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讀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
【大紀元1月1日訊】我愛讀同時代人的自傳，如果作者是熟人，是朋友，那就更好。作為那個恐怖時代的過來人，我和章詒和一樣，很想知道別人——尤其是那些和我比較類似的人——到底「是怎樣熬過來的」。不少朋友知道我有此癖好，所以老康這本自傳一出，就有朋友向他建議：讓胡平看看這本書，他一定有興趣。
一
自傳是個人的歷史。不過在一般人心目中，歷史是一個大寫的詞，普通人的個人歷史是不能算做歷史的。然而正如波普（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所言：如果有一部人類的具體歷史的話，那一定是所有人的歷史，也必然是人類的一切希望、鬥爭和受難的歷史。只是這種具體的歷史是不可能寫出的。我們必須有所省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寫藝術史，或語言史，或飲食習慣史或傷寒病史，如此等等。一般人所說的歷史，無非是政治權力史，即罪惡與謀殺史（其中也包括制止這類行為的某些企圖）。為什麼偏偏會選中政治權力史呢？因為權力影響大，權力影響到每一個人；其次，人們易於崇拜權力；再者，掌權者喜歡受人崇拜，並且能夠把他們的意願強加於人，很多歷史家就是在掌權者的監視下進行寫作的。
於是，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一個國家越是自由越是民主，則該國家的歷史就越是五光十色，越是呈現多元化多樣性。例如美國，政治權力一直受到約束，因此一部美國史便豐富多彩，其中，權力史或掌權者的故事只佔很有限的部分，其他各種類型的風雲人物層出不窮。在當代美國，比爾．蓋茨的歷史地位就遠遠超過總統們和將軍們。重要的是，比爾．蓋茨是獨立地發揮其偉大作用的，他不需要沾權力的光，他的成功不是某一掌權者英明政策的產物，端的是「帝力於我何有哉」。反過來，一個國家越是專制越是極權，則該國家的歷史就越是被權力史所霸佔。梁啟超說：一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族史耳（司馬遷的《史記》要好一些吧）。「新中國」，尤其是毛時代的「新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一切，毛時代的中國史，如果你要按照老式的方法書寫的話，那幾乎就是毛的個人史。不要跟我說毛澤東有什麼功勞貢獻，單單是他把中國變成他一個人獨霸的舞台，害的其他幾億人無從獨立發展自我實現枉生一世白活一場，就罪無可赦罪該萬死。
毛時代的中國沒有思想史，那當然不是毛時代的中國人沒有思想，那是因為在毛時代，一切不同於毛思想的思想都沒有登台亮相的機會。就連大右派的思想，譬如章伯鈞、羅隆基的思想，也都還是藉著毛髮動整風運動號召大鳴大放才得以出籠的。無怪乎章伯鈞、羅隆基在被毛翻手為雲復手為雨而打成右派後反倒感謝毛，因為要不是毛搞這場陰謀或陽謀，他們便無從向公眾公開表達他們的自由民主思想，也無從以頭號二號右派的身份「被歷史記上一筆」。
按照老式的歷史觀，毛時代的中國史幾乎就是毛的個人史。不錯，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的標準，否定官方對毛的歷史評價，但僅僅這樣做還是很不夠的，因為不管對毛是褒是貶，那總還是圍繞著毛一個人打轉。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讓當代中國史總是圍繞著獨裁者一個人打轉，不能讓當代中國史總是圍繞著毛核心或鄧核心或江核心或胡核心打轉，不能讓當代中國史總是被權力史所霸佔。我們必須要有另外的歷史。謝天謝地，儘管中國的所謂正史常常是政治權力史，但一般人並不是只從正史中瞭解歷史，我們還通過各種野史，通過文學，甚至通過民間傳說去瞭解歷史（譬如通過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民間傳說去瞭解秦始皇的暴政）。