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愛的吳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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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

　　前言：尊敬的吳祖光先生于4月9日走了，我將他視為親人，吳先生并 不知道中國有一個名叫樊百華的讀書人，几年前父親去世時我都沒有此刻這樣難過。吳祖光這個人太純、太真、太正直、太善良太……了。中國進步知識界因為有了吳祖光多出很多的自豪！我不知道他在世時有沒有看到我寫他的這篇文章，這里通過海外的陳奎德博士將它發表出來，以寄托我無邊的哀思，也作為我繼續追隨吳祖光精神，“一輩子做一個普通好人”的心志！

—作者 2003年4月10日深夜

　　吳祖光先生是非常值得敬愛的。但談論吳祖光先生一點也不需要正襟危坐，冥思苦想。恰恰相反，倒是要多一些松弛、再多一些常人的眼光，多一些返朴歸真的底線覺悟。從某种意義上說，底線覺悟最難獲取，因為這需要在深深淺淺、雅雅俗俗的繁雜言說中，徹底擺脫“文本神圣”（所謂敬惜字紙、文章乃千秋功業等等）、“口舌乾坤”（不管實際做得怎樣，話一定要說得漂亮等等）的魅惑，而直取行為的意義。這當然不是要貶低甚或排斥書齋和論壇，而是要強調行動的至高价值。古往今來，有多少生命葬于歷史的塵埃，反倒是留下了“名山”中人，這無疑加重了文化人“學而优則仕”、“學而优則名”、“名威而后”，輕實行、踐履的缺鈣傳統，今天，我們應當努力伸張“做一個好人比寫一百本書重要”的社會人格觀！愛因斯坦在評价居里夫人時說的那段名言，非常值得我們中國所謂“事業心強”知識分子們反省！我們應當盡可能克服學院气，當此互聯网方興未艾的時代，我們完全有條件將目光多一些投向相對缺乏思想理論著述的人們，以強調現代公民性人格的緊要。吳祖光沒有出版過什么思想理論著作，他的人格卻有著第一流的重要性。

　　吳祖光是率直型的人格。他當然是有先進思想的，否則他不可能那么自覺、澄明，不可能60多年來一以貫之地追求正義、堅守良知，如果你要從社會公共關怀的一面向他學習，那么，除了干淨磊落的行為，再沒有別的讓你覺得高不可攀、勞神費心的了。

……

10天前我給尊敬的邵燕祥先生去電話時，接電話的謝老師(邵夫人)告訴我，吳老先生在病中，由他的儿子吳歡全天候護理。聞之凄然！84歲的老人還沒有看到過“春天”到來的光景呢据說老人的身體是從1998年愛妻新鳳霞突然去世后急轉直下的。

新鳳霞！又一個完美的人格：

　　——出身貧寒，自學唱評劇，14歲唱成了主角，是享譽海內外的“評劇皇后”；婚后才從丈夫識字，成為作家，一生出書20本；書畫俱佳，家務活好手

　　——非常愛美的大美人儿，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劉鬃威脅她和右派丈夫离婚，被斷然拒絕之后，她也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初期作為牛鬼蛇神接受高強度勞動改造，一次累病倒地因醫院誤診而致半身不遂。“我媽媽，一個聞名全國的大演員，嫁給他也有四十年了，四十年來擔惊受怕，從來就沒有消停過”（吳霜）

……

　　“我媽媽說解放前她怕警察，解放后怕党委書記。我媽媽追求的還是一些文化，她不愿意政治問題干擾到我們家里的家庭生活。但恰恰我爸爸對政治的敏感又促使他仗義執言。其實說到底，我爸爸并不是一個政治理論家，我爸爸跟政治的關系是一种被動的關系，完全不是因為我爸爸對政治有興趣，而是因為政治從57年開始就對我爸爸非常厚愛實際上就是他對政治上的一些反應。”（吳歡）

　　中國缺少像吳祖光這樣的丈夫，也缺少新鳳霞這樣的妻子（她讓我想起了俄國歷史上那些追隨丈夫走向西伯里亞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們）。這不是從才華、成就上看，而是從最起碼的立身處世的道德上看，從做人的起碼勇气与良知上看。

