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安徽第一劳改支队白湖农场看守所
一九六九年十月我被关进白湖看守所和死刑犯关在一起一年多。在第八章里说过白湖看守所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关押人犯的牢笼，这是呈丁字形的建筑物，一共三条，每条有二十多间牢房，在我被关押的这一条里，每间都关着一个待宰的死刑犯，另外有六七个未决的被所方认为罪较轻的犯人关在一起，这些人负责二十四小时的在牢房里看管待宰的人，有时所方会多给一点稀饭给号子中的指定负责人，以示优待，并被告知要靠拢政府，和死刑人划清界线，可以作为将来量刑时的参考。基本上判死刑的人多过每年奖惩大会的需要，因此他们就象货物一样的被贮存在这里，有的在这里已被贮存了二、三年了，他们的腿上戴着十八斤的脚镣，手腕上戴着铐子，还得受同号人的呵斥和虐待，过着不知那天被拉出去的日子。
号子面积大约有十平方米左右，一边是水泥做的铺，五个人就是挤在这铺上睡觉的，另一边则是水泥地，一个粪桶放在靠墙中间，二个人睡粪桶一侧的地上，我是新来的当然睡在地上，那个死刑人就睡在我边上。粪桶另一边则被用作推行李和碗筷脸盆的地方。号子很高，在一侧的墙上靠近顶部有个小窗给透空气，因为高所以人站在铺上也看不到外面的。我们这间的号长叫吴经柏，他对死刑犯比较和气，他原来是县委的一个秘书，犯了什么被判了刑，在农场里又因为牵涉到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嫌疑被关在这里，我们号子的死刑犯叫冯家根，他是因议论副统帅林彪看上去象个奸臣而被判死刑的，等待彻底解脱已等了二年多，每天白天带着大铁镣在那块打地铺的地上走来走去，不久他遇上了机会被拖出去解脱了。我们邻间的号子每天晚上都有人惨叫，吴经柏说惨叫的那人叫万松轩，据说曾在旧社会文艺界担任过重要职务，判了刑，苦役好不容易熬到了头，就在他满期前几天，他的妻子和已长大的女儿都来信要来安徽接他出狱，可是由于他与其它犯人的聊天时提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并且说他过去认识江青，他说这不是一个好女人等，因此被关进来了并被判了死刑，所以他的精神崩溃，神经错乱，每晚都要大骂江青，于是所长指示犯人处理他，所以每晚他就被用绳穿过手铐吊在窗栅上，惨叫声就是万松轩发出的。有几次在放风时我见到他，只见他的双腕肿得包住了铁铐，外面看上去根本不象正常皮肤，只是枯树皮而已。
老冯走了后，我号又送进一个死刑犯，这是一个年轻人，只有二十来岁，看上去还象个孩子，细皮白肉文质彬彬的，身材纤细，下巴右下有几根长的汗毛，他叫顾维忠，他是安徽体校的教练，可是我不信这样一个瘦弱的男孩能是体校教练？交谈后才知道他是安徽国际象棋亚军，在体校教棋，他爸爸是上海一个有名饭店的一级厨师。他是被招聘到安徽体校的。文革后期他所在的那派失败，对立派掌了政权，他在派中也算是个头头，所以被关了进来，但是这次判死刑的罪名却是抗拒交代，不认罪服法。正在奇怪有这样的死刑罪名，原来他在被提审时，被问你知道为什么关你进来吗？顾维忠竟说是反革命把我关进来的，他还拿起他坐着的小板凳向审讯员头上扔去，这样就被判了死罪。我用纸做了一副象棋和他下，本来我以为自己的棋艺很高的，我学过棋谱，在学校里我也是常胜将军，想不到后来他让我二个子并让我先走，我仍然盘盘输给他。小顾曾对我说他在上刑场时一定有行动的，换句话说他一定会雄纠纠气昂昂地高昂着头呼口号的，他希望死得英雄，死得有气魄，要象电影里的共产党员被敌人押赴刑场时那样。小顾被杀那天我已不和他一个号子了，但据中队里那天去参加大会的人说，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小顾被反绑着，二边有二个兵拽着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按在小顾头上，小顾低着头，面色发灰被拖到远处，远处还有一辆白色的医院大车停着，枪声响后，小顾即被二人拖上医车，远望去好象还在挣扎。
