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國》第三章 參觀日(17)

國會代表團的成員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四下張望，好像不知道他們接下來該怎麼做。總之，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下一個活動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還包括觀看中國小學生關於愛護環境的歌唱表演。

我們逐一握手並交換名片。之後，我去了一趟洗手間，在那，我遇到其中一位代表團的工作人員，他為一名對華奉行強硬政策的國會議員工作，喜歡發點小牢騷。我們談論了一會兒他此次的旅行，然後，就像兩個布爾什維克一樣，在洗手間僅用幾句暗語就弄明白了各自秘密黨員身分似的，我們不動聲色地達成共識：我們對所謂的「中國正在向好的方面轉變」的理論根本不買帳。「我想知道一切是否都是真實的，」他說道，他的聲音透著一種對這類「波特金村」式宣傳（編註：波特金村（Potemkian Village）是俄國凱瑟琳大帝時代的故事，部下為了取悅她，專門為她建立了一個樣板村莊，裏面有提前布置好了的村民、景觀，以顯示在女王大帝治下的昇平世界。這很像袁世凱稱帝時，其部下為他一個人編的《順天時報》；當然更接近我們現下經常聽到的所謂「盛世」、「最好的時代」之類的喧囂。）的焦慮。他從口袋中拿出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有報導稱，矽谷精神已經傳到了北京，並得到發揚光大。

我仔細閱讀了文章。當我第一眼看到這篇關於敍述中國的網路產業技術革新已經超越美國的文章時，直覺告訴我，又一名《紐約時報》的記者被同化了。洗手間裏這位新同志想要知道的是：如果網路可以拯救中國，而你們正在打造它，那麼我可以幫助你們免上圈套？我掃了一眼廁所隔板的底部，確認沒有其他同事在場。「也並不完全需要，」我說。我正打算對中國最近進行網路迫害的事件做一個分析說明，但我可以看出來，他時間有限。所以我邀請他一起吃晚飯，但大使館把代表團的行程安排得很緊，他無法脫身；就這樣陪該團過程中的這段違規行徑就此打住。我們握手後回到各自的座位上。使我感到一絲欣慰的是，他沒有當場接受我的邀請。

我們所做的一切開始發生作用。洗手間的同行變得中立起來，剛才在那裏的一番交談沒有必要向他的上司提起。對於其他同樣精明而又悲觀的代表團成員來說，這次中國之旅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中國正在改變，美國商界通過他們的中國雇員、法制交流和網路正在悄悄而富有成效地改變中國社會。

與民選官員交流要比與他們的雇員交流容易得多。這些雇員就像教師的助手，熱中於在考試中挑刺，在來中國之前他們會對議程綱要做詳細準備。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民選官員只關注那些遭到挑戰的利益，並臨場決定他們需要什麼。

二○○二年六月，明尼蘇達州長范圖拉（JesseVentura）帶領本州一百零五位商人來到北京，這也是美國大使館所接待過的最龐大的商務代表團。我沒有機會直接採訪州長本人和他的隨從，但從媒體的報導上可以判斷，范圖拉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之大讓人始料未及。明尼蘇達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曾經非常頻繁，荷美爾公司（Hormel）和3M兩大企業在九十年代也曾努力在中國打開市場。看起來，關於中國的某些事物引發了范圖拉對中國未來的更大信心和決心。「中國有著世界上20%的人口。從商業的角度出發，你不會想失去五分之一的市場。」州長先生如是說道。他的助手稱此行為商務活動之母。

范圖拉是唯一在國會演講和贊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州長。因此，他來到中國後，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辦了高規格的接待宴會。在他二○○○年的證詞中，范圖拉向國會承認他對中國瞭解不多；兩年後來訪時，他還是對中國瞭解很少。從北京君悅酒店的窗戶望出去，他對整個城市的現代化感到驚訝。「我曾以為會看到人們穿的都是一模一樣的毛澤東式的服裝，」他說。正相反，他發現「這裏的每個人跟我們一樣，有著各式各樣的漂亮衣裳。」

這些觀察，加上幾樁非常順利的商務合約以及一些美國駐華商界所做的商業簡報（范圖拉在中國期間至少參加了三場美國商務代表處舉辦的活動）使范圖拉感到十分欣喜。他斷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是本世紀最盛大的事」。

為了讓每個人都聽明白他的話，他在美國駐華商會發表最重要的演說中用雷鳴般聲音宣布：「在中國，機會不僅僅是在敲門，而是在撞擊，幾乎就要把門給撞倒了。如果我們不做出回應，那簡直連傻瓜都不如。」他無意中重複了林肯”G斯特芬（Lincoln Steffens）八十年前關於蘇聯的臭名昭著的聲明：「當未來展現在我的眼前時，我自然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是，美國商人和民眾不要告訴中國應該在商業上怎麼去做，我們應該「像朋友一樣去影響他們，否則他們是不會聽的」。總之，范圖拉說：「我認為中國人在政治和政策上比美國人要高明。」如何去輕聲地影響他們呢？范圖拉的言行跳出了我們原先設想的框框：在外資公司工作的中國雇員是促使中國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

我們也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個詞來形容范圖拉－－天真，但他在北京時的妥協和對東道國的慷慨讚揚卻又合乎我們設定的準則。而其他人，比如一位前國會議員（看在朋友的情誼上，我在這裏不便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不需提及），他到北京後，隨即在一家私人公司舉行的晚宴上輕蔑地把法輪功修煉者指稱為「一群瘋子」，與當時中共政府的口徑一模一樣（此時被迫害死於精神病院和勞教所的法輪功修煉者人數已數以百計）。

(待續)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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