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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6日訊】 共產黨過八十歲生日的一場場大戲，簡直像貝克特的作品。
頭一個，是江澤民居然十二年不倒，還在笑，而趙紫陽倒軟禁著呢。胡耀邦和趙紫陽又都從黨史中失蹤了，江澤民的頭像堂而皇之地和毛、鄧並列！江澤民不瘋不傻，可他就敢這麽幹！這就想起80年代老百姓說貪官的那句話了：“你就不怕真八路回來嗎？”那麽真“八路”還有嗎？當然有。還要等到何時呢？當然，青年讀者感興趣的是：你們這些人當年怎麽就那麽傻，上了這麽一條賊船呢？共產黨只比我大四歲,誰知道它是老幾?青天白日旗資格老得多。日本人，說也奇怪，佔領北滿七、八年，居然還准許小學生讀張學良時代的課本。初小老師李光粹給我們私下上的啓蒙第一課，是愛國；愛青天白日那個國。可比較要好的五個同學，不出幾年，四個卻都去愛另一個中國了。第五個也未去南京，而是選擇了花花世界。五人之中，又有四人是有產階級。說是共黨宣傳吧，我偶然弄到的大批抗日刊物，國共參半。哈爾濱俄國人雖多，都是反共的白俄流亡者。其實這幾個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個人自由，那麽何以未走向自由主義，卻寧願選擇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呢？就我個人而言，渴望自由、使個人得到發展，最大的障礙首先是那種社會秩序。父親失業，我連小學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時常目送馬車隊滿載凍餓而死的僵屍，緩緩駛過鬧市，也不會無動於衷。那麽不搞革命，以漸進方式改變社會有何不可呢？看不見這種可能。哈爾濱滿目繁華，遍地是酒館、賭場、大煙館和妓院，你簡直看不出有一個國家佔領了那個城市。這和你今天在中國看不出有過一次“六四”，簡直是如出一轍。然而今天你能還感覺到地殼在人們的焦躁中起伏，最滿意現秩序的人也不免心驚肉跳，而六十年前卻沒有。
半世紀後，將有各色人等詛咒張學良將軍，認爲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早就被消滅了。抗日戰爭給了中共以壯大的機會，這是事實。然而就算“安內”成功，既然1921年能出現一個共產黨，有什麽根據說1941年就不能再出現一個呢？張學良將軍親自說過，他感激蔣介石免他一死，但倘若時光倒傳，他又一次面臨西安的抉擇，他不免還要再來一次事變。因爲他當時已認定共產黨消滅不了：他的兩個精銳師都教共軍消滅了。
九十年代聰明的學者們責怪中國人爲什麽不走英國式和平革命道路，偏要步法國和俄國的後塵。且不說英國也流了不少血，應該質問的是：中國何以沒有像英國那樣以和平（並不是沒有痛苦和殘酷）方式消滅了作爲階級的農民呢？那是由於人家的地主和咱們的老財不同，不是只管收租、不問年景，而是親自管理生産，孜孜於改進，而不是躲進縣城津津有味地抽大煙和摟姨太太呀。總之，這才給毛澤東留下“廣闊天地”，故能“大有作爲”，這才使1949年的巨變成爲可能。不過也並非不可避免。1946年還有一個機會。國共和談如能成功，20世紀中國的命運就會不同了。中共也不是完全無此準備。
1946年七月初我因逃避國民黨逮捕而撤出天津時，組織的安排是九月開學時重返。地下黨還準備了一個副市長候選人，準備和談成功後同國民黨競選。不幸一周後內戰就全面爆發了。事關實際步驟，並未宣傳，故可認爲不屬欺騙。
當時蘇聯對毛澤東疑懼重重，毛澤東朝那邊“一邊倒”尚不保險。中共軍事上也無必勝之把握。因而接受某種和平同居的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而任何形式的國共兩党並存，都會使毛澤東無法爲所欲爲，從而避免後半世紀的民族悲劇。不幸的是冷戰爆發，美國政策劇變，全面支蔣。蘇聯在長時猶豫之後，也終於開始支共，關東軍的槍支這才交給東北共軍。我不相信毛澤東有信心能在兩年多內打敗國民黨。我們這些小黨員，也沒人那麽樂觀過。1946年林彪曾三次準備撤出哈爾濱，哈爾濱有的商人都拒收共產黨的“票子”了。