十多年后，我大难不死，居然活到毛魔死去，在共党的二派斗争中沾光回到了社会并最后到了自由国家，后来就有条件去中国探亲访友。我在甘肃的一位亲戚和我聊天中曾谈到，她们当地有一位首长的儿子因为需要换器官，而在当地遍查了劳改系统找不到合适的，后来居然在新疆的一个看守所找到一位年轻的未决犯可以配对，立即将他判处死刑，转到甘肃来作了牺牲品。我找到了人权斗士吴宏达的电话号码，告诉他这些事，可是吴先生说这不可能，在七八、七九年的时代，中国还无器官移植的技能。我无话可说了。但是我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漠视人命无所不为的组织，杀个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比碾死个蚂蚁还无所谓，何况他们做的一切坏事都被淹没在黑暗中，尽管当时还无器官移植成功的报导，难保当时已在做大量的内部试验，只是外部无人知道而已，总之小顾被那白色大车装去后的结果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永远的谜了。
我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处在一个桥墩下的水中，而水中有只乌龟正在游动，奇怪的是这只乌龟的头象一个墨水瓶盖子，我一把抓住这乌龟，梦就醒了。我从来也不信迷信这一套的，但几次梦的预示却是非常确实。记得我来劳教前，在上海我的睡铺上前后曾做过二个梦，第一个梦时我妈妈还在上海和我一起，梦境中我在一艘大轮船上，船上挤满了人，船向大海开去，越行越远，我妈曾给我讲过她过去曾做过的一个梦，她已到了鬼门关，差一点回不来，被我早已死去的舅舅一推才醒过来，所以我在梦中有些害怕，怕随船出去回不来，于是竭尽全力喊叫，终于在嗓眼里发出一点声音就醒了，我妈还以会我是梦魇了，据人说水是祸水而船是监狱。另一次梦发生在我被劳教前，梦中我是一只小鸟，处在一个在海底的大椭圆形的玻璃屋内，而屋内有一个很大的魔鬼，他伸开他那长长的手臂要抓住我，我则在他的周围飞逃，穿过了他的胳窝，穿破了玻璃屋逃出去了。这二个梦后来都应验了，我也终于逃出那黑暗的大陆，穿过大洋来到了这自由的世界。所以我做了这个墨水瓶盖乌龟的梦后，猛然醒悟莫非这梦在告诉我必须用完一瓶墨水，问题才能解决.
第二天我要求所方买一瓶墨水和一刀纸写交代，我开始每天不停的写申诉状，写的都是在中队被刑讯逼供，诱供和指供的情况，只要听到看守所的大铁门哐啷一响，有很多人进来，我估计可能有上级单位的人来视察，我就在号内大叫报告，小号门上的小窗一打看，我就递出一叠申诉状去，然后我再开始努力的写，后来诉状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经常如此的递诉状，后来看守们差不多都已熟悉我的行动了，但他们也无理由来禁止我递交代的。起初场部公捡法的李干事差不多每周来提审我，但这时我的说词已完全变了，并同时再递上一份申诉状给他，李干事气得拍桌子，他说：某某某你不要以为不承认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没有你的承认我一样判你的刑，我要叫你把看守所的水泥铺睡塌，屋顶住穿等等，不过我对他的恫吓已经无动于衷了。
某晚看守所发生了监啸，我正在熟睡中，突然被一阵席地而来的、滚滚的、低沉的、象从地底传来的啊——的吼声惊醒，我睁眼一看满屋血样的红光，非常恐怖，当时我立即也情不自禁的跟着叫起来，是看守所顶上的兵鸣了枪才将啸声停下来，据说监狱的监啸和兵营里的兵啸都是在人们处在极端压抑和恐怖的情绪情况下才发生的。
某深夜看守所的铁大门又哐啷啷响了，接着人声嘈杂的进来很多人，号子那一边的门都匡当当的开了，有很多人被关进去，接着那边号子里发出了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口号，此起彼落的好不热闹，于是所长带了一些人进来，哗哗的带了不少的刑具进来，对面的号子被一个个的打开，一会儿后，口号停止了。