這就是我為什麼特別重視當代中國人的自傳的原因。哪怕你只是個小人物，哪怕你沒做出過任何足以進入歷史的事情，你也可以給我們留下一部個人的歷史。在這裡，個人歷史的寫作是對否定個人獨立價值的極權政治的反抗。寫作是對人生的補償，對命運的反抗。極權政治糟蹋了我們的人生，我們至少可以通過寫作來做一種糾正一種反抗。我們需要大量優秀的個人歷史流傳後世，非如此不足以與那個黑洞式的政治權力史即獨裁者的個人歷史相抗衡。所以有時我要想，也許，我們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價值的文字就是自傳了。
二
普希金說：「對於一個有才能的人，生在俄羅斯是多麼可怕呀！」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哪裡比得上共產時代的中國（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才能的人生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才是難以想像的可怕。不只是對有才能的人，沒有才能的人的日子也很不好過。大飢荒奪取了四千萬人的生命，其中絕大部分難道不是平平庸庸？不過，極權統治既然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壓抑個性摧殘精神，因此，那些有著比較突出個性與才能的人便是首當其衝，在劫難逃。
在毛時代的中國，有才能的人有幾個沒挨過批挨過整？有報道說，文革後清理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當然「知識分子」和「有才能的人」並不全等），竟多達８６０萬件。注意：這還只是毛時代的數字，還只是官方後來承認的數字，還只是官方承認的冤假錯案。兩千萬地主富農（他們中間該有多少有才能的人！）不在其內，章伯鈞、羅隆基也不在其內，因為當局始終不承認那些是冤假錯案。應該說，像章伯鈞、羅隆基這樣的人要算是很「幸運」的了。至少，他們的個性與思想早已在較為良好的環境下發展成熟，他們畢竟在人生舞台上有過正式的演出。當章伯鈞得知１９５７年反右運動被寫進大英百科全書，他們的言論被評價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激動得徹夜難眠，「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
相比之下，像康正果這樣的人就更不幸了（這樣的人成千上萬），他們象花苞，還沒來得及開放就遭到冰霜的摧毀。他們還沒來得及使自己成熟，使自己發展，還不曾向社會發言，更談不上影響社會，影響歷史，就被捲進極權暴政的絞肉機。你因思想言論而受難，但社會並不知道你想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再說了，在那樣的環境下，在那樣的年齡上，你又能想些什麼說些什麼呢？無論是在思想史上還是在政治史上，你的思想和言論都是沒有什麼價值的。因而你的受難也就不可能具有多少歷史的意義。你的青春，你的才華，你的前途都被糟蹋了，白白地糟蹋了。你的全部苦難頂多是在龐大的受難者數目中充當一個無名的零頭，而且還是常常被忽略不計的零頭。這該是多麼可怕啊。這種可怕的程度，豈是普希金想像得到？
老康受迫害的故事很荒誕，但是在那個時代也很尋常。
從少年時代起，老康就熱衷於讀書與寫作。１９６４年，老康在陝西師大中文系唸書，校領導號召同學「向黨交心」，老康因為一向表現「落後」，再加上出身不好，成為重點教育對象，被逼著一次又一次地寫檢查還過不了關，繫上又進一步要求老康交出他的日記以及和朋友的來往信件，老康拒絕交出，因為他知道那等於自投羅網，結果被扣上「思想反動」的罪名開除學籍，不得不進入一個公安局辦的建築材料廠當了就業工人。文革中的１９６７年，老康從報上讀到蘇聯批判「反動小說」 《日瓦戈醫生》，一時心血來潮，用俄文寫了封信給莫斯科大學，想要一本《日瓦戈醫生》自己翻譯，此信不消說被政府截獲，據此給老康定下「妄圖與敵掛鉤」的罪名判處勞動教養三年。勞教期滿後，城裡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去西安郊區農村落戶，認一個老貧農為養父，改名李春來，當了農民。