那年冬天，新一軍越過松花江，幾乎兵臨哈爾濱城下。我們做了一切準備隨時撤離。不料孫立人將軍忽然按兵不動了。黑龍江和關內不同，已非自然經濟，誰控制了城市，也就控制了鄉村。哈爾濱一旦失守，要使東北成爲共軍後來大舉南進的大後方，就非易事了，連兵員都會成問題。那麽國民黨究竟爲何坐失戰機呢？一說是因蔣介石疑懼孫立人是美國安排取代他的人選，不願孫再建奇功。無論如何，一方的腐敗成全了另一方的勝利是無疑的了。說到底，國民黨衆不敵寡，自身之過也，夫複何言？應該感謝張正隆先生，寫《雪白血紅》那樣的書，是要掉腦袋的。我就沒那份膽量。也要感謝保護他重獲自由的那位或那幾位將軍。不然，世人就無法得知共軍圍困長春期間曾有意地使十五萬人活活餓死。其實，那不過略微縮短了取勝的時間而已，因而更加不可饒恕。
沒有一個勝利者贏得過1949年那樣普天同慶、四海歸心的萬衆擁護。勝利本身已經爲勝利者的一切罪惡提供了最有效的辯護，不須律師發言。幾億人的歡呼，又預示了對統治者未來的絕對信任。然而也不能說1949年毛的江山就永久坐穩。不講宿命論的話，就得追問一下我們自己，是否錯失了一些歷史曾經提供的轉機。1956─1957，1959─1962，和1978─1981，更不要說1989了。
有多少萬中國人1949年以來因被控“隱瞞歷史”而死於非命？然而最成功地隱瞞了歷史的，莫過於中囯共產黨的領導。延安的所謂“搶救運動”，是時隔五十餘年後才由韋君宜在《思痛錄》中、後來又由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揭示出來的。而那五十餘年間的各種運動，不過是1942年“搶救運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的翻版。假若四十年代初那些受害者因毛澤東的假惺惺道歉而放棄追究事件的起因，又放過罪魁禍首康生和毛澤東，還情有可原的話，他們在五十年代以後成爲曆次運動的主持者而毫無抗拒和保留（這樣的人是有的，但多半付出極大代價），就是夥同犯罪了。1955年的胡風一案，近年來雖出了不少書，仍未足夠地清算。中國歷史的大逆轉，應該說不是從反右派運動、而是從鎮壓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的。首先，那是毛澤東一手製造、完全無中生有和顛倒黑白的大冤案，而且其明目張膽、網顧天下人非議的程度，也獨步千古。周恩來與胡風有十數年深交，深知胡風爲人，承認過理論上曾受他啓發。文藝界的幾乎所有名人熟知胡風，縱使與胡不和，也不認爲他會是反革命。毛澤東親自動手，在幾周內把事情的性質連升幾級，從“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到“反黨”到“反革命集團”，連胡風的宿敵周揚都被弄得目瞪口呆，難以接受。毛澤東何故要不憚其煩地親自策劃、部署、親自批註和串改藉以定罪的信件、修改社論等等？動機不會僅因胡風的文藝思想與他相左吧。封鎖胡風的思想和瓦解他的“集團”，何須如此大動干戈！然而整個領導集團和最瞭解他的文藝界胡風的同輩，卻一無例外地屈服于毛的淫威，還不遺餘力地落井下石！毛澤東這一次測驗獲得超級成功，他的瘋狂就升級了.。
事情的吊詭和荒謬，在於胡風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已遭中共圍攻和刁難多年後仍不抱敵意，對毛澤東本人也依然崇敬、信任。這也許就是九十年代他未能受到顧准和陳寅恪那樣高規格待遇的原因。然而顧准的鑽研和發現不幸問世已晚，陳寅恪的貢獻限於學術，又像幾乎所有中國史學家一樣，似乎不像西方史學家那樣認爲歷史是幫助人們從過去認識現在和探測未來的。而胡風的影響卻已見於現實。“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理論已在路翎等人的創作中結出碩果，1949年以來三十年文學沙漠正是因欠缺這兩大水源造成的。況且，在文學之外，整個民族和整個社會，災難的根源難道不就是“戰鬥精神”太少而“奴役創傷”過多嗎？把胡風稱作中國當代繼魯迅之後的一位偉大思想家，應是當之無愧的。對胡風的沈重一擊，不折不扣地落到中國人靈魂的頭上。在摧毀路翎之後，一個萎糜頹唐、逃避現實而顧影自憐又自得其樂的高行健成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人第一得主，就不足爲奇了。
毛澤東是由發明以農民爲革命主體、農民武裝包圍城市的戰略而贏得權威的。這個戰略把革命引向勝利，卻造成最終又使革命演變爲反革命的嚴重後患。所謂“山溝裏能出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它本身就是違反那個主義的。一些不知近代文明爲何物的農民領袖，只能把馬克思主義的幾句詞句用來裝潢農民起義，卻必然把農民和地主的風習帶進黨內、給以革命的包裝，奉爲正統。迷信武力、推崇蒙昧，對現代文明油鹽不進，否定個人和自由，敵視人道主義，視人命如草芥，便以“革命傳統”之名推行全國。殘酷、卑鄙和虛僞便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寶。