我们号子的头吴经柏因为过去是县委的小秘书，所以看上去好象挺有风度和学问，经常会念几首唐诗给我们听，我见他的字写得不错，可是好象有不少白字，一天他正在摇头晃脑的念一首诗，有这么二句是“低头暗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乎”我学过这首诗，也喜欢这首诗，那是唐代李商隐的大作，好象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来试探朝廷的意思，我请吴经柏在纸上写下来，可是他写成“画眉深浅识事务”了，我觉得这好象与全诗的意思不符合，而识事务这三个字我觉得太庸俗和世俗味，我提出了我的异议，吴觉得我挑战了他的权威，很不高兴，可是我确实没有去挑战他的权威的用意，要不了数天，趁放风之时他提了张小条给所长说我和顾维忠在互通案情，关系过好，于是我被调出这个号子。我被关入另一个号子，这是个普通号，没有死刑犯，连我七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大队，却都是不同的反革命集团的嫌疑犯，一开始他们对我有点防范之心，怕我是看守所派来的特务，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大家也都放开了。
我们这七个人都很友好，我发觉这些人都很聪明，当时天气已非常闷热，他们用稀饭和撕开的被单布做成几个巴子黏在墙上，然后用一条被单对折做成一个大风扇联在巴子上，午间大家都躺到铺上，由一个人在地上拉动风扇，大家轮流拉，这样很凉快，休息得好，他们又在提审回来的路上随手捡点香烟屁股，有时也用些衣物和室外的小劳动交换点烟，然后号中人大家享用，但小劳动是不敢给我们火的，这也有办法，把棉衣里的棉花撕一点下来，把垫在铺上的稻草折断几根包在棉花里成了一根棉棒，然后用鞋底在水泥地上搓棉棒，一会时间棉棒冒烟了，拿来撕开，用嘴一吹就冒了火，我真的很佩服这些人的创造力。其中有个人叫徐恚侠，他关前是场部医院的外科医生，我俩很谈得来，我们在一起常常切磋一些医学上的知识，他也给我传授了许多外科手术的经验，这些日子我没白过。
这看守所的正规的看守只有二个人，所长姓赵，是部队下来的副连长，所以大家叫他赵连长，另一个姓高，要叫他高干事。炊事房二个就业人员，然后就是一个小劳动，大家叫他小毛。还有一条大狼狗，是部队里退役的狗，见到犯人就恶狠狠的吠叫。小毛是将满期的劳改犯，负责打扫院子，如果号子里有什么事，他也被允许打开小窗看和报告所方的。一来二去的，我们也和小毛混熟了，我们通过小毛用衣物换点香烟和日用品。小毛说：这条狗是用你们的伙食费养着的，它真正是吃着你们的但又管着你们。我们听着只能笑，可不敢接口，其实所有骑在我们头上的统治者哪个不是吃着我们的呢。这几天那边号子又关进来一个年轻人，放风时拖着大铁镣哗啦哗啦的在院子里走，不象别人将铁镣用手拉起来走，因为和我们不是同一时间放风，我们曾经在号窗下面挖出一条小缝，通过这小缝能看到一部分院子的，所以通过这小缝看出去，见到了他那种大大咧咧毫不在乎的走相。我们借故和小毛闲聊，原来那位年轻人还是个大学生，他是偷渡国境被抓回来的。后来又进一步知道了他叫章淳厚，别人往外逃都是往香港那个方向，可是他偏偏逃到苏联去，那个时候中国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文章攻击苏联，又在黑龙江和苏联打了仗，在国内大挖地道备战，所以他以为苏联能够给他政治避难的。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从劳改营逃出后，一路夜行晓宿，他身上没有足够的避寒之衣，晚上沿路扒农田里的地瓜，掰些生玉米，高粱充饥，有时就啃野菜挖田鼠，就这样他居然能越过中苏边境，一天空中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他一看是苏联的飞机，知道已经成功到了苏联，所以他就跑到一个开阔地，在地上大字形躺着，一边挥舞他的一件衣服。终于被苏军发现，直升机下来后，见是个中国人，通过手势知道他是逃亡者，就把他送到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关了十多天，有军官带着翻译来录口供三次，十多天后他又被押上直升机到了中苏边界，离边境几十公尺停下，这时小章后面是苏军士兵，前面来了一队中共军士兵，小章已失去任何逃跑机会了，就这样被押送来白湖看守所。这个时期，白湖有很多人逃跑，白湖很快就召开了严惩大会，小章就此消失了。小章追求自由的勇气和毅力是非常的，可是他选错了方向，他不知道中苏之间的争吵只是狼和狼之间的争吵，有时为了抢一块肥肉时也能争斗得很厉害，但二者都是一样性质的专制极权国家，它们对付起羊群来是一致的，如果这羊没有大的价值，苏狼不会给以庇护的。小章确实死得不瞑目。