　　列宁鬧革命得手的1917年，吳祖光出生于北京。父親吳瀛（又名吳景州）博學，工詩、文、書、畫，有著述四种傳世，還是一位文物鑒賞兼收藏家。少年吳祖光在這樣濃厚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中學時代即發表過詩歌和散文，并被京劇藝術的特殊魅力所吸引，經常跑戲園，沉醉其中，受到了戲劇藝術的啟蒙教育。中學畢業后入中法大學文學系，學習僅一年即應戲劇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校長室秘書，結識了在該校任教的劇作家曹禺。１９３７年在乃父的鼓勵下創作并發表《鳳凰城》，從此一發不可收，踏上了戲劇創作道路。寫下了《孩子軍》、《正气歌》、《風雪夜歸人》、《牛郎織女》、《林沖夜奔》、《咫尺天涯》、《闖江湖》等十余部劇作。他還投身多种文化活動，當過教師，編過報刊，日本投降后曾在上海主編過報紙副刊，連續寫出新話劇，以筆作槍，辛辣地諷刺國民党當局和舊上海的黑暗，為此遭到當局的威脅，在朋友的關怀和幫助下出走香港。在香港被動做起了電影編導，兩年編導了四部電影。

　　共產党革命成功后，雖有香港好友挽留，并許以厚遇，吳祖光還是“一心要赶回來參加開國大典。”“赶回北京已經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后的工作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電影編導工作。”這時他“才知道中國共產党有一個‘組織決定、必須遵守’的‘制度’。這在以前我是沒有經歷過的，我從不妨礙別人，也從不愿受別人的管束。

……

　　1954年全家遷到北京后，祖光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親吳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楊蘭教授用了三天時間親自鑒定，241件文物裝了几車拉到故宮博物院。

　　3年后的大劫難中他被打成右派，經過22年才重見天日，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然而，對一位正直、敢言的老人來說，他的漫長的冬天還沒有結束。老人所遭受的苦難，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僅僅是因為他敢于說出真話。

　　祖光先生在《從“1957”年說起》一文開篇就說：“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的不幸，首先是廣大人民遭受苦難，而遭受苦難的人民完全是無辜的、冤屈的，沒有一絲一毫的責任；應該負責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當權者。”

……

　　“我是一向主張創作、寫作自由的，對這种低水平領導高水平的現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張就是，政治要有領導，軍隊更要領導；然而文學、藝術本是給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的自由。”這就是給吳祖光先生帶來災難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論”。連偉大領袖都親自披挂上陣，提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論”与之相抗，結果當然是槍杆子戰胜了筆杆子，秀才書生的理性敗于流民兵家的非理性。“誰也想不到忽然從‘提意見’變成了‘向党進攻’。而且把這种顯然的‘陰謀’公開說成‘引蛇出洞’的‘陽謀’”。“而我由于在戲劇家協會的一次發言中談了我反對戲劇審查的意見，被當時劇協的領導者田漢，把我的發言加上一個標題：《党‘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這樣，田漢就擺脫了他自己發表過的一切類似意見，揪出了一個專門与‘党’作對的吳祖光，成為戲劇界、甚至整個文藝界，第一個大右派！震動全國，立了一大功。”接著來的是整個戲劇界，以至文藝界對吳祖光的大批判，大會、小會不下五六十次。1958年吳祖光被發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妻子被株連，3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鋼

去近郊農村“鍛煉”，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做了7年“兵團”通訊員，服每天走70華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吳霜初中畢業后，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升學的權利，只能呆在家里。而父親去世之時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擔一切責任的我的母親，擔負起所有全家以及三個年青孫儿孫女的教養之責，雖然她還有許多儿子、女儿，但她一天也不离開這個‘闖了大禍’的儿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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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乾曾戲說，如果他和吳祖光在街上同時遇到不平之事，吳祖光肯定會上前打抱不，而他自己則會溜之大吉。有這樣性格的吳祖光，也就不會對是非善惡有半點含糊了。1992年6月的一天，吳祖光到醫院去探望曹禺，兩位老友坐在一起，手拉著手談心，曹禺忽然滿面愁容地說起一生寫作上的失落，吳祖光脫口講出一句對老友憋了多年的心里話：“你太听話了！”曹禺几乎叫喊起來：“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里去了！我總是听領導的，領導一說什么，我馬上去干，有的時候還得揣摸領導的意圖可是，寫作怎么能總听領導的？”

　　“太不听話”的吳祖光當然也就“太不討喜”，也就會遇到太多的流氓權力的滋擾！例如他与新鳳霞的書畫聯展，三次布展就緒，臨開展的早上卻生生被陳希同下令卡死——“出動警車強制停展，把參觀展覽的數百名來賓、無數的花籃一律攔截”，人們聞言說祖光的忘年交王丹也要來，應邀到場的法國大使、香港名導演与文化部領導人都被晾在一旁了！

　……

　　“清除精神污染”有惊無險。但隨著“四項基本原則”越發張狂，胡喬木、鄧力群之流越發得勢，“自由知識分子”注定要受到“自由化”這頂鄧記大帽子的罩壓了。1987年，方、劉、王三人被開除党籍之后，王若水、蘇紹智、張顯揚和孫長江等人被撤銷職務、勸退出党或開除出党，另有一批著名知識分子也遭到了整肅。吳祖光受到了名為勸退實為開除的處理。處理吳祖光的辦法是讓胡喬木爬几層樓找到吳祖光家里，秘密地向吳本人宣布七大錯誤，以免讓公眾知道，留下社會記憶。簡直是黑社會的鬼蜮伎倆！