共產黨取得了勝利，然而黨卻由此變爲一個農民党，同馬克思沒有關係了。農民的最高理想既然是“均貧富”，自然就要實行“兵營式的共産主義”，管他馬克思告誡過多少次萬萬不可呢！再說，“人”是什麽？工具而已嘛。毛澤東說過“餓不死就行”這類話，人能打仗、幹活、開鬥爭會便可，要交通、電話和多於一張床的居住面積幹嗎？“愛”、“快樂”、“憐憫”、“善”、“良心”和“美”從口語中消失，“自我”、“人”、“個人”不再在出版物中出現，這自然是它們首先從生活中、從而也就從意識中消失的結果，同時又是原因。
20世紀有哪一個國家（柬埔寨除外）取消了教育？唯獨毛澤東的中國事實上完成了。1957年還取消了與人有關的幾乎一切學科：人類學，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法學，心理學，遺傳學。這又從另一方面印證了毛澤東心目中的人，和他所要塑造的人是個什麽東西了。以爲中國人口問題僅僅是毛澤東未接受馬寅初的主張造成，不完全符合事實。那是對中國全面破壞的結果。假如毛澤東僅僅破壞了經濟而未取消人權和婦女的權利，或使教育免於摧殘，或哪怕僅僅給黨內以較多民主，中國都不至於背著16億人口（據日本政府按食鹽消費量調查做出的判斷，1997年中國人口已突破十五億，我相信屬實）這個致命的、神仙也減輕不了的沈重包袱爬入21世紀。
1949年，我們曾切斷歷史，以爲一切黑暗和罪惡都是國民黨造成，過去的一切永遠不再複返了。今天有可能又一次切斷歷史，認爲1949年後的半個世紀，除屍體和靈魂的廢墟外，再無其他；而一切罪惡全由共產黨造成，因而只要推翻共產黨，便是一片光明了。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將有外國人在場。因爲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1956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70年代波爾布特屠殺一百萬柬埔寨人的罪行，是完全由中共指使，提供訓練、裝備、經費和軍事顧問完成的。後來爲保護那批殺人犯，又于1979年發動對越南一戰，以牽制越軍對波而布特的攻勢。至於1965年五十萬印度尼西亞人之死，是否由於中共唆使印尼共產黨發動武裝政變的結果，尚有待查考，但至少部份責任恐難卸脫。對這一切，中國人恐怕也不能不分擔一部份責任。你說你也是受害者？也對。但是至少當你明知不義卻一無舉動、甚至無動於衷、甚至落井下石，是不能一骨腦兒都推到共產黨頭上的。
有一事爲例。1940年，日本人對哈爾濱地下黨進行大逮捕，一舉消滅。幸存的左翼青年，費盡艱辛跋涉到關內尋找黨。一批人到達山東省德州地區抗日根據地。“肅托”中被疑爲託派，兩度隔離審查，都未能證實，便各自恢復工作了。不幸忽然發生“情況”，日寇進攻，必須轉移了。大批幹部途中將多次經過日僞軍碉堡。這些受審者心懷怨恨，到那時只要喊上一聲，不就全完了嗎？於是決定處決兩對夫婦。男的槍斃，女的活埋。當一男一女兩個嬰孩也被扔進土坑時，旁觀者中忽有一青年女性動了惻隱之心，提出抗議：“那孩子們有什麽罪，怎能活埋！”於是兩條生命便由此得救。後來那男孩長大成人，經養父囑告，長期奔走，才洗雪了父母的冤情。那位姑娘，頂多也就是個村幹部，可見小人物也不是不能有所作爲。然而我們中間曾有多少人在目睹類似情形時作了相反的抉擇呢？
和中東歐的大部國家不同，中囯共產黨是純粹的國貨，土生土長，靠漢民族的乳汁養大的。它何以能比俄國的黨有效得多地控制了中國人心，至今不倒？這塊土壤裏文化養料更瘠薄，專制根須更粗壯是一個原因。十月革命後，俄國的文學藝術仍能享有十年自由，巨作累累。蘇共始終未能把家庭、個人生活政治化，也未能搞中國式的政治運動，因爲找不到一哄而上的人群。在那裏，人們頭腦和生活的陣地中已經盤踞著自由、權利和美，不容政治獨霸。說到底，是因爲（慚愧得很呐）發明印刷術的中國，在大慷其慨地以活版印刷技術幫助歐洲實現宗教革命、文藝複興與啓蒙運動之後，只給自己一般人家裏留下兩種印刷品：皇曆和竈王爺像！
