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梁雷：挣得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下)

【大纪元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杨婕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报导）梁雷，哈佛大学作曲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音乐系助理教授。一九七二年生于中国天津，四岁开始学习钢琴, 六岁时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音乐作品，十七岁作为高中生赴美留学，二十五岁被产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哈佛大学院士协会聘为青年院士。除了获得众多奖项与荣誉，梁雷还受邀为纽约爱乐乐团、海伦堡爱乐乐团、台北国乐团、上海弦乐四重奏等作曲。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艺术家评为“为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气质起了先导作用”。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评价梁雷“对中国文化意蕴（包括原典）有独特领悟和表现方式”，音乐学家班丽霞评价他的作品，“在极其简洁的旋律内部有着丰富细腻的色彩流动，宁静自由的呼吸之间，蕴含着对艺术、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采访梁雷，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我们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欢的咖啡店见面。同来的还有他们刚过三个月的儿子，不过他一直躺在舒适的小推车里美睡。梁雷说话声音不大，平静的语音和少有装饰的词汇，传递着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理解和对音乐的挚爱，也让听者真实地感受到他内心荡漾的激情和纯真的生命力。

梁雷说，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从文化的意义上“挣来”、“得到”这种自豪感，这种真正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梁雷的学习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挣得对中华文化自豪感的过程。

（接上期）幸遇良师 体验中华文化

一直到在哈佛念博士，梁雷除了阅读和手抄了大量的中国原典外，还读了很多西方哲学、印度建筑等多方面的书籍，加深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他说，“我感到中华文化充满人性，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独立性，非常开阔。很奇怪的是，在中国找不到中华文化，而是到了美国，要凭自己的想像力和学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重建一个对自己有意义的中华文化。”

梁雷说自己特别运气，在波士顿求学过程中“碰到”许多良师益友，直接影响到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当时哈佛大学有不少很早移民到美国的华人教授。梁雷曾住在哈佛音乐系和东亚系赵如兰教授家里。赵如兰是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1892－1982）的长女。“赵如兰教授家里有很多古书、线装书，比如《四部从刊》等，就在家里放着。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受到很多熏染。”

梁雷这样记录他读到线装的《四部丛刊》时的感受：“当指尖触摸着柔软的宣纸，眼睛看到柔和的淡黄色，脑海映入大大的竖行方块字时，我经受到了精神与感官的全方位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在思想上触及到中国文化，而且仿佛在身体感官上也‘触摸’到了一个失去了的‘中国’！这种感动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我想，我心中的中国就是在这种精神与感官的‘品尝’和‘触摸’中逐渐自己建造起来的。这个‘中国’与我生活过的“中国”产生出了距离，或许是虚幻，是梦，但由于它，我的内心逐渐变得充实。”

梁雷和早年来美的华人教授一起去看台湾故宫在纽约的展览，感到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体会非常深刻，就像是活在那种文化里。”梁雷说，“跟他们在一起，我得到很多我在中国得不到的东西，觉得中华传统文化又活在我眼前。”

梁雷很珍惜能结识这些良师益友，“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都是一种机缘。我们说万里长城，有时我感觉近代中国在文化上盖了一个长城，一座切断自己文化的城墙，彻底把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断开了，而我从这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欲望，我希望能从新跨越到墙的另一边去，和自己的根从新连上。我和这些前辈们在一起时，我感到我的手能握到他们的手，我能到墙的另外一边，体会到一种非常高贵的，一种还活着的中华文化。”

梁雷还和京剧大师倪秋平成了忘年交。“我们谈了很多次话，讲京戏，讲中国传统艺术的美。”

梁雷还认识了来自大陆的史学家陆惠风。“陆惠风自己开了一个农场，我去帮他盖房子，我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只需给我最低的象征性的薪水，但每天干完活，要能和他一起喝茶聊天，听他聊中国的历史、文学等。”这样的聊天，是梁雷最盼望的一刻。

