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到处都是建国六十年征文，我也蠢蠢欲动，自知我不够资格评六十年的历史，故决定不褒不贬，就叙叙三十几年的北京吧。
我出生在沈阳，由于我父母都工作，我从小被送到全托幼儿园，周一去，周六回家。三、四岁的事基本记不住了，但我记得老师打我们，后来为了找借口不去，我撒谎说在幼儿园吃不饱，以为这样我就不会被送去了。没想到我妈找到了老师，将我的抱怨告诉了她，这下大祸临头了。一天吃包子，老师站在我身边，逼我吃，一共逼我吃了18个，直到我呕吐，才停止，并命令我清洗我的呕吐物，我记得我吐了好几天，而每次都得清洗。如果我现在得了忧郁症，心理学家肯定说是我童年幼儿园的遭遇造成的。孩子们从小受这样的对待，可见中国人权问题的历史悠久。
5-6岁时，1960年，全家搬到北京，最记忆犹新的是饥饿，当时中国大饥荒，（出国后才知道，在国内一直被告知“三年自然灾害”），那种饥饿刻骨铭心，粮食都定量，只能保证活着，当然我的父母会比我们更饿，因为他们省下口粮给我们。最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家养了一两只兔子，我妈让我出去拣些烂菜叶喂兔子，但是烂菜叶都被人吃了，连绿草都被人吃了，实在养不起，只好把兔子杀了炖肉吃。吃饭时，我们都坐在桌旁，而我哥却坐在一边为他的兔子哭泣。他哭得那么伤心，全家人都吃不下去了。当时我母亲在我家旁边的幼儿师范教书，我记得有一天我实在饿的受不了，顺着她上课的声音找到了她的教室，打开门说：“妈，我饿。”顿时全班哄然大笑，我被我妈赶出了教室。出国后知道，那场大饥荒，中国饿死约三千五百万人，我算相当幸运的了。
我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全院十来家，基本是一家一间屋，一家五口以上两间屋。
我记得有个邻居姓宋，女儿叫宋英，她有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个被打成右派的语文老师，不知道她母亲在那里，现在想来他当时肯定非常痛苦，因为每天晚上他都打骂他的孩子，因为是语文老师，而且一般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有才，因此他骂他的孩子语言非常生动，不是一般的骂人，如他对他的儿子吼到“如你有一个手指是好的，我都可原谅你，而你不但没有一个好的，你还烂了十一个！”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几个孩子拿着板凳靠墙坐一排，等着听“相声”。据说他的两个孩子偷东西，想起当年的饥饿，真不能埋怨他们。文革开始之后，他们被遣送回农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活过了那场大灾难。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对他们友好一些。
还记得陈姨和李叔叔，他们天天早上“打架”，争先下床，落后的叠被子。李叔叔总是同我开玩笑，具体说什么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天听说他们工厂要搬到陕西或山西，那时不能辞职，只能服从组织，从此他总是愁容满面，不久胃癌去世。我一直坚信是由于不得不搬迁造成的愁苦导致他得胃癌死去。
张叔叔是我童年崇拜的英雄，他才华横溢，聪明过人，他的幽默不亚于侯宝林，至少我这样认为，尤其文革中侯宝林的相声成为四旧而被铲除。但他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几次，每次他一回来，我就泡在他家，听他说话，（对不起，张叔叔，我当时实在是不懂事，侵占了您那么多本应该与家庭共度的宝贵时光），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张叔叔的讲话就是我的最大的精神享受。他带给我们多少欢乐啊！而每次他走时，我都感到惆怅，生活中顿时缺少了什么。文革时我十一岁，正是渴望知识的时候，由于文革没学上，只能靠听他们说话弥补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幸亏我的邻居基本是老师。后来知道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现在我有俩个孩子了，我不禁想到，张叔叔两个孩子成长的时光，他有多少没看到，……孩子的第一步，第一个词，第一个微笑，第一天上学……如果我错过了我的孩子成长的这些里程碑，我永远不会原谅给我造成这一损失的政府。在“万恶的旧社会”，中国世世代代流传着牛郎织女的神话，而在“幸福的新中国”，成千上万的夫妻亲身上演着牛郎织女的悲剧。
朱姨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她本是大学教师，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在中学教语文，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好事，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除了革命什么都没有，而朱姨给我们讲了白雪公主，灰姑娘，大灰狼和小红帽子，安徒生的童话等美丽的童话故事，虽然我没有成为作家，但她所给予我的精神食粮在我的童年是非常宝贵的。也许这就是我现在嫉恶如仇，充满同情心又易流泪的缘故吧。还有方伯伯，他虽然是数学教师，我学的第一个古诗就是他教的，那是海外闻名的木兰从军的故事，当我的孩子看迪斯尼电影《木兰》时，我就想起他，“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文革时，我见的第一个被殴打的反革命分子就是他，据说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而打他的是他的唯一的儿子，没办法啊，如不划清界限，则将自身难保。我肯定方伯伯理解他儿子的苦衷。
