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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中国化的革命基督与基督革命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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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政治强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形象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过不至一次,获悉他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却是缘于话剧《切‧格瓦拉》的热演与热评。

切‧格瓦拉是一个曾经在人类社会中生活过若干年的真实人物,一个与笔者一样的精神生命体,也就是在精神生命的照亮下吃饭性交、生老病死的精神动物与社会动物。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并不仅仅是切‧格瓦拉与笔者之间的小同之点,而是人之为人、人类之为人类的大同之点。从原始人以精神生命照亮自己、自己的同类并超越自己周边的一切动物、植物、有机物与无机物的那一刻起,初步实现了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类大同,并在人化与异化的更替与争斗中巩固并充实着人类大同。借用马克思的话语,“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

真实生活中的切‧格瓦拉究竟有没有在“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前提或人道底线上葆有与充实自己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并实现自己趋于人化的正价值呢?由于没有掌握第一手的资料,笔者只好搁置不论。笔者在本文中只是就事论事,谈一谈话剧《切‧格瓦拉》所绘写、所重现的切‧格瓦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切‧格瓦拉》中的格瓦拉

据话剧《切‧格瓦拉》的文本介绍,人类社会中有一条“人间长街”——“穷人和富人,街南和街北。压迫和剥削,斗争和反抗。就像这样一遍又一遍,就像这样我们经历了几千年。”——作为土生土长的农家后生,笔者目睹过、经受到过比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时期更为强暴也更为野蛮的“压迫和剥削”:土地被充公,劳务被牺牲,粮食被征用,机会被剥夺,出路被堵塞。从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身上剥夺来的资本金,被国家用来建设高福利的城市经济与工业经济,到头来却因为没有能够纳入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正当规道,导致了国营企业的普遍倒闭与工人阶级的普遍下岗,从而造成了目前不得不靠着私营经济与外来资本支撑社会主义的国家财政的尴尬局面。不过,隔着一条界线分明的“人间长街”的“压迫和剥削,斗争和反抗”,笔者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北京城没有,华盛顿也同样没有。与笔者同属于人类社会中的精神生命体的个人的编创人员,不知道是在“走阴”时看到过,或是在“走阳”时看到过这样一条“人间长街”;他们自己是住在这“人间长街”的“街南”还是“街北”,也只有鬼才知道。按照他们的说法,剧中人格瓦拉原本是住在“街北”的“富人”:“1928年,切‧格瓦拉出身在南美的阿根廷,是欧洲移民的后代。他的家庭,属名门望族,出过总督大公,开过农场茶园……”“格瓦拉是街这边的出身,可却结下了另一类亲戚,选择了另一种血缘。无论是阿根庭还是古巴还是委内瑞拉,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还是赤道几内亚,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压迫者和他都是一家。……”

这自然是创编人员一厢情愿的想当然在笔者自己并不富裕的三口之家中添上这样一位只会革人性命不会挣钱养家的切‧格瓦拉,连笔者上小学的儿子也不会答应。“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压迫者和他都是一家”只能算是创编人员假造主体、盗用公器的骗人鬼话。创编人员虽然靠着话剧《切‧格瓦拉》挣到不少私房钱,如果让一个活生生的职业革命家切‧格瓦拉住到他们家里吃白相、闹共产、干革命,他们也绝对不会答应与接受。

出身于富人之家的格瓦拉是“一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他在受到卡斯特罗的邀请加盟革命队伍后,追随卡斯特罗乘格拉玛号游艇打回古巴,结果是“古巴革命胜利了!古巴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据话剧《切‧格瓦拉》的交待,当上政府高官的格瓦拉又开始“建设新社会”:“格瓦拉和古巴其他领导同志组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通过体力劳动使自己置身人民中间。格瓦拉身体力行,每个季度要参加240小时的义务劳动,也就是说每个月要花十天每天八小时在建筑工地、工厂或甘蔗园。这对一个哮喘病患者,对一位政务缠身的一个国家主要领导人,简直不可想象。他经常是把裤脚拉出来盖住沾满泥土的靴子,抖去衣上的土,从工地匆匆赶回去接见外国使团。”