经常在一起聊天、看画的还有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职的郭罗基教授。梁雷说，“好多老师都是在国内碰不上的。像郭罗基这样好的老师，他如果在北大，在清华教，能教多少有才华的学生！可是他在中共的黑名单里，不能回国，因为他是上告共产党违法的第一个中国人。只有我这么有运气的人才能跟他学，很可悲的。这样的事太多的，波士顿有很多这样的流亡学者，我接触到不少这样的人。”

在音乐中展现中华文化之美

谈到音乐创作，梁雷说，“有人评论我的音乐，说能看到东方文化的东西。如果我能得到中华文化的精神，我希望能通过一种我自己的方式，用一种新的音乐语言，一种对自己来讲很真实的表现方式，用个人的音乐体验和想像力，来表达中华文化、亚洲文化特有的美感。我觉得这样更能展现文化的生命力。这也意味着要学习中西古今，但在创作的过程中要打破中西古今的束缚，因为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变化的能力，演变的能力。”

梁雷介绍说，“中国音乐本身是非常开阔的，其丰富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愿意把她概括成的简化的认识，比如说音阶，有人说中国音乐是五声音阶，但如果看编钟，是十二音阶；全世界古老的、流传到现在的古琴曲，《幽兰》，它有五声音阶，七声音阶，九声音阶，非常丰富。所以我总是惦记着中国音乐的丰富性和开阔性。我教课时也告诉学生中国音乐不能把它简化，不能简单地贴标签。”

“即使是民歌也很复杂。比如说，蒙古民歌。我听色拉西的音乐，就感到那种大自然，没有装饰过，纯原始的生命力，所以我很受感动。蒙古人有那么多优美的歌，他不是把那些长调拉得更优美，他是把那些音乐里生命的内涵，那种孤独感，更强烈地表达出来，很深刻的美， 很‘真’的美。”

梁雷的创作就是力图展现这样一种“真”的美。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自己的人文修为，也就很自然地、以独特的方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Takae是一个羽管键琴演奏家，两人相识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缘分和“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意境。梁雷说Takae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从她那里能得到最诚实的反馈。太太则说听梁雷的音乐，会把她带进一个清新的、不同的世界，让她心无杂念。

梁雷笑说，“中国了不起的音乐都可以起到净化心灵、提升精神的作用。很多古琴音乐，琵琶音乐，是非常高雅，非常深刻的，这也是我想推荐给喜好中国音乐、但又不了解中国音乐的学生，连中国人自己也很少听到这样的音乐。”

重建文化的努力和希望

梁雷还谈到有一次回中国时去拜访在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庙宇建筑，“这些地方现在是俗不可耐，我看了后非常痛苦。”日本朋友写信时告诉他，现在亚洲最古老的唐朝的佛教建筑，在日本奈良还保存得很完好，如果想看可以去那里看。

梁雷说，“我看完他的信就哭了，更痛苦了。美国九一一事件后，把世贸大楼遗址叫ground zero. 中国从文革以后，从文化意义上来讲，整个是一个ground zero，精神和文化上的零点地带、低谷。我们可能要用几百年的时间重建文化，这是非常可悲的。”

梁雷的声望越来越大，他也就利用尽可能的机会，“以个人的能力，实现重建我心里的中华文化的理想。”他和太太一起经常到中国参与钢琴比赛等艺术活动，跟国内的年轻人接触，有机会跟他们谈这些问题。

梁雷略带叹息，“现在一些大城市的学生，有一种自满的感觉，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见过，很了不起的样子，真正想学到真东西的态度失去了，特别可惜。”

但是让他感到珍惜的是，他说，“反而是在一些小一点的城市，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学生，而且他们学习知识的那种饥渴和冲动，让我感到很可贵。”

梁雷鼓励学生，不要把获奖、出名看重。他说，“如果学习有这么强烈的功利心的话，就没有可能产生真正了不起的音乐大师。”他经常让学生想的是，为什么来学习、追求音乐？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它给你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带来的是什么？他说，“到了那时才能真正谈音乐，否则都不是音乐。文化是音乐的基础，我希望人们对文化的关心，远远超出对个人功利上的关心。”

“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开个玩笑，有的人以购买假货为荣，就是因为假货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我希望把这种生命力、创造力用在正确的地方，能使我们的文化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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