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律曆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順應道法禮樂德，反省自勵歸正哲。」《漢書》乃《史記》之後的重要典籍。被列為四史之一。
《漢書》記載了始自劉邦的漢王元年（西元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西元23年），還同時囊括了四年的楚漢之爭，一共二百三十多年的史事。也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其重要性不同一般。
《漢書‧律曆志》有云：「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那是一種萬物歸順自然、萬事依循正道的祥和境界，治國當施以德風雅樂，置刑責而無用。
然而，人心物慾的興起有時竟如滔天巨浪，再繁榮的經濟實力也敵不過奢華的浪費，繁複的典刑制度也管不了人倫的敗壞。就這樣演繹著歷史的更迭、變化著改朝又換代。但是不論朝代如何易姓，保留的是這流傳至今的神傳文字。就算是到了科舉式微的元代，仍然有不少志士奮力堅守文字的承傳。
元代兵強馬壯地稱霸歐亞大陸，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的彪悍作風對文治的推動總是一股障礙的力量。正因如此文治的不足，再鋼鐵的政治也挺不過百年的時間。雖然元世祖忽必烈積極推動學習漢文熱潮，太子依律法一概需要學習漢文，當代的蒙古貴族也會延聘漢學儒士至家府中教育子女，但終不敵人心的貪婪。
守舊派以中原為大牧場的唯利觀點，常成為推動漢法主張的阻饒。所以世祖至終也沒有將漢法建立出一套完整的體系制度。在延續國家命脈的選才制度上造成了漏洞百出的遺憾。元朝官員有兩萬六千多名，其百年間因科舉而被拔擢入仕者才只有一千兩百名左右。元朝高級官僚的錄用則端看與朝廷關係的親疏而定，舉才以世襲、恩蔭與推舉的方式。如此一來，「賢才不入朝，小人可當道」的局面就很容易滋長出來了。
漢儒翁森生於南宋，眼見元朝入主中原，誓不為官，創設安洲書院，力挽學風日下的頹廢。他以朱熹白鹿洞的學規為基礎，上承堯舜之「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並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學習窮理之序，落實以修身、處事和接物為「篤行」的展現。
修身之要為：「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則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朱熹特別闡明學問不為：「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華夏璀璨文明留下的神言、神蹟所演繹出的博大精深，意在鋪陳提點人與宇宙之間的微妙關係。文字為這些神傳文化的載體，當不是為了圖求世間功名利祿而來。
翁森秉承了這樣的學養，堅持著在家鄉開辦書院，有其艱難卻也有其偉成。當時地方的最高首長是由朝廷直接派任的「達魯花赤」掌印，雖其官品在表面上等於同級官員，但實權皆在同門同品官員之上。如此實權之職卻也只有蒙古人或色目人或被賜蒙古姓氏的其它種族才能擔任，除非蒙古人不願前往的偏荒窮壤，才會讓漢人任職。因而出現了文風圮毀、置書不近、專營權謀之術的現象。
南宋末年進士謝枋得在其著作《疊山集卷之六》中提及元制評典人用十等；貴益於國的是「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為後賤者，謂「無益於國也」，讓這位與文天祥同科的謝進士在嗟乎卑哉的感嘆聲中寫下了《卻聘書》來拒絕元朝的五次徵聘。
翁森比謝枋得或許幸運一些，一樣堅持不為官，卻在浙江台洲的家鄉開辦學堂，其對教育的貢獻讓鄉人至今感念，也留下許多美談，他著名的七言詩「四時讀書樂」尚留待後篇與看倌們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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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