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杨婕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报导）梁雷，哈佛大学作曲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音乐系助理教授。一九七二年生于中国天津，四岁开始学习钢琴, 六岁时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音乐作品，十七岁作为高中生赴美留学，二十五岁被产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哈佛大学院士协会聘为青年院士。除了获得众多奖项与荣誉，梁雷还受邀为纽约爱乐乐团、海伦堡爱乐乐团、台北国乐团、上海弦乐四重奏等作曲。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艺术家评为“为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气质起了先导作用”。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评价梁雷“对中国文化意蕴（包括原典）有独特领悟和表现方式”，音乐学家班丽霞评价他的作品，“在极其简洁的旋律内部有着丰富细腻的色彩流动，宁静自由的呼吸之间，蕴含着对艺术、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采访梁雷，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我们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欢的咖啡店见面。同来的还有他们刚过三个月的儿子，不过他一直躺在舒适的小推车里美睡。梁雷说话声音不大，平静的语音和少有装饰的词汇，传递着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理解和对音乐的挚爱，也让听者真实地感受到他内心荡漾的激情和纯真的生命力。
梁雷说，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从文化的意义上“挣来”、“得到”这种自豪感，这种真正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梁雷的学习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挣得对中华文化自豪感的过程。
现代中国人空虚盲目的自豪感
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梁雷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梁雷回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问底下的学生，有多少人读过全本《论语》或六祖慧能的《坛经》。“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不知道的书，你不知道这些书，你就不能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令他失望的是，底下上百的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是在北大。他在哈佛大学，问同样的问题，却发现美国学生读过这些书！
他说：“这个反差很大，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我特别在意的，就是从文化意义上，我们怎样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挣来，得到（earn），这种真正的自信，而不是一种空虚的自豪感。”
读书也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梁雷说，“我认为，文化这东西，不是说你得了一个学位，你有很多书，或你生为一个中国人，你就在这个文化群体中，就是她的一员。文化是必须要从零做起，一点点自己去挣得的。你对文化有没有体验，不是说你读过哪本书，而是你心里对这个文化有没有共鸣，有没有把她内在化，把她变为你自己个人的一种体验。”
作为一个音乐家，梁雷是怎样找回自己的文化，并挣得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的？话题从梁雷的“学习过程”谈起。
音乐之家 播下音乐文化的种子
梁雷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梁茂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研究中国音乐；母亲蔡良玉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西方音乐史，偏重美国音乐，是较早把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回想小时候的学琴经历，梁雷娓娓道来，“我开始练琴的时候，不知道中、西音乐的区别。当时练琴都是用的西方音乐，就以为是中国音乐，把莫扎特也当成是中国人。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学一些中国民歌，才开始意识到中西音乐的区别。可以说，小时候有很多种子，留在我心里，很久以后才慢慢发展出来。”
其中一个种子就是蒙古音乐。梁雷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内蒙古一个很了不起的音乐家，叫乌兰杰。每逢过年，乌兰杰就来串门。
“我小的时候，广播里总放一些民族大团结的歌，什么欢乐的草原啊，都是些政治性的歌，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音乐。乌兰杰老师一来，喝了一点酒，他就想唱歌，唱酒歌，或内蒙长调，那种音乐是很深刻的，也很悲哀的，表达的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表现大自然，表现友谊和勇气，有很多很有哲理的歌词。我那时候一听，印象非常深，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动人的音乐呀！”
他意识到这个音乐跟他学过的所有音乐都不一样，“在艺术上有一种特别感动我的东西，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在广播上听到的那种歌唱民族大团结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伪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可当你听到乌兰杰老师的音乐时，感到很真实，所以特别触动我。”
梁雷出国时就特别带着乌兰杰的音乐听。后来梁雷又接触到蒙古一代大师色拉西（1887－1968）的音乐，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在梁雷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听到来自蒙古大草原的音乐。他毕业后还专门回中国，到内蒙古，参与把色拉西的音乐录音复原，出版了《潮尔大师色拉西纪念专辑》的工作，并创作弦乐四重奏《色拉西片断》，纪念这位蒙古音乐大师。
六四后 为自由赴美求学
另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我的学校离天安门广场挺近，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我在上高中。这对我的冲击很大。” 这事逼迫着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思考，“当你看到自由可以被暴力夺走，那什么东西不会被夺走?”
梁雷的结论是，“我想唯一夺不走的就是我的想像力的自由。” 他认为现在很多时候他创作的动力都还是来自那次经历。“怎么能够扩大一个人内心的，头脑中的自由想像力，坚持这种想像力的独立性，使得这种想像力不受政治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不会被夺走。”
六四以后，梁雷的父母作为学者，也受到冲击，父亲作为最早研究文革音乐的人之一，他的文章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准发。梁雷在学校，“每天下午上政治课，就是写坦白书。” 父母也感觉到在那个环境下儿子不仅有危险，也不可能再受到好的教育，在国内学习无望了，所以决定要他出国。
梁雷回忆到，“我也很运气，我小时候开个人音乐会时，认识了一位美国老师，六四以后她就写信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虽然我当时不想出国，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北京，我们和北京市民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联系。但我父母认为我应该出国学习，这位美国朋友帮忙联系了德州的一个钢琴老师，愿意教我，于是我就这样‘被推出了家门。’”
找真相 自学中华文化
“但是出国以后，我马上就想找到事情的真相。因为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首先从政治、历史方面，我觉得是假的，经历了六四，我就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梁雷接着说，“所以一到德州，虽然我上的是中学，但我就到大学的图书馆里去，读了很多书。比如说中国历史，看台湾人怎么写中国历史，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地看。然后我注意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真相的不了解。我们在中国读书学到的中国文化到底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小时候对道家的文化非常不了解，对佛家的文化也非常不了解，对儒家的文化也是断章取义的教学。”
就这样，梁雷开始了“自学中华文化”的历程。“我从德州后来去了波士顿，先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学，那时我去哈佛大学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比如说，《佛经》，《道德经》等，这都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我不是片断地读，而是整本书去读，不是看人家怎么诠释，而是自己直接去看原典。”
阅读原典让梁雷意识到，“在国内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阅读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了。” 他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梁雷还手抄了大量的原典著作。如六祖慧能的《坛经》。梁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段历程时，写到，“《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不读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令我惭愧。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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