　　吳祖光先生曾經這樣說：“文化大革命后，我得到一門知識，就是全國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有它不能公開說明的政治目的的。這一次的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顯然也有它的政治目的。”（《北京文學》1998年第5期）所謂的“精神污染”不是別的，就是以周揚、王若水等數以百計的知識分子，以人道主義批判個人迷信、領袖崇拜、封建專制——“社會主義异化”。關于這方面的回憶文章，我讀到過于光遠先生1997年發表在《廣州文藝》上的長文——那篇文章好在直截了當地說出了：“清除精神污染”是胡喬木上下其手，利用“政統”整周揚等人（周揚果然被整得短了陽壽）！

　　胡喬木跑到吳祖光先生家中，宣讀中紀委“勸”吳先生退党的文件（應讀作“密”）！勸退文件列出“七大”理由，其中一條是：“吳在一篇文章中說：戲劇審查制度是當年國民党政權瀕臨滅亡、垂死掙扎的表現。而我們今日的戲劇審查繼承了這個腐敗政權的可恥傳統。”還有兩條是：“吳對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認為是給中國共產党丟了臉；吳曾發表一篇關于應當取消戲劇審查制度的文章。說：誰有權勢就能判定一部戲劇或電影的优劣、生死是荒唐可笑的。”

　　1989年2月13日，包括吳祖光、邵燕祥、冰心、吳組湘、嚴文井、馮亦代、蕭乾、蘇紹智、王若水在內的33個知識分子共同簽署了一封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全文是：“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于1989年1月6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后，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于改革的和諧气氛，同時也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

　　1995年5月15日，吳祖光先生參加了由許良英、林牧等先生發起的知識界集體呼吁《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參加者中還有88歲高齡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91歲高齡的老作家樓适夷先生，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几所著名大學的院士、教授，以及王丹、江棋生、楊海等“深受不寬容之害”（許良英語）的青年。

　　1997年3月，吳祖光在全國政協的一次小組會上，要求政府為“六四”事件平反。吳祖光說，這一震惊海內外的重大事件主流是反對腐敗；事件是由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等一批官員向鄧小平謊報軍情所致。因此，已涉及腐敗案的陳希同應當被判處兩次死刑。

　　1998年3月5日，吳祖光參与簽署了《為政治和解及民主改革致國人書》。公開信簽名者還包括了金堯如（著名政論家、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方勵之（著名物理學家、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劉賓雁（著名作家、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蘇紹智（著名政治學家，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著名經濟學家，前中國國家經濟體

制改革研究所長）、于浩成（著名法學家、前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郭羅基（著名哲學家、前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副教授）、吳國光（著名評論家、前《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等九人。据一位參加簽名的知名人士介紹，該建議書由一名法學家起草，經過政治學家及歷史學家的修改，前后修改了十多稿。林牧先生近來特別說到知与行的關系問題，按他的

三階段論，他認為當代中國正處于知易行難、知緩行急的階段，倘無踐行覺悟，中國將出現災難。吳祖光先生沒有討論這些，但他与林牧等先生一樣，以其不間斷的理性行為表達良知，說出真話。用新術語講就是非暴力抗爭（一位美國專家總結出190余种方式），我們則直接稱之為公民性行為，以与李慎之先生的公民意向在實踐層面呼應、嫁接！

　　9位知名人士中，吳祖光是唯一生活在大陸的！坦率地說，如果不是9人，而是90人甚至900人，而且是國內的知識界名人占了多數，那就很有些公民气象了！這就是我開頭說的吳祖光是我們的人格楷模的一條重要根据。謝泳的一篇短文只眼獨具，那就是他的《普及吳祖光》。謝泳說——

　　“我覺得今天應該普及吳祖光。吳先生是敢說真話的人，自然命運也就坎坷。近十几年來，按說經過苦難的吳先生應該學會應付我們面臨的這個世界了，但吳先生不學，也不屑于學，一直保持了知識分子天然的對社會進步承擔的責任。吳先生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對正義、對公道的被人漠視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識分子品格，可以想見，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識分子，都能像吳先生那樣，敢于路見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開具體的事情不談，在今天這樣的環境里，誰要責備吳先生的行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吳先生的，吳先生的不妥協，絕不是一般的固執，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對公道的維護”。圖﹕新鳳霞在吳祖光的劇作《花為媒》中的劇照. 2000年歲底于南京一角 (篇幅所限﹐有所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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