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今年5月3日，是第十五個世界新聞自由日。世界各大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紛紛關注各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比如，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發佈了全球新聞自由現狀報告說：目前，全球有超過100名記者被監禁，而中國是世界上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有27名記者被關在獄中，17名被捕待判，65個媒體單位受到控制檢查，政府並通過了三項壓制媒體的法例，「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是全世界最大記者監獄。
無國界記者的報告反映了中國的新聞及言論狀態的惡化：開明媒體遭到整肅，互聯網變得「乾淨」，民間網站慘遭關閉，大學BBS變成與社會分離的孤島，多家媒體被關閉，新聞人被捕、被判、被開除公職。
就在世界新聞自由日的前三天，記者師濤被湖南長沙法院判處10年重刑，罪名是「洩漏國家機密」，而在實際上，在中國這個依然等級分明的政治體制下，一位無權無勢的非黨員新聞人，怎麼可能獲得「國家機密」？此案像一系列迫害新聞人的文字獄一樣，是典型的慾加之罪，何患無辭！
中國優秀新聞人程益中先生，也曾遭遇到「慾加之罪」的迫害，只是當局顧及到強大的國內外壓力，他才得意獲得「半吊子自由」。因他對推動中國新聞自由的貢獻及其遭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2005年度世界新聞自由獎」授予他，但當局卻不允許他親赴達喀爾出席頒獎儀式。而中國居然還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世界新聞自由日前， BBC和「德國之聲」等境外媒體想採訪我，無非是談談中國的言論狀態，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兩次採訪皆無法進行。
新聞及言論自由，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指標之一。凡是仍然固守野蠻制度的獨裁政權，無不懼怕言論自由，而獨裁者的恐懼恰恰證明言論自由對維護人權的不可或缺。同時，世界性的民主化大潮證明，推動野蠻社會向文明社會的和平轉型，爭取新聞言論自由的民間運動，無疑是最有意義的突破口，也是最具操作性的民間維權活動。
近些年，儘管中共官方對言論的管制有時松時緊之別，但民間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卻始終如一。而且，民間自發維權的經驗證明，凡是取得某種差強人意結果的個案維權，首要的突破口就是爭取知情權、言論權和新聞自由。
如果說，建立比較完善的人權救濟制度，必須有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結合，三者缺一不可的話，那麼，事實證明，三者之中，言論和新聞的自由具有首要意義。凡是被媒體爆光的人權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濟，而那些被完全封鎖在黑箱中的人權迫害案件，就很難得不到任何救濟。
如果說，保障人權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範和事後救濟的不斷完善，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不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具有確立人的自由和尊嚴的本體性價值，而且具有監督政府和保護人權的工具性價值：捍衛自由的最有力武器和輿論救濟的最關鍵制度。新聞自由下的輿論監督，既可以起到事前防範的作用，新聞自由的存在，不僅對所有權力部門都具有輿論威懾作用，而且能把惡行爆光於初發之時，從而防止人權災難的進一步擴大，起到輿論救濟作用，比如，把長期封鎖於黑箱中的人權惡行爆光，可以激活其他救濟手段對受害人提供急需的救濟。
也就是說，無論在何種制度下，凡是能夠得到救濟的人權案，輿論救濟皆是最先發力的先鋒。因為，只有媒體爆光才能形成社會輿論，只有強大輿論的形成才能引起道義關注，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也才有可能隨之啟動。這種人權救濟的順序和實效，不僅在自由國家如此（如美軍虐囚案），即便在言論管制依舊的後極權大陸，民間輿論和開明媒體也能起到一定的輿論救濟作用，特別是難以繁瑣的互聯網民間輿論和某些比較開明媒體的爆光，也能對一些引發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的人權案起到一定的救濟作用。其通常過程是：
媒體爆光－形成輿論－行政關注－社會輿論持續加強－高官批示－行政的或司法的解決
近兩年，大陸發生的孫志剛案、孫大午案、劉荻案、杜導斌案、南都案等人權迫害，之所以還能取得差強人意的結果，就在於國內外相互配合的強大壓力的形成，而這種壓力的形成及其力度的大小，皆與國內民間和國外輿論的關注力度成正比。正是通過媒體關注和互聯網傳播，才能引起當局的行政關注和高官的干預，逼迫當局對鎮壓的政治成本進行計算。一些發生在邊緣地區的大規模官民衝突，之所以得到了胡溫的高度關注，並做出了相對溫和的解決，沒有互聯網的爆光和境外媒體的強大輿論壓力，是難以想像的。
即便從中共當局強調的「穩定論」的角度講，新聞及言論自由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任何社會都免不了利益衝突和價值歧義，在無言論自由的社會，解決衝突和分歧的主要辦法是暴力決勝負，必將引發大規模動亂甚至內戰；而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衝突和分歧大都能得到和平理性的解決，只要訴諸於自由辯論和輿論維權，再激烈的利益衝突和再大觀點分歧，也不會威脅到社會穩定。
因為，言論自由，不僅為民間輿論及其維權提供了合法的釋放空間，也為官方提供了瞭解民意與理性回應的機會，從而把官民分歧的解決納入和平理性的法治軌道。比如，去年發生在四川漢源的大規模官民衝突，如果漢源移民的訴求能夠公開見諸於媒體，就能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也就能及早引起行政當局的注意，漢源事件很可能會得到類似「孫志剛案」的和平解決，而不至於演變為已經發生的官民之間的暴力衝突，既不會有十萬民眾衝擊縣政府，官方也就不必出動大量武警甚至正規軍來平息事態。
在目前的中國，儘管相對於毛時代、甚至相對於90年代中期以前，以上人權個案的處理結果，開始顯現出民間壓力的作用正在不斷增強，但離制度化的人權保障及其救濟還相距甚遠。民間維權的輿論救濟還只是自發性的、體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隨時可能被獨裁政權定性為非法的，而只有中國變成新聞獨立和言論自由的社會，輿論救濟才會由體制外行為上升為穩定的救濟制度，對人權迫害的事前防範和監督與事後的救濟和懲罰，才不會局限於極為偶然的個案解決，而變成新聞媒體和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也使保障人權變成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必須履行的法定責任。
所以，推動大陸的新聞開放和言論自由，實乃民間維權的首要目標。
2005年5月3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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