在老康的苦難經歷中，最可怕的還不是被孤立、被監視、挨批判和寫檢討，最可怕的是長期的繁重的強迫勞動和卑微忙碌的日常生活，其力量足以徹底摧毀人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興趣與能力。老康在建材廠當就業工人時就非常擔心「有一天我也會變得像那些老就業工人一樣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幹活的工具，最終對文字失去興趣。」因此，「每天下了工，哪怕只有隨便翻上幾頁的精力，我也要堅持讀下去，惟恐放任自流，荒廢了時日。」（１２７頁）然而堅毅如老康者，也很難經得起歲月的消磨腐蝕，後來他成了農民，成了個很蹩腳的農民，三十出頭了，才娶了個山溝裡的老婆，「從此淹沒在勞碌的農家生活中」。「結婚三年生了兩個娃，不知不覺間，我已經習慣了『老婆娃娃熱炕頭』的生活。」「我驚奇地發現，父母的制止，勞改隊的改造，一切強制手段都不能迫使我戒除的文字積習，如今居然在平庸的夫婦生活中日漸磨損，消蝕殆盡。真是歲月不饒人，激情易衰老呵！」（插一句，我覺得老康這段描述不夠準確，「平庸的夫婦生活」只不過是壓垮老康文學夢的最後一根草）老康擔心，「再這樣荒廢下去，真有那麼一天，學校要找我回去上學，我也許早已喪失學習的興趣和能力。」（３５６－３５７頁）這種麻木和擔心還是發生在毛死後，中國出現轉機之時，倘若毛澤東象鄧小平一樣活到九十幾歲，老康恐怕就給廢掉了，「新時期」湧現出的許多才俊之士，恐怕都給廢掉了。
三
「四人幫」垮臺後，中國出現了一個空前的文學熱潮。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苦難把多少人逼成了作家，舉國上下都為文學而如癡如醉。自學成才的報告文學，反極左路線的先知先覺的報告文學，傷痕文學，勞改文學，知青文學，反思文學，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的回憶錄，其中還有種種愛情與婚姻的悲劇故事，以及被壓抑的性苦悶性飢渴的文學描寫，凡此種種，都盛極一時。不難看出，上述幾種文學，幾乎都具有我在前面說到的個人歷史的性質。老康既有出色的文學才能，又有沉重的苦難經歷，當然也少不了這樣的寫作衝動。現在一般人只知道老康是個學者，寫過不少學術專著和論文；其實老康原來一直最想寫的是小說，是以自己經歷為藍本的小說。
老康產生這個念頭已經有二十幾年了。１９７９年是老康的春天，多年的「反動」罪名一風吹，一考兩考，從農民一躍而成為研究生。那時候報刊上正流行報告文學，報道了不少平反後得到新生的人物，有朋友帶記者找老康採訪，打算把他寫成一個受盡打擊而自學成才的典型。老康一想起自己多年的學業荒廢就是氣，怎肯把自己還塞進那個「自學成才」的俗套裡。老康說：「你們真想寫，還是聽我講我被打成反動分子的故事吧，可以寫我到底怎麼反動起來，後來又怎麼不反動了。」雙方話不投機，採訪一事遂作罷。不過這倒激發起老康要寫自傳的念頭。但是老康遲遲未能動筆。因為他覺得，「我要寫的與那些報告文學或小說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不是一回事。應該說，遭遇的事件都有類似之處，但他們講述事件的腔調和品味卻讓我覺得不太對頭。」（２頁）