破堤
大暴雨接连下了八天，这八天里也没有给我们放风。只有小劳动阿毛一天二次来送饭，同时开门放一个人去倒粪桶。又是一个夜晚，人都就寝了，看守所进来许多人，每个号子的门都被打开了，人们被命令带上自己的日用品出来，所有的人都被绳捆上了，并被联成一串，兵士拿着枪在二边，我们被押着出了大门，又走上了大桥，穿过大桥，到了场部的一个大礼堂，人们被命令挨个在地上躺下，到天明才有名字叫干部的人来训话，这样我们知道了农场昨晚已炸堤进水了，干部警告我们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周围都是警卫部队，如有乱说乱动的，格杀不论，这才使疑惑的人们安定下来。一个矮胖的姓刘的干部牵了那条伸着红舌头的狼狗进来，在人中转了一圈，姓刘的向大门口走去，那狼狗在一个人的身边停了一下，伸着鼻子去闻他的腿，那人好象有点害怕，把腿往后缩，并骂了一句：滚开！臭胡子。这句话被尚未出门的刘干部听见了，他当即转身回来，从腰里拿出一根麻绳，一边骂臭劳改，你骂谁啊。刘干部的动作很利索，三下二下的就把此人反绑个结结实实，绳头穿过颈后的绳圈使劲往下一拉，刹那间那人的双手变成紫黑，倒在地上呻吟。我仔细一看，那刘干部的脸上果真长着络腮胡子。这是我到农场来后的第二次破堤放水了，第一次放水是三年前，据说农场中央的劳改来不及撤，淹死了好多人，第二天大队派了人划着小船去救，还有好多人爬在高一点的树上，同时在树枝上也挂满了大大小小逃命的蛇，水面上还漂着猪牛等畜生呢。
每天坐在地上学毛选，然后结合毛语录检讨自己的思想，然后由大家来批判他，一个一个地轮流搞，倒是没闲着。
一天突然干部叫大家把红宝书拿出来，翻到第二页，说把它撕下来，我一看是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林彪象，这就知道林彪出事了，如果不是，要是撕破副统帅的像那是要判死刑的。那时有很多人恨林彪，骂他是奸臣，人们把文革的罪过，武斗，杀人，破坏经济，破坏文化都归罪于林彪，象冯家根这样的人也是出于自然的心里状态骂了林彪白送了性命。其实我倒是另有看法，看着林彪高举毛主席语录的那种形像，真有点奸佞的相，可是奸臣有什么不好，历史上的奸臣一般来说对当时的皇朝统治都起着破坏缩短作用的，那么缩短点毛泽东这个魔朝有什么不好呢，再说林彪也许是投毛之所好，故意把他捧上天，捧得高，摔得痛，正因为捧得太离谱，所以林彪的捧可能另有目的也说不定，也许在毛被捧得得意忘形，走到极点的那一天，林彪搞个政变也说不定的，至于江青她也只不过是毛的工具而已，正象后来她被审判时所自白那样，她只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那里她就咬那里，没有江青也会有王青周青一类的，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学习到毛在庐山会上打倒彭德怀时，曾召见被他驱逐了的前妻贺子珍，我想那时毛已在为日后打倒他设定为政敌的刘少奇，以及广大的因大跃进的灾难已对他离心离德的干部们的文革做准备了，如果不是发觉到贺子珍的精神出了问题而不堪任用，那么以后文革小组组长的重任不是陶铸，也不会是江青，而是贺子珍无疑，江青之才不堪重用，毛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江青作为老毛走狗受到惩罚理所当然，但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江青狭隘偏颇，从延安和毛结合以来被中共高层所藐视和歧视，一直抬不起头，一旦当权有一呈报复的愿望，中共高层没有人会喜欢她，连老毛的亲信汪东兴都欲除之而后快，这样就促进了老毛身后的皇朝政策快速转变，对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对林彪和江青都恨不起来。