无形之中,在这段叙述话语中又出现了另外一条“人间长街”,一边是“格瓦拉和古巴其他领导同志”以及由他们所组织的“干部”,一边是“从此站起来”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领导同志”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专门从事“体力劳动”的“古巴人民”。“通过体力劳动使自己置身人民中间”的格瓦拉们,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脱离体力劳动而使自己置身于“人民”之外或之上,享受着并不平等也不见得正义的领导“人民”的特权。关于格瓦拉与“人间长街”另一边的“人民”之间的关系,话剧《切‧格瓦拉》在给卡斯特罗的一封告别信中,提供了自相矛盾又莫衷一是的多种说辞,其一,他和卡斯特罗一样是“人民”的主子——“向你的人民同时也已经是我的人民告别”;其二,他属于“人民”中的一员——“我为属于我们人民而感到自豪”;其三,他是一厢情愿吃“人民”的百家饭的“儿子”——“留下了把我当作一个儿子看待的人民”。这其中的昏乱逻辑其实与基督教《圣经》所认定的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重人格于一体的救世主耶酥基督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把至高无上又子虚乌有的上帝之“圣”置换成了任人强奸拍卖的“人民”二字。

二、中国化的革命基督

高喊着“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的格瓦拉,在古巴并没有建设成为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为人道也更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的情况下,又干起了注定是要牺牲送死的“输出革命”的勾当,说是“前往世界上最为黑暗的角落,再度打响了艰苦卓绝的丛林游击战”。在离开古巴时,他颇为守法地向卡斯特罗声明:“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位,放弃我的少校军衔和我的古巴国籍。从此,我和古巴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联系了……”

笔者并不知道,格瓦拉带领“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前往玻利维亚时,是不是也覆行了相关的加入玻利维亚国籍的法律手续?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格瓦拉到玻利维亚“输出革命”既没有得到玻利维亚政府的认可也没有得到玻利维亚“人民”的欢迎。按照话剧《切‧格瓦拉》的说法,“这些压在最底层的人民被旧世界剥夺了一切,包括看到自己根本利益的机会。他们非但不愿支持格瓦拉游击队,反而向政府军告密。”即使按照社会主义中国现有的外交政策来比照,格瓦拉的这种以正义自居的“输出革命”也绝对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径,其性质显然要比美国导弹轰炸中国大使馆严重得多。

对于格瓦拉包括“输出革命”在内的一切行为,话剧《切‧格瓦拉》提供的硬道理中最为强硬的一款,出自于格瓦拉留给儿女们的告别信:“亲爱的小伊尔达、小阿莱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埃内斯托,你们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动,他忠于自己的信仰。望你们都长成优秀的革命者。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每个人,作为个别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格瓦拉本人的原话,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这里存在着一个为中国人所固有的天人感应加天人合一的神道教条:“存(革命)天理灭(个人)人欲”。早在《尚书‧商书‧汤誓》中,中国人就发出过此类用于改朝换代、替天行道的革命誓词:“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切近点说,连自己未成年的四个儿女都不予养育与爱护,连最低限度的人道责任都不愿担当的格瓦拉,他的“怎么想就怎么行动”的“存(革命)天理灭(个人)人欲”的“信仰”,到头来不过是对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原则的肆意践踏,这种“信仰”与“革命”的建设性与正义性又该从何说起呢?!

话剧《切‧格瓦拉》还为被认定为“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压迫者和他都是一家”的“忠于自己的信仰”格瓦拉,提供了一封致“亲爱的父亲母亲”的告别信,此时的“亲爱的父亲母亲”,其实还留在“人间长街”北边的“南美的阿根廷”,而不是南边的“北美的古巴”,“亲爱”两字对于“普天下的受苦人被压迫者”的“阶级”属性显然是一种背叛,倒是对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大同有了点认同之处。

