而去，后面象卫星一样跟上一大群人，不料跑到围子门口，被预先守在围子门外的搞宣传鼓动工作的王道成从横里冲过来一扑，我倒在地上，后面的卫星尾巴也赶到了，都扑到我身上，我只好束手就擒了。这时指导员立即出现，他可能还是第一次遇到竟敢于反抗斗争会的脚色，命令拿小铐来铐上，我被拖去一间黑屋关了起来。我虽没逃出中队围子，但我想这也好，反正斗不下去了要升级，如果逃到大队，路程较远，就算逃到了，最后我还是会送回中队的，卸了梁的面子，还不知道他如何变本加厉来报复呢。
中队使用的这种铐子叫土铐，不同于公检法使用的正规铐，这是二个半圆的扁铁圈，将人的二手拗往背后手背对手背一合，将二个半圆铁圈套在手碗外然后二边往中间一挤，圈与圈结合有个眼，插进一根铁销，铁销下面有个眼插上锁，当二边二个人把铐往中间一挤时，被铐人的双手马上青紫肿胀，看上去很可怕的，幸好我在发育时候因营养不良，手腕长得很细，所以铐子没有太挤，只是在中间多了一根铁销压在手腕背一天痛到晚。关押的小屋四面的窗都被封了起来，门上有一个小洞，钉有一块木板做窗门，所以屋内一片漆黑。由于双手被铐在背后，大小便都没法解裤子，幸好被关黑屋的一个多月期间因为吃得少，只解了三次大便，至于解小便，他们将我的小便器拉出在裤子外，小便时就在站在墙角一个粪桶边，一屋的臭味。每天能送二次吃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一碗黑黑的象是什么干菜之类，就放在地上，想吃就得象狗一样爬在地上，弯着腰用嘴去啃，但狗还有二条前腿撑在地上以保持平衡，而人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前面失去了支撑物，连狗都不如，这就是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人们常为共产党辩护说共产党也是讲人道主义的，他们老是忘了共产党的人道主义前面是加革命二字或中国特色这些字眼的。
外面值班的是三个就业人员每天轮流，其中一个就是黄金忠，另外二人见到我那么痛苦，有时会帮我把手铐的铁销转动一下来转换压点去减轻点痛，黄不但不帮忙，反而故意拉我的铐子来增加我的痛苦，他还要我承认那天我想杀他，我说那你不就可以立大功了吗。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梁指导员和一个检察院（那时称作公检法）的李成松干事每周来提审一次，在最后一次我觉得火候到了，因为他们可能已觉得在我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而农场的文革形势也可能有某种变化，这是我从他们比以前更多的焦躁态度中感觉到的，而我也已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这样的反铐和黑牢里熬不下去了，反正总是要升级的，就早点好了。所以我说你们想要我承认什么你们就提示，我都承认就是了。于是李干事和梁指导员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李干事在面前的纸上匆匆写了点什么，起身出去，接着是梁按纸上写的念，我就说是，于是梁一声咳嗽李就进来了，让我签字盖手印，然后再铐上。这样我又让他们背上了逼供指供的罪名，我在每次招供中都是采取不打不招，一打就招的办法，这样是为将来反供做准备的，因为翻供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审讯人用了刑讯逼供，今天李以为只要出去不在现场就可掩盖事实，这真是欲盖弥彰的事，让我觉得挺滑稽的，后来我在往上递送的翻供材料中详细描写了这一过程，让他的上司去笑笑吧。
第二天就将我押送去看守所，看守所如前所提及的那样是丁字形的，大门在中间，就是三排房子的中间联合部，没有开大铁门迎接我，我们是从边门进去的，看守所长登记了我的名字，验明正身后就开了我的铐子，将我带到一间号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所长见到我那种蓬头垢脸失去人形的样子，叫号子里一个犯人去打了一盆水和一些纱布来，然后关上了门。因为我的胳膊已不能动了，号子里的犯人(按理说是未决犯)帮我将衣服脱下来，我一看自己的衣服除了外面的棉袄外，其余衣服的背部从里到外都被汗水烂掉了，轻轻一拉都能一块块掉下来，勉强洗了脸和手，感觉到身体恢复自然姿态的舒服，我的双腕背侧已经溃烂，用纱布包上，打开中队里押送我来同时带来的我的行李包，换了衣服，我瘫在地上再也不想动。晚上开饭，那是从牢门的一个长方形窗洞里递进来的，看守所一天二顿，今晚是干饭咸菜，我扒进一口饭和咸菜咀嚼了二下，忽然嘴里嚼到一根骨头，我赶紧吐出来一看，不是骨头，是我的一颗牙齿，再用手指在口腔里摸一摸，原来我满口牙全都松动，摇摇欲坠了。牙床骨都萎缩了，以后我的牙齿一个一个的都能用自己的手指拔下来，吃饭只能生吞，自由后我去配假牙，配过十多副，居然没一副能用的，牙医的理由就是我没有了足够的牙床骨，就这样我那光溜溜的口腔，手腕上的疤痕，肩关节和腰部的伤痛，它们陪伴了我一辈子，作了我二十年劳改队遭遇的永久记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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