這就是老康的與眾不同之處，也是我最欣賞老康的地方。眾所周知，當年那些報告文學和小說大多有一套流行的模式，譬如寫到受迫害，那就一定要寫主人公如何對黨堅信不疑，越受迫害越是忠誠；譬如寫到下放勞改，那就一定要寫到勞動人民具有如何的優秀品質，如何保護了幫助了落難的知識分子；最後的結局照例是一片光明，受迫害者照例對黨的「撥亂反正」感恩戴德，對未來充滿信心。這類作品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最容易誤導讀者。老康終於沒有加入「新時期」文學大合唱。直到今天，他才拿出這本打了二十幾年腹稿的自傳。時過境遷，老康這本書自然不可能引起什麼轟動效應；不過我敢說，老康這本書要比絕大部分當年轟動一時的同類作品更真實，更有價值。
老康雖然不是「生在新社會」，但卻也是「長在紅旗下」。與絕大多數同時代人不同，老康從少年時代起就是「新社會」的游離分子，他幾乎從不曾進入官方的話語系統，他只希望能擺脫紅色政治的干擾，並不指望得到官方的承認。這多半要歸因於老康在十幾歲的時候從祖父的書房裡閱讀到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化著作。如余英時教授指出的那樣，古典文化為少年的康正果「建構了一個強固的精神堡壘，因而決定了一生的價值取向」。（ＩＶ頁）
老康寫到周圍的許多人物，著墨不多，但依據我的經驗判斷是真實可信的。例如他那位養父、貧協組長李寶玉，要是落在張賢亮一類作家手中，那還不寫成恩深義重的再生父母？處處閃耀著勞動人民的純潔光輝。還有那些「社會渣滓」，如小偷、流氓，老康既不美化也不醜化，因為他並不想印證什麼概念或理論，既不想媚上也不想媚俗。他只是寫下他的經歷和感覺。
很多遭受迫害的人，在平反後對共產黨，尤其是對鄧小平感激涕零。老康則不然。當一位共過患難的朋友向他灌輸對共產黨對鄧小平的感激之情時，老康不肯附和， 「我說我根本就沒有犯錯誤，要不是他們給我製造了『反動』的罪名，我在大學都教了好多年的書了，哪會落戶到農村？捆了人家多年才給鬆綁，又有何感謝可言！」（３７０頁）老康這段話講得實實在在，然而在那時竟沒有多少人講得出來。一般人只知道嘲笑阿Ｑ，挨了別人的打不敢還手，只好轉過臉罵一句「兒子打老子」。可是，這比起我們那麼多右派，挨了共產黨的整，事後還要說是「母親打兒子」，不是有骨氣多了嗎？
魯迅尖刻有餘，深刻不足，他想像不到有些受迫害者事後竟然還要向迫害者認同。老康的幾個有類似遭遇的熟人，平反後都迫不及待地站在了黨的一邊，有的原來不是黨員的還積極爭取入了黨。這看上去很不可思議。一個人受到共產黨那麼殘酷的迫害，到頭來還要宣誓對它效忠，這不是十足道地的受虐狂麼？其實問題沒這麼簡單。當一個人遭受黨的殘酷迫害時，他很容易產生兩種感受，一是怨恨黨的殘酷，一是深感黨的強大。前者驅使你反抗，後者驅使你依從。假如你發現自己沒有勇氣或沒有力量反抗迫害者，那麼你就會覺得，免除迫害的最穩妥辦法就是贏得迫害者的接納，使自己成為迫害者隊伍中之一員。所謂成為迫害者隊伍中之一員，那倒不一定意味著你自己也非要參與對其他人的迫害不可－－很多原先的受害者在重新被黨接納後都拒絕或避免參與對他人的迫害，他們只是希望不再被黨視為異己，只是希望被黨視為「自己人」而已。
四
老康不肯像別人那樣，「在平反後老實當我的教授，厚著挨過耳光的臉，喜孜孜接受黨恩浩蕩的撫摸，努力在純學術上做出應有的貢獻」。（３７０頁）所以他的故事就沒有隨著重歸學院而以喜劇收場。此後老康的生活依然麻煩不斷，先是在碩士學位論文中評析「艷情詩」觸犯清規，差點畢不了業，繼而又在八九期間參加遊行而受到審查；最後，在老康已移居美國，執教耶魯的２０００年，老康回國開會探親，被安全部非法扣押，其罪名是向國內郵寄和攜帶《北京之春》等「反動刊物」。老康的這些遭遇固然證明了他秉性難移，但更加證明了的是江山未改。等平安回美後，老康趕快入了美國籍，從此安下心來定居在這片自由的土地。
就這樣，老康的自傳以一種既非悲劇也非喜劇的方式結了尾。它不能不令讀者深思：究竟要到哪一天，中國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老康還是樂觀的。他深信：「魔高一丈的日子拖不了多久了」（４６２頁）。
(原載民主中國2005年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