這一切是不是已經成爲歷史了呢？倘若說1949年後的前十七年是中共腐蝕中國人，那後三十餘年就難說了。在以歡呼和禮拜把毛澤東的帝王感和共教教主野心吹得鼓鼓的，以屈從和忍耐把大小土皇帝弄得忘乎所以以後，一個和平共處和互動的過程就普遍化了。千萬不要低估中華悠久文化的載體、世界一流智商的漢人，咱們舉世無雙的智慧和生存能力既然能成功地同化了一個又一個異族統治者，爲什麽就獨獨不能感染一個同族統治者呢？遍佈全國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賴昌星，是瓦解共党的功臣，只不過同時也毀滅了自己罷了。毛澤東三十年間曾遇到三次危機，1956─57年和1959─62年那兩次，滿朝文武都奈何他不得，1966─76年這一回不行了，因爲是他要自殺。別忘了咱們漢民族最擅長的一手，就是自戕自毀。 老是有人說，中共派遣了多少多少特務打入海外民運。我反問；需要嗎？十二年來海外流亡者優先獲得了一個機會，展示出中國人一旦有了政治自由，卑鄙和貪婪將如何淋漓盡致地破壞那自由。結果是劣幣驅逐良幣，好人退出，惡人逍遙，明哲保身者心安理得。
我經歷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的四分之三，目睹了中國人身上那曾令魯迅先生寒心的一切。一百年列強的一次又一次侵略（單是日本人就幹了三次！），居然未能刺中中國人的穴位，麻木不改，冷漠不變，健忘依舊。1949年翻天覆地的巨變，畢竟使人下人覺得自己也是人了。它也喚醒了人們心中長期沈睡著的一些最可珍貴的東西，首先是爲一個崇高的目標奉獻自己。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前三十年統治又把中國人兩次逼入絕境！只是在經過正反兩方面的強刺激之後，中國人才開始警醒。我有幸在五十四歲後享有了一點特權，從社會底層看到這個70年代開始普遍化的中國人心靈的那個歷史性變化。下跪和叩頭的人稀少了，批判和叛逆精神生長起來了。不是個別人或少數精英分子，而是一代青年平民起來了，站到歷史的前沿。最近有人公然挑釁性地對高寒先生的身份和歷史提出質疑。
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膽敢向獨霸一方的黨內特權分子宣戰，受盡折磨而不屈，在七十年代的中國，豈止一個高寒！中國歷史有哪一個朝代、從蘇聯到東歐又有哪一個國家出現過遇羅克、王申酉、李九蓮那樣一代平民而非知識精英的叛逆！中國人走出幾千年來被囚禁其中的自家院牆，看到他人，看到自己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平等感和正義感第一次走進普通人的頭腦，這絕不是一件小事。這是半世紀中國史上唯一值得稱道的進步。
不幸的是，這個力量沒有被珍惜，80年代成爲“受四人幫迫害的革命老幹部”反攻倒算、瘋狂打擊的物件；九十年代受到知識權貴的嘲諷；目前又遭到江澤民集團新一輪鎮壓。思想、理論上的混亂，也使一些人迷失了方向。政權腐敗率領下的全社會腐爛，“六四”後因政治絕望而火上加油。人性淪喪並非中國獨有，但中國的特點是三十年的苦難和貧困、二十年的普遍而公開的腐敗、十年的貧富急劇分化加五十年農民的賤民地位不變，使犯罪者人人理直氣壯。同時，破壞和報復事實上又是不自由條件下政治反抗的無奈而又自然的選擇。毛澤東時代開始的人的非人化過程，已達極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業已展開。社會動亂已經開始。
中囯共產黨已經只剩下一個外殼了。其權威，已只能靠國家機器、即軍警維持；在黨內，則唯官員的任免而已。中下層政權正在向黑社會手中轉移，而共產黨總體則已經成爲新舊權貴、資産者和新興買辦階層的代表。這三者，加上倒向當朝的知識精英，便是中共的社會基礎了。“三個代表”論和江澤民在慶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無非是公開承認這個事實，使共產黨的變質合法化，爲背叛工人、農民階級做出一點辯解而已。一個共產黨死了。黨內的真正革命者、開明派卻因此而獲得了把自己同腐朽者和反動派區別開來，舉起自己旗幟的理由和機會。遍佈中國的畢竟不僅是靈魂的廢墟—聽一聽苦難的呻吟和憤怒的呐喊！艱巨的任務是撥開思想的迷霧，不要掉進毛澤東幽靈設下的另一個陷阱：凡他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凡他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原載《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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