这时我已把一瓶墨水全部用完，通过撕林彪像的事我想林彪一定已被打倒，那么毛已把中国人从普通百姓到亲密战友已经全部整遍，再无可斗之人，我想他的生命一定会很快结束的，地狱里的魔皇一定很快就会招回他，那么我的苦难也有了尽头的一天了。
说老实话受到三天反铐——看守所的临别纪念。
洪水退了后的某天，我们又被押送回看守所，看守所钢骨水泥的建筑没有损坏，号房里的水泥地和铺仍然潮湿，已有干稻草运来，我们铺上稻草，又继续我们的牢笼生涯。看守所有一栋独立的平房是所干部办公处和休息处所，屋顶的盖草已散落，于是我们这些囚犯被利用起来。押回的第二天，所长到了院中，所长姓赵，是部队下来的副连长，所以大家叫他赵连长，赵连长把号中除了死刑和监看的犯人外，所有人都集合在院子里，安排劳动分工，一天下来因为关押久了，人人都很疲劳，收工前，所长把人集合起来报数清点，然后大声问：累！不——累！然后大家大声的长长的呼叫一声：不——累——！
这时站在赵连长身边的高干事笑着说：不累是假的。第二天又是这一套，高干事照例说了：不累是假的。本来我叫不累的时候就觉得很违心，再加上高干事带着嘲讽地说是假的。我觉得人不应该老讲假话，因此第三天劳动结束时，大家高声叫不累时，我就没作声，赵连长不愧是行伍出身，我没作声却被他一下就看到了，于是他又一次专门问我一个人累不累，我就大声回答：累——修房完成后的第二天，赵连长找个借口把我反铐起来。三天后开铐时赵连长说：不要以为你的案子没事了，看我收拾你。虽然吃了三天反铐，但三天痛苦换来了一个消息，我知道自己将被放出去了。
四中队的范队附到看守所办了手续，然后带我去四队，这样我又开始去做水稻田的无偿劳工了。一年多后我和卫生所的王所长取得了联系，那时张家德已因病去世，王所长通管大队卫生医疗的一切，王所长为人很灵活的，大队的干部都对他的服务感到很满意，他又娶大队教导员的女儿周会计为妻，所以他在大队讲话有力量，大家都买他的帐，这是张医生无法相比的，王所长把我又调回卫生所的病房，以后卫生所化验室的范旭平清理回乡了，我就负责化验工作。
大队卫生所是专门初步诊治干部的，干部住院则送场部医院，所以和大队病房分处二地，我负责化验工作，独立一人工作，独立一室，没有和他人共处的矛盾，我的工作负责，化验结果正确，而且每次卫生所的业务考试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这样我太太平平的过到了离开劳改队的那天。期间，只有和一位叫屈惠康的老先生有过一段时间的磨擦，屈先生也是大队卫生所的一位成员，他在卫生所里负责给病人针灸推拿，兼卫生所的打扫清洁工作，因为此人平时喜欢吹大牛，讲话多言过其实，做事还有些懒，还有个打小报告的坏习惯，王所长很不喜欢他，我来卫生所后，除了做化验外，病人又喜欢找我做针灸和推拿治疗，这样一来，王所长就动起了节约人员的脑筋，叫屈惠康下副业队劳动去了，可想而知屈是很恨我的了，多次来找我麻烦，其实屈惠康也是很可怜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是美国的陈纳德飞虎大队的报务员，飞虎队在帮助中国抗日作战期间英勇牺牲过许多人，立下赫赫战功，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却将他带上美蒋特务的帽子判了刑，他的家在上海重庆南路，有妻子有儿女，他服刑期满后，给了他一个月假去探亲，他非常激动地到了上海，他的妻子却拒绝他进家门，儿女将他赶了出去，他当天就上了回劳改队的路。下队劳动的味道我是品尝过多次的，我想我要帮他回诊所，有一次大队管理员的老妈薛奶奶抱着她的小孙子来卫生所，这小孩的肘部不能动了，我一检查是小儿桡骨头半脱位，小儿挠骨头半脱位的复位手法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为了帮助屈惠康，我就推说我不行，屈医生专长这种复位，于是去找屈解决问题，事后薛老奶奶去找所长交涉，屈终于回到了诊所。在这期间我继续向管教科提交申诉状，但没有人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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