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水：殉道者胡佳
【大紀元2月3日訊】恢弘堂皇的北京奧運場館和“奧運囚徒”胡佳，一起被中共在奧運新年祭獻給這個些許冰冷的世界。
“性格安靜，氣質文雅，待人彬彬有禮，態度謙遜得令人吃驚，似乎永遠在為別人著想。”這是胡佳留給外界的普遍印象。然而，他卻被北京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恢弘堂皇的北京奧運場館和“奧運囚徒”胡佳，一起被中共在奧運新年祭獻給這個些許冰冷的世界。
10多年來，胡佳介入環保、野生動物保護、保釣、預防愛滋病、維權運動。胡佳自始至終是以一個民間自願者的身份出現在各種現場，這不同於自身利益受到“合法性傷害”的那些被動維權者，也不同於那些替弱勢維權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人權律師。他主動介入那些合法權利受到傷害的群體和異見人士當中，為他們在國際上發言並尋求對他們的保護。胡佳是以其他受害者權益和社會公正作為維權出發點，而不是為了捍衛自身權益。而當他作為自願維權者的身份遭受迫害時，他不惜以流血來捍衛。這使得他的維權方式與眾不同，價值非凡。胡佳代表著中國民間風氣雲湧維權運動的一個尺規，這個尺規框定了民間權益的底線和訴求的高度。自願者的維權行為，不具有破壞性，有益於社會改良，同時並不對中共政權構成威脅。相反，他們的作為極大地替代了政府的不作為和肆意的政治迫害，化解了緊張的官民對立。倘若民間評選“感動中國”的代表人物，胡佳應有一席之地。可惜胡佳能夠感動中國，卻感動不了中共，反被當作敵人。
就是這樣一位溫和的人物，卻不能見容於中共政府，反而被羅織罪名下獄。國際社會對胡佳被捕的反彈已逐漸顯露，歐洲議會主席和美國政府已公開質詢中共，要求釋放無辜者胡佳。當局擺出一副決不妥協的強橫面孔，如果再將這副面孔鑲嵌在日漸臨近的北京奧運會的國際背景中，中共自毀奧運形象的愚蠢行為，不言而喻，同時也顯示出北京政府的脆弱、不自信和反應過激。中共自己帶頭破壞中國形象，而不是它的假想敵——持不同政見者、民間維權群體、NGO或者宗教團體。使得國際社會真正懷疑中共舉辦奧運會目的何在？奧運會終究能給中國人帶去什麼？可以預見，由於中共的專制本性而人為製造的“政治奧運”和“奧運囚犯”，會給北京奧運會添加巨大的人權陰影。隨著奧運會臨近，中國人權的惡劣狀況在全球不斷放大、清晰、真實起來。對於中國人來講，這是一個意外收穫，其價值甚至超過奧運會本身。
胡佳最早出現在公眾視野，是作為民間自願者出現在河南獻受血感染愛滋病調查現場。對於異地到來的自願者和媒體，當地政府顯然除了堵截、防範之外，並不能對外來自願者直接施加如同高耀潔女士那樣的人身迫害，對異地媒體也不能實施本省媒體那樣有效的新聞管制，所以異地自願者和媒體才能將部分真相呈現給世界。這不能證明異地政府的開明，而是中共政權上下割裂、地方政權坐大的制度性漏洞導致的。為無辜的河南愛滋病患者提供幫助，國內外許多民間組織和個人，都有介入，但對於不同地域和群體的維權個案，這些組織和個人幾乎都限於一個地域或個案。對於胡佳卻不同，為河南愛滋病患者自願維權，這僅僅是他此後多年系列維權行為的開端。各地政府對於群體或個人維權行為都採取高強度打壓、封鎖手腕。這個時候，作為利害關係不相干的民間維權自願者，他們對維權個案的介入和關注，就不再是單純扮演一個幫助者和同情者的角色，他們出於本能地以“深喉”式的代言人角色揭露真相。這個時刻的胡佳，是單純的、善能的。
2004年清明節，胡佳單獨去天安門廣場紀念碑為胡耀邦獻花。當年準備在天安門廣場為六四民運死難者獻花，第一次受到警方拘押。此年是胡佳從環保、愛滋病自願者轉為維權自願者的分水嶺，這很符合一個中國自由主義自願者的成長軌跡。胡佳從社會服務自願者轉型為優秀的記錄者和報導者，這得益於他在北京電視臺工作時的專業訓練。他用音像記錄制度帶給中國人的最真切的恐懼和苦難，也從此意味著軟禁、拘押成為他生活中的常態。作為一個具備良好素質的後起之秀，胡佳勇敢地捍衛公民的表達權利。如此的自發自醒者，在當下的員警國家並不多見。因此，一幕幕災害性事件背後，閃現的是胡佳高貴的人格和強烈社會責任感。