要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前提上,把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树立与建设为拥有有限权利与有限责任的生命主体与社会主体,自然离不开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支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保障。截止目前为止,美国人远没有人化到“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想境界,中国人更是等而下之。有一位左派朋友曾在文章中引用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说是“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国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两百人在1994年到1998年间使自己的净资产翻了一番,总收入已经占世界全部人口总收入的41%……”不过,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总收入已经占世界全部人口总收入的41%”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两百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收入用于个人消费,而是把相当大的一部分重新投入社会化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并拉动着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发展与整体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穷人多收入一元钱可能会导致富人多收入十元钱;而中国目前的不平等则突出表现在一边是工人阶级下岗乃至卖身而另一边是政府工作人员公款吃喝乃至公费嫖娼;一边是多数人的失业无产而另一边是公共财产被亦官亦商的少数人中饱私囊。这其中的正义与人道并不存在绝对值,相对的正义与相对的人道应该在哪一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对于靠着“洋为中用”的革命基督格瓦拉来煽情卖乖的《切‧格瓦拉》一剧的编创人员来说,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对于“甘受奴役”者的人道裁判也许更为贴切:“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受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这些人正是出于“甘受奴役”的宗教心态来神化格瓦拉的。在主题歌《切‧格瓦拉》中,他们是把自己与格瓦拉一同抬举到以正义自居、与革命同在的神圣地位的:“……是谁带领我重新出发?/正义的思想再度升华。/前进的路需要新的脚步,/我们跟你前仆后继:切格瓦拉。”在《福音》插曲中,他们干脆直接搬弄宗教福音的旧把戏,以“先知”的身份预约着救世主的降临与人间的得救,说什么“你们父亲他走了可是他还要回家,/他把钥匙交给了你们中间的那个人。/他为你们分派好了各自的工作,/他留下了吩咐要你们照看你们自己。/也许现在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今天晚上他就会把门敲开。”“夜色已降临,/先知的手在墙上晃动,/留下了至理名言。”《丛林较量》一场戏的舞台提示中,竟然毫不掩饰地说破了编创人员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用心:“以一支不足百人的游击队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失败几乎是注定的。但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在丛林中处处闪耀理想光辉、体现人道精神的所作所为,则向我们揭示了那次行动的真正重要含义:它不仅仅是某时某地的一次军事行动,某派某党的一次政治行动,而是一次使徒式的以流血布道、以牺牲宏(弘)法、感召天下、播种后世的醒世劝世行动。”

话剧《切‧格瓦拉》所布的“道”,所弘的“法”,又能是什么货色呢?歌曲《其实这人间》唱道:“其实这人间,/都只是一个人,/其实这世界,/都只是一颗心。”“如果还有一个人贫困,/这人间就是地狱;/如果还有一个人邪恶,/这世界就不是天堂。”这种把一切个人的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归于“一个人”和“一颗心”,再用这“一个人”的“贫困”和“一颗心”的“邪恶”来把一切个人打入“地狱”的神道逻辑,比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加政法合一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罗地网,来得更为强词夺理也更为专横霸道。因为在“莫非王土”与“莫非王臣”的天罗地网中,至少还可以容得下并不人道的王与臣、主与奴的人际关系,而在只容得下“一个人”和“一颗心”的绝对极端、绝对狭隘的神道圈套中,连“甘受奴役”的第二人也没有了立足之地,即使这“一个人”和“一颗心”能够长命百岁,百年之后也注定是全人类的天诛地灭。革命革到这个境地,才真正是岂有此理!

坐实了说,这“一个人”和“一颗心”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精神生命体的活体生命,而是比文化大革命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登峰造极更为登峰造极的格瓦拉的不死幽灵。被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创者极其强暴地指定为“你们父亲”的洋基督、洋老子的不死幽灵,所拥有的是凌驾于人类社会中一切个人与一切组织之上的唯心主义的特异功能:灵魂不死加轮回转世的“走”与“回家”。格瓦拉不死幽灵的“回家”更被神化为由“人间就是地狱”转换为彼岸“天堂”的唯一希望,这就是寓言诗《旧宫殿和新房子》中所说的“这边夜色中新房子依旧没有摸出门道,/但远方的星星依旧在奴隶们眼中闪耀,/他们一次次修一次次改一次次重新推倒……”

只可惜,早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已经指明了以“甘受奴役”的宗教心态来煽情造神的无济于事:“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同样道理,话剧《切‧格瓦拉》中所鼓吹的变相对事实为绝对真理的宗教化的“正义”、“平等”、“革命”、“天堂”、“主义”、“新社会”,也只能是无效的。

三、并不新鲜的基督革命

“新”与“旧”的判然两分,是话剧《切‧格瓦拉》神道设教的又一思想武器,而在实际上,剧中借着对于洋基督、洋老子格瓦拉的神圣包装与神圣发卖所鼓吹的中国化的基督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洋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洋基督的老二兄弟自许自居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对于西方基督教“洋为中用”的最好范例。

把中国化的基督革命运用于戏剧作品,同样不是什么新鲜事,曹禺《日出》中所推演的“人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替天行道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罚罪+天神救星之拯救+天堂净土之超度”的创作模式与人生模式,就是靠着老子的本土神道与《圣经》中的外来教条来共同包装的。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创作《日出》时的曹禺,与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创人员一样并不是中共党员;而当他像剧中的方达生那样走向“新中国、新社会”的阳光天堂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却是黄省三式的被改造、被强暴、被革命、被异化的非人命运:“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里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从四楼跳下去……”

这并不久远的历史事实足以告诉人们,靠着把相对的事实绝对化、宗教化的神圣“天理”来包装和武装起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正义”与“革命”,无论如何地登峰造极,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大同也绝对不是一档子事。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原载《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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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03-04 1: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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