最不幸的是张婶，她没有工作，她的丈夫在学校财务科工作，文革后大女儿下乡。在那个年月，灾难随时可降临。忽然一天，她的丈夫因贪污畏罪自杀了。是否贪污不得而知，但自杀是真的，张婶的嚎啕大哭持续了好几天，听起来好像唱歌一样。她的二女儿是个残废，儿子才几岁，家里立刻断绝了经济来源，二女儿不久去世。为了生存，她一大把年纪（不知道她多大年纪，但在我眼里是个半老太太）开始学骑自行车，从此在一个街道工厂打工养家。好容易将儿子带大成人，他的儿子却真贪污了，并被判刑，张婶老来孤苦伶仃，中风去世，好多天没被发现。据说当时在北京是一大新闻，报纸都报导了。
但令我印象最最深，并对我人生转变起到最大作用的是我哥插队。那时中学一毕业即面临失业，必须下乡插队，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哥走的那天，天阴沉沉，或许天是晴天，而心中阴沉沉。他十六岁，同我儿子现在的年龄一样，而当时的心情是生离死别，因为根本看不到出路，我们都哭了，没有送他到火车站，主要是心理受不了。我哥走后，我父亲坐立不安，不断地说，“我得去火车站。”我则一再劝阻他，他唠唠叨叨一直到过了火车开动的时间，又换成“我应该去火车站”，一遍又一遍。后来我的邻居小红去黑龙江兵团，我去火车站送她，唯一能想到的词去形容当时的情景是“火葬场”，全火车站一片痛哭。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命运，我第一次想到“我要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有多好啊！”
1970年我被分配到了北医三院，成了一名护士，比起我哥来，我算幸运的了，但我从来没有高兴过，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最后的一棵稻草是我们科的主任，她在文革中当然被批斗，我从一到科里后，就对她恭恭敬敬，从来没对她说过一句失礼的话，更不要说批判她了。而文革一结束，她立刻入了党，并大打出手，疯狂报复，反而一再批评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崇洋媚外，因为我开始学习英文。从此我认识到，我们的苦难不是仅仅毛泽东造成的，他死了，一切还是一样，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我的命运还是被万恶的人贩子（人事科）掌握着。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争取出国的奋斗，1986年我背井离乡，来到了澳洲，真正地掌握了我自己的命运，我的儿女永远不必为找工作而磕头求人，为生存而眛着良心说假话。
在中国长大的人都知道，像我和我的邻居的这些遭遇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了，比我们苦的多的多，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到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家家一笔辛酸史。而我们都活过来了，能活下来就是幸福，生存权就是我们唯一的权利，为此我们要不断地感谢党的慈悲，恩赐我们一条命。六十年来中国人平静地过着这悲惨又“正常”的生活，天经地义的权利一出生后就被夺走，从不问为什么，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含辛茹苦，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代又一代……
在经过八国联军，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大起大落之后，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从此跪下来了！
尾声
86年以后到现在，我无权再讲北京的生活了，只能举些数字：
‧ 据商务部早些时候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三十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约合3千五百多亿元人民币。
‧ 0.4%的中国人拥有70%中国的财富。
‧ 至少30万幼儿被喂毒奶粉。
‧ 成千上万儿童铅中毒，国外儿童正常铅指标为少于20微克/升血，最好是0，国内指标为200微克/升血。
‧ 访民如雨后春笋般增长，斩不尽，杀不绝。
‧ “外籍华人”这个49年前没听说过的名词，正在逐年壮大成浩荡大军，包括反共的、爱党的、流亡的、掌权的、贪污的、觉悟的、修炼的、科研的、政治避难的、携资卷逃的、当官的家属、走私的毒贩；更有大红大紫的明星们，联合共筑《建国大业》，集体加入外国国籍，以便更好“爱国兼赚钱”，严阵以待续集《弃国大逃》。决不重演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的双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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