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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
【大紀元11月9日訊】自由時報記者彭顯鈞／特稿
一個文化人的脫序行為，可以原諒，更值得深入探討背後的成因。然而，文化人帶來的社會反思，卻掉入「反對有理、革命無罪」的邏輯思維，在刻意合理化的過程中，到底是面對了問題，還是製造了新的問題。
一個文化人的聲音與行動，應被視為對社會的反思，應該受到重視，因此，當這樣的聲音和行動受到社會輿論的正面對待，前提必須是肯定其背後的動機，賦予正當性地位，同時也認定其所要批判的對象具有合理性瑕疵；例如，白米炸彈客事件的背後，就有這樣的脈絡。
不過，當一個文化人出現明顯的脫序行為，自己也立刻否定這種行為的正當性，顯然根本稱不上所謂的「運動」，但社會輿論卻以不相對稱的「高規格」加以對待，不但沒有檢視背後的動機，還予以合理化，藉以擴大其批判對象的不合理性。
一個明顯觸法的行為，一個未必成立、且未必具有正當性的行為動機和批判理由，社會輿論所給的評價，顯然沒有足夠的根基。
每個社會都存在一個「文化霸權」，當一個事件不應被視為「反對有理、革命無罪」的行動，卻被硬生生地扭曲，這個問題凸顯的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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