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辉：”以德治国”误国误民
新千年的第一个除夕，5名”法轮功“信众在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国人对这件事表现出少有的冷漠。官方控制的媒体更是喋喋不休地诬蔑他们是”邪教徒”。我不是”法轮功”的支持者，甚至不了解”法轮功”，但仍然被他们”以死抗争”的勇气震憾了。人的生命是最值得尊重的。如果面对死亡，我们竟然无动于衷，这就只能说明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正被全体国人踹破，并有扩大败坏面的势头。面对国人的集体冷漠，一些学者评论道：”人与人之间的极度冷漠，是将要落在每个人身上的灾难爆发前的信号。”
正当善良的人们对民族道德的崩溃怀着深切的忧患、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加强道德建设的时候，江泽民抛出了”以德治国”的高论。言下之意就是，在他江核心的”德治”下，”党和政府能够提供良知主持正义”。这种论调显然是一种于国、于民有害的误导。
人的”良知”是从哪里来的？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说，人的良知（辨别是非善恶的智能）是天赋的，比如恻隐之心（同情心，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此说似有道理，鸦雀蜂蛇等动物对同类尚不惜舍命相救呢。但我们知道，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可以举出许多反例。有人说，所谓”不待思虑而自然知”的”良知”，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经过”养成教育”达到的一种伦理境界，一种近于本能的道德反应。然而，不管人的”良知”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培养的，这一点则是古今中外从无疑义的，即：人的”良知”不是靠政府提供的。不提将个人修身视为治平国平天下基本功的古代中国，不讲统治西方社会千百年的基督教教义，就是毛泽东，不是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过，共产党执政后只有依靠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吗？
再看看中、外历史上那些彪炳千秋的人物。从不畏缙绅豪强的拨天权势、挺身为民请命的海瑞，到不惧重重政治高压哎心沥血、苦苦求索中国进步路径的顾准；从甘冒国人皆曰可杀的风险、为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菲斯翻案而控诉法国陆军部及其将军们的左拉，到甘当日本国的”另类”、呼吁日本人正视民族劣根性、忏悔侵略罪孽、凛然拒绝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的大江健三郎──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人类尊严的光辉。他们的”良知”是政府或别的什 所”提供”的吗？以这样一些贤人、哲士为范例，也许陈义过高。因为，他们的道德境界非一般人所能达到。但是，坚守做人的底线，不为暴发搞坑蒙拐骗抢，再退一步讲，不谋财害命、不谋官害命、不草菅人命，在别人生死存亡的关头帮忙打个免费的报警电话之类，总是大家都应该做到、而勿需政府来”提供良知”的吧！
所谓”党和政府能够提供良知主持正义”，实际上是试图剥夺宪法赋予广大公民的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基本权利，贬低了当下那些不屈不挠与黑恶势力、腐败份子作斗争的人们（如与侵吞民财的彭氏兄弟斗到底的杨剑昌、举报钱塘江海堤施工掺假案的沈柏虎等）的社会作用和道义价值，将他们视为好事之徒，因而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推进反腐、防腐大业。国家和政府有责任主持正义、维护社会公正。但国家和政府不应该垄断正义，也不可能为人们”提供（出于内心体认的）良知”。
其实，对于这种荒谬的说词，用不着一本正经地辩驳。我们倒是应该探究一下，这种鲜廉寡耻的论调，何以会在新世纪冠冕堂皇地登场？它的出场与社会上的种种恶行恶状，有无内在的精神联系？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唯利是图的极端利己主义、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作贱一切善良动机的犬儒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强盗逻辑、混世哲学、厚黑经，毒化着我们的民族道德和社会氛围。正直的人们应当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我们不赞成泛道德主义，不相信精神万能，承认利益驱动和功利标准；但是，也不赞成物质主义，不膜拜人的原始欲望，亦不全然抹煞基本的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不抛弃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历史责任。我们深知：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但不论社会的环境和风尚怎 样，我们都免除不了自己内心的道德审判，不可能将一切责任推诿给既存现实。不然，如何解释何以古往今来，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会出现人生路向选择迥然不同的两种人。求求
–转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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