平心而論，胡佳並沒有政治企圖和野心，他只是出於對弱勢受害者的憐憫和天性中的正義感，並以此對世事和人物做出判斷和行動；胡佳處事風格低調，做事踏實、執著。他的所作所為是超越政治的，是在更為廣闊的人道主義理念下展開。在1970年代生人中，胡佳算得上一個異數。同時，在他身上映射出中國社會此前嚴酷、頻密的政治運動製造的國家恐怖，對人性的扭曲和異化都有所鬆動，這為他純真個性養成和自願者職業選擇提供了有限空間。如果說他有足夠的知名度，也是作為一個記錄者頻繁地發佈“中國受害者”報導而獲得的。現實中國的醜陋和內心正義感支撐的強悍，造就了敢於說真話的胡佳。在中國敢講真話，不全是因為勇氣。胡佳知行合一，是一個有自由信仰的人。胡佳不是一個故意“鬧事者”，更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中共敵人”。在多年參與的維權事件中，胡佳幾乎都是充當施救的局外人角色。
胡佳所做的一切，出發點並非煽動顛覆中共政權，目的是呼籲政府和法律給予那些他所關注的人以公正待遇。而當中國大陸媒體因為政府實行新聞禁錮、對受害者視而不見時，胡佳作為記錄者和社會觀察者的正義衝動，只能通過國外媒體得以揮發。當局當然很清楚這一點，之所以抓捕胡佳，是為了掐斷胡佳作為“海外媒體報料人”的線索，進而雪藏中國大陸惡劣的人權真相。當局低估了胡佳就是西方社會評判中國人權的一個標本。對於西方社會而言，胡佳多年的險惡處境，顯然是評估中國人權狀況最穩定和重要的指標之一，其重要性和客觀度要超過那些即時性群體維權事件和一時的維權領袖。中共指稱西方某些勢力圖謀將北京奧運會政治化，而“奧運囚徒”胡佳卻足以證明：將奧運會政治化的恰恰就是中共自己。
與胡佳多有接觸的北京人士評價他是一個“單純直率的人”、“虔誠的佛教徒”、“苦行僧”。從性格、身世和思想背景，這些似乎都不足以呈現一個完整的胡佳。他天性中能夠保留正義感，並且早在大學期間就加入環保組織關注自然和社會，跟他的家庭環境有很大關係，這一點非常重要。1957年胡佳父母被中共打成右派，下放不同省份勞動改造，胡佳由父親單獨撫養。年幼時的胡佳對父母遭受的政治苦難不會沒有記憶，家庭環境為胡佳的悲憫情懷打下了最初的底色，也鑄就了他的硬朗性格，一直延續到今天他與妻子曾金燕攜手從事人道事業。人道主義，就是胡佳所殉之道。他殉道之途上，不該有監獄阻攔，對任何政權都該如此，這是底線。
胡佳2006年曾被北京警方秘密拘禁41天，本就瘦弱的他落得一身疾患。獲得自由後不久，便和其他律師群體多次赴山東沂南縣聲援盲人維權者陳光誠及其家屬，並為陷獄律師高智晟不斷呼籲，因此多次遭受拘押、毆打。這些聲援維權行動，對胡佳的改變是巨大的，讓他再次看清制度的不堪，他在維權路上走得更堅定，義無反顧。人身禁錮並沒有由此停止，胡佳被軟禁在家將近一年，通過居室視窗，他拍攝了軟禁紀錄片《自由城的囚徒》，告訴世界“員警中國”的真相。不能不說代價是沉重的，他們替這個苦難國家分擔了沉重的包袱，以至被投進監獄與剛出生一個月的女兒分離，妻子女兒被軟禁在家。這個包袱不見得非要胡佳一家三口來承擔，但當局兇橫地施加給了這個弱小的家庭。在中國做個好人，很難。
正如普遍的評論認為，當局抓捕胡佳是為北京奧運會清場，那麼當局是在用“奧運囚徒”祭祀北京奧運會。還可以繼續追問，花費全體中國納稅人金幣舉辦奧運會意義何在？北京奧運會是政府的還是人民的體育盛會？是誰在抹黑奧林匹克精神？任何執政黨沒有權力、也沒有資格綁架人民，以舉辦奧運會要脅、恐嚇世界來為本國人權埋單。
2008年1月18日
《人與人權》08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